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考证五则

《史记》流传时间久远,篇幅丰富,至今还留存了许多亟待解决的疑难字词问题,例如:“禁不得祠”中,“禁不得”乃一语义复现结构,“禁”可与各类否定词,组成语义复现形式;“乃循从代来功臣”,“循”确诂为“安慰、抚慰”,不必从《汉书》异文改为“修”;“铸钱器”,“钱”当是“铁”的讹字,义为“铸造铁制器具”;“且夫楚唯无强”,“唯无”是文献中常见结构,表示一种假设情况;“数见不鲜”中,“鲜”指新杀的肉食,非指人际关系的新鲜感。以上五处需要回到当时语言环境中,通过足量的书证归纳,运用考察分布等方法,给予更加准确的解释。

从中观学看《前赤壁赋》中的苏轼哲学思想

《前赤壁赋》中既流转着庄子哲学逍遥任纵,也蕴含着儒家思想,更有佛学旨趣显现。作为赋文核心也是转捩点的“水月譬喻”则渗透着大乘佛学义理,揭示出苏轼对中观般若的内化与运用;其背后思想符应着僧肇的“物不迁论”,在即动而求静的中观思维观照下,苏轼通二为一以“不变”超脱“无常”;在苏轼的哲学体系中,他以中道空观的哲学思维调和儒、道两家,展现出“吾生如寄”的审美人生态度与旷达豁然的生命哲学。

试论《物不迁论》的发展观

僧肇的《物不迁论》通过事物的动静、因果关系的探讨,揭示了事物发展过程的间断性和连续性。僧肇采用"不迁"这个新概念来阐释事物的存在形式和发展状态,从而超越了动静的争论。故"不迁"不是指静止,而是指事物的一种发展观。

语用预设与中国喜剧小品——以“不差钱”为个案研究

语用预设是语用学中的重要理论,具有共同性、主观性、隐蔽性、单向性等特点。本文运用这些特点对小品"不差钱"进行研究,发现语用预设可以作为一种强有力的语用策略,帮助中国喜剧小品达到幽默、逗乐的喜剧效果。

《大学》篇四考

《大学》篇"大学"内涵应是"善学","大学之道"就是高明的为学之道。"皆自明也"的"自",当训为"用"。"无所不用其极"可读为"无所不用于革"。"革"与"新"是同义词,因此,可以换读。"无所不用于革",也就是没有不用"新"的。换言之,也就是处处用"新"。"自欺"当训为"自误"。"自谦"当读为"自廉",也就是自己要有分辨、要有原则。只有扫除这些文字上的障碍,才能真正地读懂《大学》。

论钱大昕的小说观念——以政教功用和史官意志为中心

清代著名史学家钱大昕以明体致用为治学原则,指出为学不仅应利于明道经邦,且应具备治国救世的现实意义。在这种情况下,钱氏强调小说政教功用的同时,对小说的创作者进行士大夫与"市井无赖"的区分。这种区分主要是强调士大夫创作的稗官小说与"小说演义"等通俗小说,在引导"风俗人心"上的不同效果。钱氏认为士大夫应主动以"穿穴经史,实事求是"为标准进行小说创作,担负引导人心风俗向善的职责。这使得钱氏对小说作品的评价标准,是以小说引导"人心风俗"向善成分之多寡为指导,并于《补元史艺文志》中加以实践。此举有助于从政教功用与史学价值等多角度认识历代书目子部小说家类所隐含的小说观念及其价值。

动静、时空与因果:关于僧肇《物不迁论》之争的再讨论

东晋僧肇的《物不迁论》在历史上曾引起过较多的争论,主要在该论是否符合大乘空义上,这个问题至今仍有讨论的必要。《物不迁论》首先引用《中论》,从真谛角度确立了全篇“性空”的大旨;接着从俗谛的角度,以“动静”“时空”“因果”三个角度作为切入口,论述了动静不二、因果不虚的道理。造成《物不迁论》歧解的原因,在于僧肇使用某些概念时没有严格区分真俗不同的语境。在《物不迁论》的总体论述中,僧肇主要从俗谛的立场,回应了当时中土佛教界和学术界的一些似是而非的观念,而在更高层面上,则连接了般若中观的缘起性空、万物无自性之义。阅读《物不迁论》,需要和《肇论》的其他几篇并观,才能得出更为公允的结论。

《黔诗纪略补》之“补”的意义——以谢士章诗为例

《黔诗纪略》和《黔诗纪略后编》是贵州诗歌总集的集大成之作,附于《后编》之后的《黔诗纪略补》属"黔诗纪略"系列之三,它收录了未见于《黔诗纪略》的明代诗人谢士章的诗歌六十八首。谢士章复杂的身世、诗作曾遭禁毁的客观事实以及其在诗歌创作上的较高成就决定《黔诗纪略补》作为一部辑补性质的总集具有重要的意义。

英布其人——司马迁与尚仲贤的论赞及其他

英布是一位武将,其人其事,司马迁《史记.黥布列传》、班固《汉书.韩彭英卢吴传》均有记载与评述。元代尚仲贤依据《史记》、《汉书》的史料,艺术地加工创作了《汉高皇濯足气英布》杂剧一本四折。英布是与韩信、彭越一样被刘邦集团残杀的功臣武将,但韩信、彭越受到司马迁及后人的极大同情,而英布却少有人提及。尚仲贤创作《汉高皇濯足气英布》杂剧,对英布大力称赏,实属难能可贵。

论《管锥编》的《史记》研究——以阐释《史记·郦生陆贾列传》之“数见不鲜”为考察中心

《管锥编》之《史记会注考证》有论《郦生陆贾列传》之"数见不鲜"一节,钱钟书先生敏锐地发现了前人阐释的错误,进而运用多种论证方法做出了全新的、有理有据的、益人神智的解说,认为:"不鲜"自指食而不指人,然而这只是"不鲜"的表层含义,其深层含义是由于人之"不鲜"而导致食之"不鲜",频来长住,则召慢取怠,此乃人之常情,父子间亦不能免。《管锥编》的博大精深于此可见一斑。其中蕴含的读书治学方法于今人大有裨益。

论《南部新书》对于整理唐代小说文献的价值

《南部新书》是北宋初钱易编撰成的一部小说选集,其内容和文字绝大部分来源于唐代的小说、杂史、杂传以及正史等书籍,该书对于整理唐代小说文献具有十分重大的价值。通过此书可发现一些失传的唐代小说佚文,一些仅有节录本传世的小说可在此书中找到一些较完整的文字。在唐代小说以及《太平广记》等书的文字的校勘方面,《南部新书》

钱钟书《黄山谷诗补注》对《内集注》补正举隅

钱钟书先生的《谈艺录》中《黄山谷诗补注》一篇,针对宋代任渊、史容、史季温所注黄庭坚诗进行补正,其中以任渊注为重点。钱氏的补正,包括补注典故的出处、句法的出处、诗意的原型、名物地名人名等名词、背景今典,校勘和纠正黄庭坚的用事之误等方面。钱钟书先生对文献典籍的征引详实而浩繁,考证更是精辟非常,他的补注具有极高的资料价值与诗学价值,对黄庭坚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清华简《系年》与周宣王“不籍千亩”原因蠡测

一直以来由于史料的缺乏,学界对于周宣王"不籍千亩"问题的认识存在诸多争论,分歧较大。据清华简《系年》简文所载,"千亩"是周武王伐商前用以祭祀上帝的专属田地——"帝籍"的名称,周宣王"不籍千亩"就是废弃了"帝籍"之田。《系年》简文的出现为搞清"千亩"的真正含义提供了直接的史料。周宣王"始弃帝籍",既是西周末期上帝信仰式微的表现,也是周王室在因战争和自然灾害所导致的政治和经济危机下的无奈之举。

语音隐喻与幽默——以《不差钱》和《老友记》为语料分析

从修辞学角度上看,幽默是一种语言修辞现象,而其在实现方式上与语音隐喻有着多方面的共同点。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上看,语音隐喻是一种认知现象,其功能之一是要获得幽默。由此可见,语音隐喻与幽默是相互兼容,相互支持的。

小品《不差钱》中的幽默修辞策略

修辞策略是修辞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包括交际活动、交际目的、适应、修辞手段、谋略设计五个要素,文章仅对引起极大社会轰动的小品《不差钱》之修辞手段的巧妙运用进行探究。

《物不迁论》“不迁”的方便随缘前提与实相旨归

“方便随缘”是僧肇《物不迁论》造论的重要前提。对这一前提的肯定与否,直接影响了对该论文义的理解。对“不迁”意思的误解,也都肇始于对“方便随缘”前提的忽视。考察历代注疏可以发现,对“方便随缘”前提的强调与“实相”旨归的认同。尽管由明代镇澄引发的“物不迁大论战”的争议以来,至今仍有颇多学者支持镇澄观点,但考察镇澄相关文论及其论战后“毁板谢罪”的结果,可以发现镇澄不仅有刻意回避“方便随缘”前提之嫌,其对“不迁”的华严宗化诠释实则也与历代注疏的“实相”旨归契合。这说明,历史上的“不迁”争议在当时已经以当事人肯定“方便随缘”前提与华严宗化的“实相”诠释的形式得到了解决。

贵州前卫莽哥卜花家族史事考述

万历《贵州通志》载贵州前卫指挥使莽哥卜花传,为北方民族安置贵州卫所之典型案例。莽哥卜花,水三万户人(建州女真人),永乐初授千户,历升都督同知。宣德四年(1429年),男撒满答失里袭都督佥事,正统十年(1445年)取赴京,奉旨改名李忠。景泰元年(1450年),三世孙缙调贵州都指挥佥事,其后李勋遂注贵州前卫,袭指挥使。

黔灵山公园入口广场及建筑设计

黔灵山公园是贵阳市著名的风景名胜区，2013年3月，作为黔灵山公园整体提升改造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公园南大门区域提升改造工程开始启动。文章着重对公园南大门入口广场的规划设计成果作了介绍。

补阳还五汤合牵正散与针刺联合西药治疗面瘫随机平行对照研究

[目的]观察补阳还五汤合牵正散与针刺联合西药治疗面瘫疗效。[方法]使用随机平行对照方法,将53例住院及门诊患者按病志号/就诊顺序号抽签方法简单随机分两组。对照组25例小剂量激素,配合营养神经、减轻组织水肿、改善循环供血、微波理疗,有明确外感抗病毒。治疗组28例补阳还五汤合牵正散(黄芪60g,当归10g,川芎9g,白芍6g,桃仁、红花、地龙各9g,白附子3g,僵蚕、全蝎各9g,天麻12g,钩藤20g,菖蒲12g,茯苓10g,法半夏9g),1剂/d,水煎300m L,早晚口服;针刺(太阳、阳白、地仓透颊车、翳风、合谷、足三里);西药治疗同对照组。连续治疗21d为1疗程。观测临床症状、血常规、血生化、不良反应。治疗1疗程,判定疗效。[结果]治疗组痊愈16例,显效6例,有效4例,无效2例,总有效率92.85%。对照组痊愈7例,显效8例,有效5例,无效5例,总有效率80.00%。治疗组疗效优于对照组(P<0.05)。[结论]补阳还五汤合牵正散与针刺联合西药治疗面瘫,疗效满意,无严重不良反应,值得推广。

《物不迁论》与佛教中国化

有关僧肇《物不迁论》的争议为中国佛学史上的一大公案,镇澄、印顺等认为僧肇未能坚持"性空"之理论不迁,而流于小乘、外道的"性住"之见。德清等认为僧肇恰恰是从理事不二的立场论"物不迁",而非"理不迁"。可以说《物不迁论》之争其实是印度佛学与中国佛学的对话。从"理不迁"到"物不迁",是僧肇对印度中观学的中国化,与他在《不真空论》中"立处即真"的思想一致,体现的是魏晋玄学"谈言微中"的风格。与恪守印度中观学的三论宗大师吉藏相比,僧肇对中国佛教的影响十分深远,后世的禅门宗师常以"物不迁"作为话头接引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