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牡丹谱与晚明亳州社会——以《亳州牡丹史》为中心

晚明时期的亳州是牡丹种植与赏玩的中心,这一时期关于牡丹的集大成之作是薛凤翔的《亳州牡丹史》,略考书中人物约有54位,包含了焦竑、袁宏道等名士,也有不少园丁花户。因此,这本牡丹谱勾勒了晚明亳州的“牡丹交往圈”,从中可以发现牡丹在亳州社会起到了相当重要的粘合作用,它不仅维系了士人的关系网络,而且使得下层百姓也能与地方士人进行相应的交往活动。《亳州牡丹史》所体现的这种“社会史”价值也反映了当时士人的“阶层感”,他们需要通过具体的“物”去构筑与往昔先人的联系,由此保持这种文化资本带来的社交网络,同时需要通过撰写诸如《亳州牡丹史》这样的著述来与下层民众所“区隔”。在这一背景下,关于“自然之物”的花谱也就不那么“自然”了,它们其实是士人彰显“文化权力”的一种途径。

清钮琇及其《亳州牡丹述》述论

钮琇学识素养较高,曾跻身于仕途,先后任项城、白水、高明县令。为政期间,除恶、减赋、重建置、兴教育,政绩卓著,还留有大量著作。钮氏早年就依据见闻写成《亳州牡丹述》一书,后被辑入代表作《觚剩》中,被《清史稿·艺文志》等著录,版本亦多,有临野堂本、《说铃》本及《昭代丛书》本等。全书1808字,叙述了撰述原由,按姓氏、颜色、人物等为143个牡丹品种分类,描述了异种之精品的色状及取名原由。《亳州牡丹述》在中国古代花卉文献中占有重要地位,对亳州经济、文化与社会的研究亦具有重要史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