1936—1945年中共东北党组织与朝鲜革命关系

1936年初,中共东北党组织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示,提出了更加符合东北朝鲜民族抗日革命特殊性的新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东北朝鲜民族共产主义者肩负着“双重革命使命”,在东北抗战中积极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更加有力地推进了朝鲜国内反日民族独立解放斗争。中国共产党支援和推进朝鲜革命的方针政策主要是以东北党组织及其武装队伍中的朝鲜民族党员、团员和指战员贯彻执行的,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以金日成将军为首的朝鲜革命的坚强的领导核心群体。这一段历史是中共东北党组织正确执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树立东方反日民族解放斗争的光辉典范的历程,是东方各国人民并肩战斗、共同争取抗战胜利的伟大历史,也是以生命和鲜血坚实地奠定现代中朝友谊基础的宝贵的历史财富。

百年中国法治历史中的陕西党史元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模式,是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法治的探索成果,是从革命时期局部执政到当代中国治国理政法治经验的总结。党领导法治的历史,特别是中共中央在延安的十三年,蕴含着丰富的陕西党史元素,不仅体现在局部执政的法治建设、依规治党的经验,还体现为陕西党史中的红色法制历程。总结和凝练党领导法治历史中的陕西元素,有助于理解当代中国的法治,拓展陕西党史的研究。

论湘鄂赣苏区的奋斗实践及革命精神

湘鄂赣苏区是多支红军部队的诞生地,成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六个主要红色战略区之一。苏区军民坚持长达十年的艰苦卓绝斗争,积累了丰富的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和军队建设经验。这里不仅从秋收起义和平江起义即开始创建根据地,也是全国最早进入、最晚结束三年游击战争的区域。它生长和积蓄了自身的武装力量,有力地支援和配合了其他苏区的斗争,书写了自己的光辉历史,并为苏区精神增添了颇具特色的湘鄂赣革命精神的内容。

大党独有难题的出场意蕴、内涵指向与解决路径

大党独有难题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新时代新征程管党治党的战略自信、战略自觉和战略清醒而提出的新的重大命题,体现了对大党兴衰成败经验教训的深刻镜鉴、对大党治理面临共同问题的深邃思考、以大党忧患意识应对变局的历史自觉和以大党善治实现长期执政的历史主动。马克思在19世纪的无产阶级革命语境中阐述的“真正革命的党”具有存续时间长、组织规模大、使命任务重、精神气质佳、聚合能力强、法纪约束严的鲜明特质,对理解大党独有难题“六个如何始终”的内涵指向具有重要的参照与启示意义。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品格,是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成功路径。我们党要着眼于自我革命的主体维度、过程维度、目标维度和时效维度,在革命主体和革命对象、主观认识和客观实践、长远目标和阶段目标、量变积累和质变革新的统一中解决大党独有难题,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

《红色书信中的百年信仰》课程建设与实践

本文在结合前人观点基础上根据以党史为重点的“四史”教育的基本要求,探究红色书信中蕴含的精神内核,如家国情怀、理想信念、使命担当等。挖掘提炼红色书信与党史为重点的“四史”教育相关联的切入点、知识点和结合点。以此作为确定《红色书信中的百年信仰》课程的教育目标和教育内容的理论依据。通过精准把握现实落点、精细设置阐释方式的课堂设计,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覆盖教、学、考、评等全部环节以求课堂内与课堂外、线下与线上高度融合,进而引发学生情感共鸣、思想共振,提升学生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情感认同。

包容性法治: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法治特征及效能提升

党的二十大首次对“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作出专门部署,为中国共产党始终在法治轨道上稳步推进自我革命提供了制度保障。中国共产党在推进自我革命过程中,通过整合包容党内法规制度、国家法律、党的纪律、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等规范形式和内容,构建起由党章及其下设的党的领导制度规范、党和国家组织制度规范、党的自身建设制度规范、党和国家监督保障制度规范四大板块组成的制度规范体系。“包容性法治”框架下的自我革命实现了不同治理规范、治理主体、治理内容的包容,确立起全面整合、多元协同的法治秩序。这可从提升自我革命的制度协同性、体系融贯性、系统调适性等方面持续努力。

以党的自我革命精神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成功实践,造就了其自我净化、自我完善的政治性和革命性以及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主动性和开拓性精神,成为党开创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精神动力和精神支撑。党的百年自我革命实践中形成的“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问题导向”的科学方法推动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新时代新征程,以党的自我革命精神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行稳致远就必须要强化党的理论武装工作,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理论领航;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本领担当;健全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制度保障。

启蒙·嬗变·经验: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探析——基于社会主要矛盾化解视角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革命思想与革命实践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话语有着深远影响,为我们党的早期革命话语奠定了基调并提供了指引,是党的革命话语启蒙。围绕引导化解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党的革命话语经历了“原义出场转义延伸新义开辟”的语义嬗变,实现了从“暴力革命”到“建设”和“改革”再到“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指向跃升。在此过程中,党的革命话语积累了诸如实事求是的原则、问题导向的方法、守正创新的思维、贴近群众的风格等丰富的话语生成与运用经验,这些可以为构建引导化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革命话语提供借鉴。

中国共产党利用木活字印刷术开展革命出版事业考论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领导的根据地以农村为主,交通落后,经济和技术基础薄弱,又屡遭敌人封锁,铅印、石印、油印的设备及耗材严重匮乏,无法满足革命宣传和教育普及的需要。民国年间南方地区由于纂修家谱等原因,木活字印刷业仍较为活跃。其成本低廉、操作简单、方便转移,于是中共党政军机关主动利用木活字印刷革命读物和文件传单。这一现象主要出现在土地革命时期江西、湖南、湖北和安徽等地的苏区,出版物以初级教育课本为主。此外,中共还通过刻制木活字补充损坏或者缺少的铅字。传承千年的木活字印刷得以发挥余热,有力推动了当地的扫盲和群众动员工作,为偏远地区传播革命火种。

民初“革命党”概念内涵的变迁

民初“革命党”概念内涵的变迁是革命概念和政党学说从对立到统一、相互激荡、共同演进的历史。在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和政党是两个完全分离的概念。“革命党”这一概念的内涵相对而言比较狭隘,意指从事暴力革命、颠覆政权的激进团体,革命党不被归类为政党,并非“革命政党”的简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革命”概念的内涵发生变化,其正面意义日益凸显。20世纪20年代初,在对旧式“革命党”日趋失望的过程中,知识分子开始重新重视政治及其政党的作用,主张建立新的政党,从而为丰富“革命党”这一概念的内涵提供了契机。此时,早期中共党人依据马克思主义政党观对政党问题的论述,率先打破了旧有的政党观念束缚,把“革命党”纳入政党的范畴,将革命与政党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赋予了“革命党”概念新内涵,促进了革命政党理论的形成。这一新论断,最终也被中国国民党所接受,推动了其在政党问题认识上的成熟。革命政党的出现,不仅意味着原有的革命与政党对立的议会政党理念的破产,也为革命胜利后的革命团体继续保有权力提供了正当性和合法性。

中国共产党红色基因的现代传承思考

根植于中国人民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人语境之中的红色基因,融汇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人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三重基因,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以及改革的历史进程中逐步积淀下来的宝贵精神财富。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现代中国史是红色基因生成与发展的特定历史背景,其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传承红色基因的历史厚重感。从唯物史观的视角考察红色基因的生发脉络、生成源泉以及生存状态是解读新时代视域下红色基因来龙去脉的题中之义。红色基因的稳定性与发展性等鲜明属性特征、党内传承与党外宣传等主要传承方式以及红色基因的内在价值从不同方面分别回答了新时代红色基因何以能够传承的现实命题。新时代,应从传承红色基因的实然基础出发,循序渐进地实现传承红色基因的应然目标,这是社会各界理应坚持的基本原则。分布在全国各地的红色资源既是红色基因的承载实体,又是阐释红色基因的现实教科书,因此,既要强化红色资源的教育引导功能,通过开发与保护,用好用活红色资源,以夯实传承基础;又要择取精准传承方式,将红色基因融入学校教育,开发红色基因新样态,以提升传承实效;还要以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为抓手,通过加强体制机制建设,为有效传承红色基因助力。

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党团关系研究——以青年团在军队内组织形态为线索

中共中央“九月来信”和红四军九大决议案中关于红军内是否应设团小组的不同意见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共产主义青年团对于军队内团的组织形态的认识分歧。大革命失败后,在取消主义和先锋主义观念的影响下,青年团从最初得以在军队内设置单独支部,到最后被取消独立的组织系统,在党的系统之下开展青年工作。在这一过程中,党和团的组织规模对比变化、干部人才的数量和质量、游击战争的复杂环境,尤其是青年团对“工作青年化”的转型方向和青年利益存在的认识误区等都对这一时期的党团关系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也为当前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开展青年工作提供了历史借鉴。

革命法制在传统乡村的实践

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中国共产党依靠武装力量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从南到北陆续建立了若干大大小小的革命根据地,开始执掌局部政权,开始了最初的法制实践。这些根据地政权全都位于乡村,又均为近代中国地理位置最为偏僻、社会经济最为落后的地区,具有血缘组织强大、传统儒家伦理影响深远、人口少、居住分散、文盲率高、工商业不发达等特征,既无共产主义文明产生之元素,也非现代法治驰骋之场所。中国共产党按照马克思主义国家观、法律观,借鉴苏联以党建国的经验,对乡村进行重塑和改造。根据地政权建设和法制实践经历了从简单移植到自主创新两个阶段。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或将法制作为革命工具,或将法制作为治理手段,或将法制作为政治动员工具,通过增强个体感受、斩断与传统乡村的联系、从整体上改造社会等各种办法,调整各种复杂的利益关系,在革命和秩序之间寻求平衡,在变动中构建新的社会秩序,使生活在乡村中的底层农民与革命法制有了真实接触。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最初的法制实践也不可避免地深深打上了乡村的烙印。

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

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历史发展问题,既是一个贯穿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进程的政治命题,也是一个内涵丰富的理论、实践、价值问题。纵观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发展历程,始终贯穿着历史与现实互契、理论与实践互动、价值与真理互融的内在发展逻辑,表现为解决“两大主要矛盾”、完成“两大历史任务”的生成逻辑,贯穿“一个指导思想”、强化“一个精神动力”的理论逻辑,立足“四大社会变革”、实现“三个伟大飞跃”的实践逻辑,执着“四大价值追求”、谨记“三个不能忘记”的价值逻辑,面向“三大历史任务”、把握“三个变与不变”的时代逻辑,系统回答了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生成与发展的问题,构成了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历史发展的逻辑理路。

毛泽东“革命党”概念的生成逻辑和时代启示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革命性始终是其基本属性。“革命党”是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共产党政治话语体系中的一个标识性概念。毛泽东的“革命党”概念有着深刻的理论渊源、实践基础和历史动因,这一概念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体现,其形成与发展贯穿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对立党、兴党和强党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要以历史主动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在解决大党独有难题过程中跳出历史周期率;以战略思维推进伟大社会革命,不断开创“中国奇迹”“中国之治”的新境界;以系统观念推进国家治理变革,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李大钊对伟大建党精神的历史贡献

作为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先驱,李大钊对伟大建党精神的形成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李大钊倾尽一生求达于真理,为共产党人提供信仰之源;倾其所有矢志于民族复兴,为共产党人明确了初心和使命;倾其生命献身于革命事业,为共产党人树立了英勇斗争的典范;以毕生的赤胆忠心和赤子情怀为党分忧、为民造福,为共产党人树立了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典范。

中国共产党交通战线革命精神内涵研究

围绕立国、兴国、富国、强国战略,在我国交通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形成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以“两路”精神和青藏铁路精神为代表的交通战线革命精神。其内涵是坚守信念、甘当路石的爱国奉献精神,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英雄主义精神,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开拓奋斗精神,进无止境、勇创一流的科学创新精神,交融共享、命运与共的民族团结精神。忠诚爱国是其灵魂,奋斗奉献是其底色,民族团结是其基石,开拓创新是其动力。交通战线革命精神始终贯穿着伟大建党精神的核心价值理念,是建设交通强国、实现民族复兴的强大力量。

从反袁到附袁:谭延闿与二次革命

袁世凯上台后,为巩固和加强自己的统治地位,在军事上极力削弱南方革命党的力量,政治上暗杀主张政党政治的国民党领袖宋教仁,经济上向列强举借2500万英镑的善后大借款,由此引发革命党发起反抗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对袁世凯一系列镇压革命党的举措,作为国民党的湘督谭延闿均表示强烈反对,并进行了猛烈抨击,另一方面又不愿参加南方革命党反袁的革命,与袁世凯决裂。二次革命期间,谭延闿游移于革命党与袁世凯之间;革命失败后,屡屡向袁世凯效忠,同时希望国务总理熊希龄斡旋湘省与中央的关系。在袁世凯的压迫下,谭延闿最终被褫夺湘督之职,并赴京附袁。二次革命期间,由反袁到附袁所表现出态度的转变,反映了谭延闿作为资产阶级立宪派妥协性的本质,同时也是他对当时社会的主导舆论、南北双方力量对比及湖南自身实际情况等多重因素综合考虑而作出的政治抉择。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形象塑造的基层实践及成效:以陕甘地区为核心的考察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组织逐步深入农村,在农民中构建自身政党形象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为了纠正人民群众对党的认知偏差、反击国民党的污蔑宣传、创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中国共产党积极开展形象塑造工作。通过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加强党的纪律建设、满足群众发展需求等举措,成功塑造了组织严密、纪律严明、亲民爱民的政党形象。中国共产党形象塑造的实践,发展壮大了党的自身力量,提升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力,增强了党的社会动员能力,为创建和巩固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也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形象塑造工作提供了一定借鉴意义。

红色家书涵养共产党人革命精神研究

革命精神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品格、道德品质、优良作风等革命风范,是党和国家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独特的政治优势。红色家书是革命先辈们情感的真实表达,更是共产党人革命精神的生动描绘。红色家书与共产党人革命精神存在关联性。红色家书蕴含着丰富的共产党人革命精神内涵,既有崇尚大义、胸怀大我的家国情怀,顽强拼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又有对党忠诚、虽死犹生的英雄气概,追求真理、坚守理想的革命信念。新时代,要弘扬红色家书中共产党人革命精神,就要保护利用好红色家书,深挖革命精神内涵;加强红色家书教育教学,强化对革命精神的思想认知;推进红色家书教育实践,提升传承革命精神的行为自觉;拓宽红色家书传播渠道,增强革命精神影响力和感召力。这有助于共产党人革命精神薪火不灭,代代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