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欧公投与英国国家身份变迁

2016年全民公投及其开启的脱欧进程对英国的国家身份产生了持久深刻的影响,为认识全球化、地区一体化背景下民族国家的身份变迁提供了重要的经验案例。英国入欧40多年来,经历了国家身份的欧洲化和疑欧主义的崛起两个并行不悖的进程。英国新的欧洲身份维度与其固有的国家身份要素出现趋同和趋异,导致脱欧公投,使英国国家身份在欧洲维度发生了革命性变化,也成为英国自身历史发展中重要的"宪法时刻"。脱欧公投在议会主权原则、政治经济与社会共识、中央与地方关系、新的欧洲与全球角色定位等层面带来了制度、观念上的变迁,使英国国家身份面临不断建构与重构的过程。对于历史上长期扮演世界性大国角色的英国而言,能否有效应对脱欧挑战,在新一轮互利、共赢、包容、开放、均衡的全球化共识的形成进程中扮演积极角色,对其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的未来至关重要。

论施米特对自由主义民主制的批判及其局限性--从英国退欧公投谈起

2016年6月23日,英国通过全民公投方式决定退出欧盟。虽然全民公投是自由主义民主制最为推崇的方式,但是英国的全民公投不仅产生了世界意料之外的结果,而且出现了民众对公投结果不认可等一系列问题。而这些问题与德国政治思想家卡尔·施米特上世纪初在对自由主义批判时所提出的问题十分相似。所以本文力图通过研究施米特对自由主义民主制的批判,来认识英国退欧公投产生问题的根源和自由主义民主制的局限性。

难民问题对英国脱欧公投的激化分析

2016年,英国进行脱欧公投,脱欧派取胜。英国走向脱欧有一定的历史渊源,但也包含着偶然性和意外性,这种意外性与欧洲难民问题所催生的现实问题有关。近年来,欧盟的一系列危机都使其成员国的离心倾向加深,尤其是公投前愈演愈烈的难民危机直接影响了英国民众对于脱欧与否的态度倾向,可以说难民问题从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激化了英欧关系分裂。

英国“脱欧”公投中的民粹主义现象分析

民主有两副面孔:一是体制内代议制间接的精英民主,一是体制外民粹化直接的草根民主。在脱欧公投中,民粹主义主要体现在留欧、脱欧与悔脱欧话语体系中对精英的怀疑以及民粹裹挟下的民众非理性情绪的宣泄。而不同群体之间的分裂、难民危机所造成的精英层与民众的离心倾向、政党之间的分裂、英国右翼媒体的推波助澜以及英国独立党哗众取宠的宣传等是造成这种民粹主义现象的重要原因。

英国脱欧公投和哈贝马斯民主理论的疑难

英国脱欧公投是一个影响深远的"总体历史"事件。它表明,民主与资本主义之间无法达成和解,自由主义民主无法化解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危机。当检视这一事件时,作为欧洲一体化理论倡导者哈贝马斯的民主理论"赫然在场"。英国脱欧公投的民主实践,打碎了哈贝马斯民主理论的"智性设计"。英国脱欧公投实践不仅证实了欧洲民主的现实危机,而且揭示了哈贝马斯民主理论的四大疑难。该理论以"后民族"结构形塑"超国家主体",却无法超越民主的"国家容器"主体限制;它以话语民主奠基欧洲认同,却无法逃避历史文化的多元性;它以全民公投构设人类命运,却无法应对集体选择中的非理性与无意识;它以话语民主解决自由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却无法解决民主意愿形成的可行性与话语伦理的认知理性之间的矛盾。

悬浮议会、全民公投和政党政治结构性问题——英国脱欧背后的政治逻辑

英国脱欧已终结两位首相的政治生命,议会不但没有达成共识的预兆,反而因为首相人选、欧盟议会选举英国国内政治分歧进一步加剧。政党本身聚合社会分歧的功能下降,导致无法凝聚选民共识而产生悬浮议会,“行政权—立法权”之间由绝对多数政党占据议会并组阁而形成的协同机制遭到破坏,一党少数派内阁及其党内分裂,加之司法介入,最终导致“议行”关系被彻底重塑。执政党为获得更好的授权基础,或借助人民主权的表达工具—全民公投,或开启提前大选,但两次失败的尝试又进一步削弱了执政党的行政能力,人民主权的合法性与公共权力的正当性之间的矛盾纠结,执政党与反对党之间的否决对抗,最终导致政党政治出现的结构性问题,这是英国脱欧困境背后的政治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