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双评价”约束和PLUS模型的三重城镇开发边界划定

为解决城镇快速发展带来的用地矛盾和建设用地无序蔓延等问题,该研究以咸阳市为例,基于“双评价”技术方法划定城镇建设适宜区与不适宜区作为约束条件,在此基础上,引入PLUS模型模拟咸阳市2040年土地利用变化情况,最终划定并修正相对应的三重城镇开发边界。结果表明:1)咸阳市南部以城镇发展和农业生产为主,北部以生态保护为主,城镇建设适宜区面积为1368.98 km^(2),不适宜区面积为3853.04 km^(2)。2)PLUS模型模拟得到2040年城镇建设用地面积为133.86 km^(2),与未加约束的自然发展情景相比,未利用地面积明显减少,耕地、林地、建设用地等面积均有增加,有利于实现土地的高效利用。3)划定除城镇建设不适宜区外的底线城镇开发边界、由城镇建设适宜区构成的备用城镇开发边界、以及将2040年城镇建设用地作为范围的优先城镇开发边界面积分别为3863.39、852.28和134.84 km^(2)。该方法划定的城镇开发边界能够满足城镇动态发展的需要,有利于解决城镇发展、耕地保护、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并为规划实践提供方法参考和决策依据。

公开出版物上中国历史地图表示方法

中国历史地图是最能表达我国疆域由来和版图变迁的地图,关乎国家主权、安全和利益,具有严肃的政治性、严密的科学性、严格的法定性及极强的专业性。在地图管理工作中,中国历史地图的地图审核退图率高,地图监控的“问题地图”发生率高。本文充分分析历史地理学术专著和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历史地图表示特点,深入研究相关政策和技术要求,从中国历史地图古今内容对照表达、历史疆域(范围、界线和底色)及历史地名等方面,对中国历史地图的公开表示方法和要求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为公开版中国历史地图的编制、审查及使用提供了参考,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历史地图的健康繁荣发展。

南朝“以淮为界”疆域观的形成及其影响

南北对立时期,南朝“以淮为界”的疆域观是从“以河为界”演变而来。元嘉北伐,宋文帝志在河南而无意染指河北,得地而不能守,北境国界退至汝颍。宋明帝泰始年间再失淮北四州及淮西,国界退缩至淮河。刘宋建立起缘淮巡防制度,以应对北方的威胁。从“以河为界”退至“以淮为界”,实为北府兵战斗力日渐衰退在疆域上的反映。刘宋“以淮为界”,且无力管控疆埸之民,顺势演化出“淮禁”,齐、梁、陈相沿成习,北齐占有淮南后因袭不改,遂成为旧制。这项内淮南而外淮北的分化统治策略,给南北贸易造成截然相反的两种面相:官方层面的南北粮食贸易被禁绝,但在江淮民间,百姓违禁走私相当频繁。南朝以江淮为险,守江不如守淮,奠定了淮南优重的特殊地位。随着淮北不断被边缘化,南朝对淮北民众的认定由原先的“旧民”变为“杂汉”“伧荒”再至“虏”,折射出淮河由南北政权分界线逐渐演变成“限隔华夷”的种族分界线。

国界建设:现代国家的一项基础性工程

国家边界是国家划界行为的空间结果,其本质是国家实现领土控制的一套制度安排。作为现代国家的一项基础性工程,国界的建立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它是承认和限制主权的标志、领土分配的主要标识、国家安全的重要机制和国家认同的影响因素。现代国家为了实现和强化领土控制权,会对领土边界实体以及附着其上的法律关系、制度安排和政治意义进行创建和优化,这一国界建设过程包括条约性国界建设、物理性国界建设、制度性国界建设、观念性国界建设四个实践维度。

边界、流动与控制:清代水师的缉盗困境及其调适

清前期,国家通过一系列海域勘界活动,建立起一套以海界划分为内核的海洋控御体系,以控制海盗的自由流动,实现对流动人群乃至中国近海海域的绝对控制。然而,从海疆治理实践来看,海界愈分愈细,分散了沿海水师的机动作战力量,加剧了其在统筹行动、跨辖区合作等方面的困难。与此同时,随着海界的固定,水师营汛之间形成了根深蒂固的畛域之见,海洋缉盗的以邻为壑现象日趋严重。面对水师缉盗的结构性困境,清中期以降,清政府试图对原有的海洋控御体系进行调整,包括加强对水师越界缉盗行动的引导、试行跨界巡哨制度、筹建独立的专业化水师,努力突破海界的束缚。陆地国家治理体制与具有高度流动性的海洋社会之间的矛盾,是清代海洋缉盗陷入困境的深刻症结。

县(市)中心城区范围确定方法研究——以吉林省永吉县为例

中心城区是县(市)级总体规划的重要概念和规划层次,但长期以来存在概念内涵不明晰、划定方法无规范的问题。本文采用理论研究与项目实践相结合的方法,首先对中心城区的概念和相关研究进行辨析梳理,并结合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构建需求重新提出中心城区的概念内涵。其次,借鉴城区范围确定技术规程和城镇开发边界划定要求,结合县级国土空间规划编管实践提出中心城区范围确定的技术流程。最后选取吉林省吉林市永吉县中心城区对方法进行验证及优化,保障方法的规范、合理、易操作,以期为后续的规划审批、体检评估和法规标准修订提供参考。

城镇开发边界对城郊融合类村庄规划的多维影响与应对策略

分类开展村域国土空间规划是在村级层面贯彻落实国土空间详细规划的重要任务。城郊融合类村庄是完善城乡结构秩序、统筹城乡功能布局的主要载体,其深层规划指向是突破城乡分离的传统规划范式,为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探索规划经验。文章通过梳理城镇开发边界内外分治的多维影响,提出只有在集体建设用地国有化试点、规划制度设计、城乡联合治理转型三个层面同时做出改革突破,才能构建以统筹城镇开发边界内外土地制度、规划体制、治理体系为基础的城郊融合类村庄系统性规划框架,为城郊融合类村庄规划提供路径参考,助力国家农村城镇化转型。

跨界治理网络视角下深港跨界区域协同发展研究

在全球化语境下,跨界区域成为提高国家竞争力的战略地区,跨界治理也逐渐成为区域一体化研究中的关键议题。当前,随着逆全球化趋势日渐严峻,区域治理转型探索对国家发展至关重要。文章基于政策网络理论构建了跨界治理网络研究框架,认为在跨界治理中,各政府行为体基于共同发展目标,在中央权力重构下,形成多层次、系统性的政府共商组群,共同作用于跨界区域发展。其中,经济地域化与政府能力是理解这一概念的关键。在“一国两制”制度框架下,以深港跨界区域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指出了经济地域化进程与跨界治理网络构建之间的密切关系,探讨了跨界治理网络的运作方式,进而分析不对称治理下辖域网络内的政府-社会关系对跨界治理网络的运作的影响。研究证明,跨界治理网络是一种韧性的治理机制,克服了传统政策网络在实践中的局限性和过于简化的问题;并将跨界的经济和制度都根植于可变化的地域背景之中;采用多层次治理方法中的“通用”和“特定任务”来描述不同的政府共商组群,同时引入“倡导联盟”框架的理念,有助于理解政府主导的跨界地区制度一体化的过程。在跨界治理网络的动态构建下,这种多层次、系统性的治理方式将带动深港跨界合作不断深入发展。

面向国土空间规划的分层级空间管控逻辑思考

现阶段我国国土空间规划框架已基本完成,并初步形成了以边界底线管控与分区功能引导相结合的管控模式。但由于目前对国土空间规划的管控研究大多缺少用分层级视角来考量空间管控边界划定的逻辑,所以本文在识别空间管控边界的内在关系的基础上,通过分层级的国土空间规划管控价值观选择与管控力度区分,思考不同空间管控边界划定的管控逻辑,以期为拟定更精准、能协调、可实施的分层级空间管控策略提供逻辑支撑。

领海安全视域下我国海疆历史档案音像化开发研究

我国现存有丰富的海疆历史档案,从维护国家领海安全的政治高度,对档案进行音像化开发,有助于利用其可视化、形象性优势,开展海洋意识教育,维护领海安全。论文基于海疆历史档案开发背景、现状,提出海疆历史档案音像化开发问题;在阐述档案内涵外延,音像化开发含义、优势的基础上,提出海疆历史档案音像化开发对策。依托证据链理论,从构建营运机制、策划开发选题、征集组合档案、制作音像产品等维度对海疆历史档案进行音像化开发,可形成可视化档案证据产品,从文化宣示主权的高度,维护国家领海完整与安全。

国土空间规划视角下霞浦县城镇开发边界的划定实践

文中以霞浦县城镇开发边界的划定为例,研究了城镇开发边界划定工作的技术路线和方法,并提出管理措施,为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工作提供科学参考。

清代海洋失事查勘制度建设及其困境

清康熙二十三年开海后,中国近海海域因海盗活动造成的商民船只失事案件持续增加。为维护海洋社会秩序,强化海上司法管辖,清政府在全面勘定沿海地方海域边界和内外洋界限的基础上,建立起一套海洋失事查勘制度,试图使海洋失事案件责有攸归。不过,随着清廷对失事查勘主体的问责机制日趋严密,加之缺乏有效的激励手段,海洋失事查勘制度的推行面临沿海文武官员的层层阻力。同时,失事船主“候官会勘”司法程序的取消、传统水师洋图绘制技术的滞后,也影响了该制度的实际运行效果。朝廷定例与沿海地方司法实践之间的矛盾,是清代海洋失事查勘制度陷入困境的症结所在。

国土空间规划改革背景下城镇开发边界管控研究

城镇开发边界是新时代生态文明背景下国土空间管控的重要管控政策工具,旨在引导城镇空间集聚高质量发展。随着“三区三线”划定成果的批复,各级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工作已经入尾声,如何确保城镇开发边界划定后城镇建设用地科学、高效、精准地落实到空间上,本文对城镇开发边界管控应注意的重点进行了探讨,衔接国土空间规划事权,从城镇开发边界管控体系、城镇开发边界内外管控重点、城镇开发边界调整机制三个方面提出了管控建议。

城郊一体化地区国土空间详细规划编制与管控策略研究——以福州现代物流城为例

城郊一体化地区是“十四五”期间,部分城市重大项目的落地核心区。在国家加强国土空间详细规划工作的要求下,探索城郊一体化发展地区详细规划编制和管控策略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梳理既有研究与最新政策,总结详细规划编制新要求与老困境,并以福州现代物流城为例,从强化规划“全域精准、差异管控”,提出“全要素分类分时、精度谋划布局”和“全域分区分级、差异编管”等详细规划高效编制与管控策略。

基于凸壳构造技术的领海基点选取问题研究

领海基点的选取数量及其空间点位分布的不同,对海域划界结果有着重要的影响。在传统的领海基点选取工作中缺乏一种有效的用于检验选取方案优劣的数学模型,因而这一工作中存在着不确定性因素。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提出了利用最小凸包(凸壳)构造技术实现领海基点最优选取的思路和方法,并在此基础上对某群岛的领海基点选取方案作了实例分析。

中朝图们江界河形成源流略考——以朝鲜王朝的东北方经营为中心

中朝以图们江为界河的状况,最早发生在公元14世纪末。由于朝鲜王朝继承高丽王朝实施北进政策,图们江便由此从下游开始了其最初作为界河的历史。15世纪中叶,因朝鲜王朝北设"六镇"等镇堡形成江防体系,图们江中下游界河完全形成。16-17世纪,又因朝鲜王朝在图们江上游南岸设立茂山镇,图们江上游也开始了成为界河的历史。18世纪之后的中朝勘界活动,更进一步确定了图们江上游"江源"段界河。显然,图们江历经五、六个世纪最终完全成为中朝界河,正是朝鲜王朝长期在其东北方积极开拓经营的结果。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主要是明朝的统治者们对此却始终处于"淡漠"甚至是"忽视"的状态。

“有疆无界”到“有疆有界”--中国疆域话语体系建构

中国疆域的形成与发展,以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尼布楚条约》的签订、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新中国的成立为界,划分为4个不同时期。历代王朝的疆域固然是中国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历代王朝之外,尤其是边疆地区存在的众多族群及其所建政权的疆域,也是中国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称之为“自古以来”并无不妥。《尼布楚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疆域开始从传统王朝国家“有疆无界”向近现代主权国家的“有疆有界”转变。域外殖民势力东来并构建殖民体系,不仅终止了中国疆域的“自然凝聚”过程,而且已经明晰的疆域也遭到了蚕食鲸吞。当今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是1949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过与邻国签订一系列边界条约才得以最终确立的。

东盟国家间领土边界争端的成因及影响

二战后东盟国家之间大都存在着领土边界争端,其实这种争端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东盟国家之间的陆上疆界或岛屿主权的争端;另一种是东盟国家之间因海洋资源的获取、领海及大陆架疆界的划分问题而出现的争端。本文认为,东盟国家间所产生的这种领土边界争端的原因主要是"殖民主义的遗产"、历史纠葛和国家之间经济利益的争夺。这种争端不仅给东盟国家之间的关系造成不稳定的影响,而且也影响到东盟的安全协调体制。

明代湘黔边"苗疆"堡哨"边墙"考

本文通过正史和地方志资料,加之作者的实地考察,详细地考证了明代湘黔边"苗疆"堡哨和"边墙"的沿革与兴废,并指出其历史地位。作者认为,堡哨"边墙"是镇压、控制当地少数民族的特殊军事设施和暴力工具,但在客观上和某种程度上,也起到了保留和维持"苗疆"相对稳定的历史作用。

对陆地水域及其边界的探讨

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水域是指现状或规划条件下,具有一定规模的承泄地表淡水的区域范围,水域边界是承载多种功能周边的外轮廓线。明晰水域的边界轮廓,可依法加强对水域的管理和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