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解读与历史研究——以古藏文中的词语chu Gang、lta zhig、rje blas为例

古藏文中的chu Gang、lta zhig、rje blas等三个词语,屡次出现在吐蕃时期的石碑文、敦煌文、简牍文等中,在后期的部分《甘珠尔》《丹珠尔》文献中,也以变异或拆解的形式出现多次。通过古藏文学者对此类词语的解读和辨认,解答了chu Gang、lta zhig、rje blas等三个词语的部分含义。但随着文字考古研究的不断深入,古藏文的文化及阐释语境有了更大的拓展,也给研究古藏文的学者们提供了更全面的阐释空间。比如:古藏文chu Gang一词,在吐蕃时期仅用来表达君臣之间的忠信关系,至后宏时期其意义逐渐延伸,可以指称婚姻里的忠诚与信任,因此不能将其单纯地理解为英勇忠良之意;而lta zhi一词的语义不断虚化,逐渐具有了介词和虚词的功能,其所指也因语句搭配而发生变化,一味地将其解释为“他”或“他本人”是不准确的;通过词语考究和语素分析发现,rje dlas一词中的“rje”指的是君王,而“dlas”(藏文dlas后来作slas)则指帐中亲信,因此,rje dlas一词可以用来表达忠诚侍奉君王的一种责任和义务,rje dlas一词的这一含义也被后来的历史叙事所继承,部分教法史在叙述“六大决议法”(bkav gros chen mo)时,常以“保护赞普,不遗余力地侍奉”(rjevi sku vtsho zhing zho sha blar dbul)来扩解rje dlas一词。

“绮心儿”正名

早在吐蕃时期,西藏本土曾涌现出了众多名为“绮心儿”的历史人物。在藏文和汉文史料里,其作为名字的前缀屡屡出现,汉文存在“绮心儿”“乞心儿”“骑心儿”以及“起律心儿”等多种不同的写法。由于“绮心儿”在汉藏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及促进国家统一等方面成就斐然,故而受到了国内外学界的瞩目。迄今,已有众多前辈专门探究了“绮心儿”的姓氏、生平与事迹,为深入研究“绮心儿”筑牢了良好根基。文章依据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大事纪年”以及其他藏、汉文献中的相关记录,针对“绮心儿”一词的基本内涵,其在称谓里的作用和变化等问题展开探讨,旨在助推学界对该问题的进一步研讨。

吐蕃统治敦煌的监军、监使

吐蕃统治敦煌时期设有大监军使,简称监使,又称为节儿监军,藏文写做khri spyan或rtse rjespyan,即万户悉编或节儿监军,也可简称为节儿,是仅次于敦煌乞利本(khri dpon,万户长)的当地第二号军政长官,主管军事、司法、农业生产等事务。另外,吐蕃在敦煌还先后设置了汉人部落监军、汉人监军(rgyavi spyan,亦译为唐人观察使)等官员,地位在大监军使之下。在吐蕃统治下的河陇、西域及其他地区也设有悉编(spyan)一职,为吐蕃在该地区的重要职官。这一职官对后来河西归义军政权的职官制度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青海循化藏族的“果杰”帽

循化撒拉族自治县位于青海省海东地区,现有四个藏族乡。东接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北连化隆回族自治县,南面和西面与黄南藏族自治州为邻。通用的语言是藏语、汉语、撒拉语。本文以比较和描写为研究方法,以青海循化一带藏族妇女服饰“果杰”帽为研究对象,主要探讨“果杰”帽的特点及其历史渊源。文章初步认为藏族的服饰文化是一个多样性的文化,既有其共性的一面,也有个性的一面。

1414年大慈法王奉命进京朝见及永乐皇帝的安排

大慈法王释迦也失是半个世纪以来我国藏学界特别关注和重点研究的西藏历史人物之一,作为宗喀巴主要弟子之一,代表宗喀巴于永乐朝和宣德朝两次奉旨进京,分别被封西天佛子大国师、大慈法王。文章主要关注的是释迦也失1414年第一次奉命进京朝见永乐皇帝地点问题,以及朱棣所作相关安排的历史背景,并由此进一步延展出明朝中央政府对刚刚兴起的格鲁派的支持态度。

赞普、国王与法王:后吐蕃王朝时代藏文史籍中君主称号的嬗变

9世纪中叶吐蕃王朝崩溃以后,“赞普”作为最高君主称号在藏文史籍中日渐消减。13世纪前期成书的《第吴宗教源流》中记载了吐蕃王室后裔建立的众多地方割据政权,其君主仍然被称为赞普,但14世纪中后期成书的《雅隆尊者教法史》《西藏王统记》等著作则基本上以国王或国主名号指称这些割据政权的君主,到了晚期如《拉达克王统记》《安多政教史》的写作中,对吐蕃时代的赞普都不再使用“赞普”的称号,而是以“国王”或“法王”的称号替代。虽然都是早期藏族社会中的君主称号,但“赞普”拥有普通“国王”所不具有的神圣性——天神降世与权势煊赫,然而赞普的神圣性随着统一王朝的崩溃与君主制在后吐蕃王朝时代的式微而日益衰减。赞普称号最终退出历史舞台,反映的是吐蕃分治割据时代新的权力结构与权力关系的来临。

吐蕃国相尚纥心儿事迹补述——以敦煌本羽77号为中心

羽077号的《本阐晡为宰相就灵龛祈愿文》、《某判官为国相尚纥心儿祈愿文》和《赞普祈愿文》,记载了公元818年顷,在敦煌举办的与吐蕃宰相尚纥心儿相关的三次佛事祈愿活动,主办人分别为钵阐布、专使大判官和赞普(名义),反映尚纥心儿第二次短暂住敦煌期间曾一度想辞官事佛,但又不得不重新出山的情景过程。尚纥心儿一生前后三次到敦煌,晚年又在敦煌建造圣光寺。

一世班禅克主杰的治学实践与理念

文章针对一世班禅克主杰研究滞后问题,从祖籍家世、求学生涯、慧眼识珠三个层面论述其潜心追求新知和探索未知领域的基础上,着重阐明克主杰自幼旗开得胜、开创文风、建寺讲学、严正声明、入主金席、利益他人方面的治学路径,尤其秉持尊师重道品德、推崇辩论启智学风、创新闻思学院建制、坚持守正创新理念、开显宗师究竟密意、注重人才培养质量、独具建筑工艺匠心等方面敢为人先、勇于实践的治学精神,为坚持我国佛教的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进一步加强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约束、全面从严治教、带头守法遵规、提升佛教修为等方面提供了如何依理抉择根本正“见”、怎样科学实践正“行”为主的具有本土特色和时代特征的历史经验和学理依据。

古浪吴坚久智曲洋多杰生平事迹考究

古浪吴坚久智曲洋多杰系宁玛派活佛,大师讲经传法,传播宁玛派教法,引进先进科技,推动地方社会发展,并毕生致力于促进汉藏民族团结。民国初期,古浪吴坚久智曲洋多杰等组成的甘肃代表团前往西藏,为汉藏民族团结和中央与西藏地方间联络感情、解释前嫌、疏通关系做出了贡献。

吐蕃贵族女性与敦煌佛教的关系——以降秋杰、贝吉昂楚为主

吐蕃贵族女性,尤其是后妃信佛现象比较突出,她们与敦煌佛教的关系也比较密切。摩诃衍那从敦煌到达拉萨后,其弟子就以贵族女性为主。其中,降秋杰和那囊氏西丁来自显赫的外戚家族,她们是传播摩诃衍那禅法的主要人物。而热巴坚的王妃贝吉昂楚也笃信佛教,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古藏文写经中,留下了不少由贝吉昂楚校对的写经题记。贝吉昂楚所在的抄、校佛经小组,由不同民族的僧俗人等组成。这些都可以折射出敦煌多民族文化交融的全面性,即跨越民族、阶层、性别的特质。

敦煌文献PT.1287-1288中的“Nyen Kar”考

这一古地名“Nyen Kar”是敦煌文献写卷P.T.1288-1287中出现的一个古地名,而且出现的频率较高,但是该地名究竟在何处,藏学界说法不一。在敦煌文献P.T1287-1288中出现该地名21次,并云?吐蕃两代赞普都在此居住过,足以证明其重要性。文章以敦煌文献P.T1287-1288的“Nyen Kar”这一古地名为研究对象,通过文献阅读、实地调查,并比较敦煌文献和新疆出土的木简及吐蕃时期的碑文,采用民族志等研究方法对该其进行了田野调查和考释。“Nyen Kar”不仅仅是地方和宫殿的名称,也可能是赞普时期的一个军队名称。同时该地名作为重要的古地名,保护、复原以及开发尤为重要。

基于Apriori算法和“味性化味”矢量模型的含石榴子藏药方剂的用药规律及药性研究

目的:探讨含石榴子藏药方剂的用药规律,分析其治疗"三胃火"功能失调致相关疾病的药性特点。方法:以《藏医临床札记》《卫生部药品标准·藏药》等为标准,收集《四部医典》《月王药诊》等医籍中记载的含石榴子的藏药方剂,运用中医传承辅助平台(TCMISS V2.5)统计其主治疾病、药材频次;运用Apriori算法挖掘方剂中的核心药材组合(支持度≥50%、置信度≥90%),并分析其用药规律;应用"味性化味"矢量结构模型分析含石榴子藏药方剂治疗高频疾病的药性,并对十七效进行K均值聚类分析。结果:共收集含石榴子的藏药方剂300首,涉及主治疾病104种,频次≥10次的有18种,包括不消症(76次)、木布病(46次)、浮肿(34次)等。涉及药材322味,使用频次≥50次的共21味,包括荜茇(192次)、豆蔻(164次)、红花(134次)等。共得核心药材组合56个,以石榴子-荜茇(192次)、石榴子-豆蔻(164次)、石榴子-红花(134次)为主。治疗不消症含石榴子藏药方剂(13首)的六味以辛、甘、酸为主,具糙、热、干效等药性,归为Ⅰ类;治疗木布病方剂(13首)的六味以苦、甘、辛为主,具凉、钝、重效等药性,归为Ⅱ类;治疗浮肿方剂(11首)的六味以甘、酸、辛为主,具重、钝、润效等药性,归为Ⅲ类。结论:藏药石榴子常与荜茇、豆蔻等温性药材联用,也可见于凉性方剂中,符合藏医治疗注重"三胃火"的用药规律,也体现了藏医药"温中有凉,凉中含温"的学术思想。

萨滞布病(脑中风)的藏医病因病机及干预策略研究

萨滞布病是临床常见病和多发病,藏医药治疗萨滞布病临床疗效显著,但其病因病机尚存在异议,为促进和提高萨滞布病因病机的认识,本研究查阅和古籍文献,发现萨滞布病是人体三因失去平衡后隆血紊乱,人体坏血增多,坏血在隆的反作用下黏性增高,出现血液堵塞或溢出现象,导致白脉和黑脉受损,进而引起偏瘫、失语等症状,同时依据文献将萨滞布病的证型分类进行总结和梳理。依据藏医理论和国内外萨滞布病前沿相关文献,提出了从神经血管单元、时间药理学、代谢组学、肠道菌群等方法藏药干预萨滞布病的策略,为新方法和新思路研究藏药干预萨滞布病提供了藏医理论衔接点。

西藏西部“阿里三围”女护法神灵多杰钦姆的图像变迁与信仰传承

女护法神多杰钦姆的信仰范围覆盖了古代西藏西部的"阿里三围",时间跨度从10世纪末的佛教后弘期开始延绵至今,其历史形成和信仰演进的考证对明晰古格王统建制以及溯源藏传佛教护法神灵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梳理与多杰钦姆有关的早期藏文文献,基于实物图像调查分析,欲从历史渊源、图像变迁、仪轨传存与地域信仰传承等层面对该护法神予以考察,旨在探讨藏传佛教中护法神的象征意涵和社会功能。

1688年喀尔喀蒙古内附述略

17世纪80年代,面对俄国侵略势力东进和漠西蒙古准噶尔部势力的崛起,漠北的喀尔喀部统治者并没有意识到强敌环伺的危险局面,仍旧把主要精力放在内部争斗上。1688年最终为外敌所乘,被噶尔丹击败。哲布尊丹巴、土谢图汗率领部众在紧要关头毅然向清朝中央政府输诚,请求内附,为康熙帝所准,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做出了贡献。

吐蕃时期之“Tshan”考释

吐蕃时期的“Tshan”是主管民事的地方行政机构,与“茹”、“千户”制的形成一样,最初设立于西藏腹地,后逐步扩及新疆和敦煌等地。由于地理环境和生活习俗差异,在西藏腹地和边区,“Tshan”的构成和职位、职权等各不相同。本文在先辈研究的基础上,整理相关历史文献,对唐代吐蕃腹地和边地的“Tshan”机构的形成、发展、职能等进行了初步研究。

元代西藏的藏传佛教觉囊派

元代是藏传佛教各教派发展演变的一个重要的阶段。觉囊派在元代得到较大的发展,从兴建寺院佛塔到完善教理、构建完整的教派结构,觉囊派取得了长足进步,并涌现出了一批著名的高僧和学者。本文力图梳理元代觉囊派发展的路径和特点,说明这一阶段觉囊派的基本情况。

国家图书馆藏《藏蒙本草图解》考

在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一部记录为《藏蒙本草图解》的图文结合的本草图谱。通过对该书来源及其版本进行考证,确认该书为蒙古族医药学家占布拉道尔吉撰写的《藏蒙本草图解》(藏名直译为《无暇晶珠中所述医药示例的美丽眼饰》),是其所著《蒙药正典》一书的图谱姊妹篇;再结合《蒙药正典》对该书中的图像内容进行了梳理,并对其中的图像进行了初步的评价。

赞普时期的“拉杰”称谓演变探析

“拉杰”在现代藏语中专指对医生的敬词,但在赞普时期所指意义确不尽相同。文章通过对比藏族医学文献、史学文献、传记文献、敦煌古藏文文献及其他相关文献,运用比教学和文献学的研究方法,论证了“拉杰”在赞普时期是指一种君王授于的官位,被授予这种官位的历史名人不在少数,但在历史变迁中逐渐褪去官职的意义,演变成为医生的尊称。

试论甲曹杰对《释量论》皈敬颂的阐释

“敬礼于具足,除灭分别网,甚深广大身,遍放普贤光”,为《释量论》之皈敬颂。学界针对这一偈颂有着多种解读和阐释,总体上可分为释迦慧和大婆罗门两类。甲曹杰在《释量论疏•能显解脱道真实性》中从皈敬颂的意义、摄义和句义等三个方面进行了系统的阐释,但格鲁派三大学派的各创始人对甲曹杰的这段阐释有着截然不同的解读:第一世嘉木样协巴•阿旺宗主认为甲曹杰是依据大婆罗门之说而作;色拉杰尊巴•确吉坚赞却认为甲曹杰之阐释独树一帜,并对其进行了单独的分门别类;班钦•索朗扎巴认为所有阐释都可融会贯通。采用语文学的方法,对《释量论疏•能显解脱道真实性》中的相关内容进行解读,认为甲曹杰在对此皈敬颂的阐释上不但融合了释迦慧和大婆罗门的观点,还融合了青藏高原本土诠释学家的阐释。比如在阐释“自利证圆满”如何体现在偈颂中时不仅像释迦慧和大婆罗门一样提出“甚深身是为报身,广大身是为化身”之说,还融合了仁达瓦•循努洛珠所主张的“如所有智是甚深身”和“尽所有智是广大身”之说。除此之外,他还首次系统提出了此颂是《释量论》的“科判安立”的观点。认为法称论师提出此皈敬颂不只有为造此论而清除遮蔽自身的阶段性障碍的目标,也有为了获得圆满觉悟而利益众生这一终极目标,可以说是首次实现了把宗喀巴对因明学的特殊见解系统地用于对《释量论》阐释的实践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