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斯顿与19世纪中国诗歌的英译与传播

英国业余汉学家韦斯顿于19世纪初翻译了一系列汉语诗歌,这些诗歌的中文原稿主要来自英国皇室购买的传教士手稿和古董爱好者收藏的中国瓷器。译本在断句、字面释义等方面都存在不少错误,但是诗歌大意的自由译文准确率较高。韦斯顿的翻译是借助西传欧洲的汉语字典及当时欧洲的汉语研究成果完成的,译本彰显了中国物质文明在中英早期文学交流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同时也体现了乾隆诗歌在英国知识阶层的实际影响力和英国汉学早期业余汉学家的汉诗认知水平。

早期英国汉学家对唐诗英译的贡献

唐诗向英语世界的传播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盛事。为此事发端并奠定了基础的,是一批自19世纪到20世纪初来华的传教士和外交官员。传教士汉学家中首开唐诗英译先河的是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迄今所知最早的唐诗单篇英文译介,便见于1815年由广州东印度公司出版社出版的马礼逊译著《汉语原文英译(附注)》(Translations from the Original Chinese,with Notes)。艾约瑟(Joseph Edkins)作为一位传教士在中国生活了半个多世纪,他对唐诗英译的贡献,在于他先后发表的两篇关于李白及其诗歌的论文。而在早期英国驻华外交官出生的汉学家中,戴维斯(Sir John Francis Davis)、庄延龄(Edward Harper Parke)、翟尔斯(Herbert Allen Giles)和弗莱彻(William John Bainbrigge Fletcher)是非常值得重视的唐诗译介者。其中弗莱彻的《英译唐诗选》(Gems of Chinese Verse)是第一本断代唐诗英译著作,具有较高的传播影响。这些自19世纪到20世纪初来华的传教士和外交官在中国生活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精通汉语,对中国的文化传统有相当程度的研究和了解。他们的唐诗英文译本,虽然作品选择多非名篇,且瑕瑜互见,远未达到完美的境界,甚至有不少误读误解,但他们的努力,不仅体现了对唐诗这一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尊重与热爱,同时从不同侧面和不同层次上推进了唐诗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进入西方文化视野的进程,使英语世界的文化探求者,可以借此约莫遥望到东方诗国的顶峰。

从西藏拉萨到《大英百科全书》:万宁与18—19世纪中英关系

汉学家以其掌握中国语文及文化知识的能力,在中外交流史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本文研究对象为一名鲜为人注意的英国汉学家万宁(Thomas Manning,1772—1840)。万宁早在1802年即开始学习中文,1807年1月来到中国,住广州东印度公司商馆,时常协助翻译工作,比人们所熟悉的公司译员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更早,而他最广为人知的事迹是作为第一个到达西藏拉萨的英国人以及担任英国第二次派华使团阿美士德使团(Amherst Mission)的译员。但他对中英关系的影响不限于此二者。本文借助最新发现的原始资料,详细分析万宁与中国相关的活动,展示他在19世纪初中英关系上的历史位置。

英国早期汉学家托马斯·珀西的汉语研究

18世纪上半叶英国本土开始萌生汉学研究,产生了为数不多的几位早期汉学家。作为《好逑传》英译本的编译者,托马斯·珀西(Thomas Percy,1729—1811)值得引起重视。他的作品《中国诗文杂著》(Miscellaneous Pieces Relating to the Chinese,1762)是当时英国本土首个汇编了德、法、英不同国家作者关于中国认识的合集,对于了解18世纪英国汉学发轫期具有重要的价值。珀西撰写了该文集第一篇论文《论中国的语言和文字》,从语音、词汇、文字、共同语与方言、口语与书面语几个方面对汉语进行阐述,既有客观分析,也有文化误读,体现了作者对中国语言文字的思考和分析。早期汉学家可贵的认知经验为英国汉学从萌芽期进入发展期、对汉语进行更深入和科学的分析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