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湖南岸倒淌河镇蒙古村的通婚圈变迁研究

通婚圈是用来描述择偶规律和结构的重要“指标”,表示某一社会群体成员配偶对象的来源范围。它可以从“社会距离”和“地理距离”两个不同的维度进行定义和测量。通婚圈的变化反映婚姻交往的变化,通婚圈扩大意味着人们择偶范围的扩大,远距离交往交流的扩展;通婚圈缩小意味着人们的择偶空间变小,地域交往封闭或不对称。文章以蒙藏汉聚居区青海湖南岸蒙古村为田野调查点,从人类学视角对其通婚圈的形成、特点及其发展变迁进行了调查研究。认为,蒙古村的通婚圈按照通婚形式可分为族内通婚和族际通婚,而通婚圈的变迁主要表现在通婚辐射半径逐渐延长、两性通婚圈的不对等和通婚民族趋于多样化等方面。

论康巴藏族作家群汉藏文化互融书写

康巴藏族作家群汉藏文化互融书写,主要包括以茶马互市为轴心的汉藏文化互融书写,以汉藏通婚为轴心的汉藏文化互融书写,以民俗、建筑、宗教等为重心的汉藏文化互融书写。它不仅凸显了汉藏民族对彼此文化的认同感,彰显了汉藏两个民族的友谊与感情,歌颂了汉藏民族“一家亲”的和谐民族关系,而且对汉藏族等各民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反对民族分裂,维护国家统一、稳定与安定团结,推动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等,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生计方式转型下通婚圈变迁研究——以额尔古纳市为例

额尔古纳是多民族聚居的区域,民族之间的交流和交往为该地区族际通婚创造了前提条件。在以单一的农牧业为生计方式的经济结构中,额尔古纳族际通婚圈以地缘性通婚圈为主,对通婚对象和通婚地域的选择往往发生在所处集体内。旅游业的发展,使额尔古纳市居民脱离了单一的农牧业而兼营旅游业和多样化产业,额尔古纳市居民增加了就业机会、提高了收入。旅游业加快了人口流动的速度,越来越多的外地居民来到额尔古纳市旅游或者经营产业,既扩展了居民的社会流动空间、打破了流动受限和交流受限的局面,也扩展了居民的交友空间。扩展后的社会流动空间和交友空间,改变了额尔古纳市居民的通婚圈,突破了传统的地域限制,通婚模式发展为跨市、跨省的远距离、跨地域族际模式。生计方式的转型在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改变了当地通婚圈的范围,促进了多样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为不同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等方面的交流交往交融搭建了桥梁。

区域流动与婚姻选择:地理通婚圈对流动青年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

根据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考察流动青年的地理通婚圈特征及其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并从社会融入视角进行机制分析,可以为生育政策的调整和完善提供参考。研究结果显示,随着世代的更替,流动青年的地理通婚圈呈扩大趋势,这对其生育意愿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工具变量法处理样本选择偏差问题和内生性问题后,结果依然稳健。异质性分析表明,地理通婚圈对“乡—城”流动青年、男性流动青年、Z世代流动青年生育意愿的影响更大。从影响机制来看,社会融入是地理通婚圈影响流动青年生育意愿的重要机制。其中,经济融入发挥遮掩效应,关系融入、文化融入和心理融入发挥中介效应。

新生代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通婚观念转型与城市融入研究

通婚观念转型以个体的观念变化串联起社会生活、组织、结构等方方面面,不仅与城市融入存在多重关联,还进一步作用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本文基于当下社会高流动性、异质性、现代化的特质,着眼于流动中个体的“再社会化”,呈现新生代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通婚观念转型的背景与特征,探讨通婚观念转型与城市融入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在流动人口增长、个体需求、思想转型、族际接触增多等背景下,新生代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通婚观念开始转型,呈现出“以情感体验为先的综合考量,现代通婚观念开始凸显”“‘保守’与‘开放’的此消彼长,通婚半径持续扩大”等特点,与城市融入存在双向互动关系。

两汉时期关中豪族联姻情况考论

两汉时期,关中地区逐渐形成众多豪族。他们中有凭军功封侯拜爵而成为豪族的,有因为政绩显著、位居高位而成为豪族的,也有因为经学昌明或与皇室联姻而成为豪族的。为了保证家族长盛不衰,他们纷纷选择与自己门当户对的家族联姻。这种婚姻建立在政治与经济利益交换的基础之上。同时,他们的婚姻还具有无视爱情、不限地域,追求双方在家族性质、文化身份、道德声誉方面的相似性的特点。豪族联姻的确存在诱人的政治经济利益回报,但双方之间一损俱损、一败俱败的关系也因此注定。

汉代和亲问题三题

汉代的和亲存在直接的、单一的和间接的、双重的两种类型,以前者为多,后者为少;汉代和亲的基本属性是婚姻外交,其特征是两个国家的君主之间以对等性关系通过条约或协议而规定双方权利义务的政治性联姻;和亲并非中国古代独有的现象,而是通行于古代世界的一种外交方式,并非源自某一个地方,而是在许多文明古国都存在过,具有普世性特征。

口岸、家园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缅边境勐景来傣寨族际通婚研究

在当前打洛口岸经济快速发展背景下,探讨汉族与当地傣族的通婚现象发现,以汉族为主体的女婿群体最初多因拓展生计来到打洛口岸谋生,其间与当地傣族女子恋爱、结婚并定居下来,而勐景来傣寨族际通婚家庭中的夫妻双方在边境地区的日常生活中经历了多方面的文化调适,形成了共有的以打洛为家的家园意识;同时,汉族女婿群体通过经济、文化及社区公共事务等方面的融入,与当地少数民族形成了命运共同体。这客观上起到了守边戍边的积极作用,有利于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和繁荣发展。

辽朝后族传统政治特权探析

辽朝后族享有的传统政治特权主要包括固定与皇族通婚、世选为高官。随着辽政权的发展,固定通婚特权呈现出通婚家族进一步被限定,并受到外部其他民族势力的挑战,世选为高官特权则出现世选群体细化、世选职官范围增加且级别下移的趋势,从而导致后族传统政治特权整体表面上看似被强化,但实际却被弱化。究其原因,是因为皇族政治实力不断提升,导致后族与皇族之间的联合执政局面被打破,后族享有的契丹民族传统政治特权必然要受到冲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将其视为辽朝由传统边疆游牧民族政权向中原帝制王朝转变过程中的一种必然结果。

城市青年通婚圈变化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中国青年状况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城市青年状况调查"数据,使用多项式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对城市青年的地域通婚圈作了研究。人口迁移流动经历对城市未婚青年意愿通婚圈和初婚青年现实通婚圈的扩大都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城市独生子女的通婚圈明显比非独生子女小,但通婚圈不会因兄弟姐妹数量的增加而扩大。从通婚圈角度看,"二孩生育"政策应该成为我国生育政策的最终归宿。

青年流动人口通婚圈研究

本文利用2011年新生代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对我国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地理通婚圈和等级通婚圈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地理通婚圈主要在省内同县市范围内,与以往的本乡范围为主相比,通婚圈有了明显的拓展。新生代与老一代相比,也出现了明显的扩展趋势;流动后结婚比流动前较大。同化理论在流动人口通婚中难以得到圆满的解释,这个过程可能是代际共同努力的结果,而不是短期几年就可以实现的。人口流动不仅对婚姻行为的发生起到延缓的作用,同时还会扩大夫妇年龄差。另外,人口流动对户口和教育同类匹配都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导致这两方面的异质性婚姻在增多,等级通婚圈也在扩大。

草苗的通婚圈和阶层婚

草苗是苗族的一个支系,居住在湘黔桂三省交界的山地上。草苗内部分为60苗,40苗和花苗三个支系。在支系内又分为“上层亲(良亲)”、“中层亲”和“下层亲”三个不同的婚姻阶层。草苗存在着严格的族内婚,支系内婚和阶层内婚,这对草苗人口素质的提高和人权平等等带来了不良的后果。

族际通婚的影响因素研究--以延吉市朝汉通婚为例

族际通婚古已有之,至今更是屡见不鲜。其影响因素因时代的不同而不断变化。以延吉市朝汉通婚为例,从文化的变迁、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传统文化的相似、历史关系的融洽、居住格局的变化及人口流动的加快等因素着手,可以考察族际通婚的方方面面。

非经济动力—农民“住城”的文化动因

城乡之间的二元经济结构差异并非仅仅是农民向往城镇迁移的惟一动力。在中西部地区,农民出于文化象征"意义"的行动取向以及其他一些非经济因素,是产生大量农民住城现象的重要驱动力。通过对赣西地区一个村落—乡镇—县城的考察发现,诸如通婚、教育、地方性知识以及面子等一系列的文化观念,是驱动农民去购建城镇房产的文化动因。

中国城市青年地理通婚圈变化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北京、保定、黄石和西安四城市的调查

本文利用《中国城市青年状况调查》数据,使用多项式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对我国城市青年的地理通婚圈进行研究。研究结果显示:人口迁移流动经历对城市未婚青年意愿通婚圈和初婚青年现实通婚圈的扩大都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同时还发现城市独生子女的通婚圈明显比非独生子女小,但地理通婚圈不会因兄弟姐妹数量的增加而扩大。据此提出"二孩生育"政策应该成为我国生育政策的建议。

蒙古族、汉族通婚后裔大学生体质特征的研究

本文报道了349名20—22岁蒙、汉族通婚后裔男女大学生体质特征,比较表明,后裔学生各项指标发育较好,均超过汉族学生,其中女生的身高、胸围差异有显著性;身高、坐高、胸围、肩宽超过蒙族学生,其中男生的坐高、肩宽,女生的身高、坐高、胸围差异有显著性,体重、骨盆宽小于蒙族学生,其中男女生的骨盆宽差异有显著性。依(D_(ij)值判别分析,后裔学生在体征上较多地显示汉族性状。

21世纪以来我国塔塔尔族人口变动分析

塔塔尔族是我国人口最少的少数民族,且是主体民族在国外的跨界民族,普查数据显示其人口数量不增反降。本文充分利用普查数据,并结合实地调研,对塔塔尔族在2000~2010年十年间人口的变动情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这十年塔塔尔族人口减少主要是青年人口的减少,境外迁移是人口减少的主要原因。

浅析现代化进程中影响裕固族族际通婚的因素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裕固族的婚姻习俗、婚姻圈和择偶标准都发生了变化,族际通婚比例逐年增加;族际通婚是多种因素综合互动的结果,是一种动态的社会现象;在当前社会中,裕固族族际通婚还受到特定社会文化环境、人口分布格局、人口流动和外来移民等因素的影响。

试论城市化进程中的民族关系——以对临夏市的调查为视点

临夏市作为西北民族地区的一个小城市,在城市化进程中,其民族关系也会受到影响。针对临夏市的实际情况及学术界的研究现状,我们选取临夏市城市化进程中变化较大的几个变量,即民族居住格局的变迁、人口流动的影响、民族通婚的增减以及宗教因素,作为研究重点来衡量城市化进程中的民族关系。在此基础上得出临夏市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总体上是平等、团结、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和谐平等的民族关系占据了主导地位的结论,并归纳出城市化进程中临夏市的民族关系具有主从性、敏感性、易发性、历史性、隐蔽性、复杂性等特点,最后提出临夏市各族群众必须解决自身的定位问题,建立临夏市和谐民族关系的良性运转机制。

上海市民族关系现状分析

本文根据全面的问卷调查和相关座谈会所获得的上海市民族关系的数据与资料,从少数民族的角度,以民族交往、社区居住、民族通婚为指标来反映上海市民族关系的现状,并对民族关系现有的优势和不足进行了简要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