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千佛洞西夏壁画图像新释

瓜州地区榆林窟、东千佛洞保留的西夏洞窟及其壁画艺术不论是形式上的完整性、艺术性还是图像背后蕴含的信仰内涵与多民族跨区域佛教文化交流关系,均远胜莫高窟绝大多数西夏石窟。因东千佛洞石窟壁画风化现象极其严重,为图像辨识与研究造成很多困难,所以迄今为止即使围绕东千佛洞图像志研究和作品实例分析的成果已经非常丰硕,依然还有很多问题目前未能解决。本文通过详尽的实地调查和全面、高清的数字档案,再一次从整体上观察几个西夏洞窟,在图像辨识、图像志解析、内涵追索等方面获得了一些新思考。东千佛洞西夏壁画从河西本地固有造像传统的历史记忆中寻找依托,并且在10世纪末至11世纪初发起的佛教复兴大潮中利用天然的地理位置优势吸收各方文化精髓,对佛教图像体系进行创新、重组、重构,是西夏社会整体宗教信仰模式的生动体现。

大德寺《五百罗汉图》对“法能本”之发展

秦观《五百罗汉图记》详细记录了吴僧法能绘《五百罗汉图》的内容,为考察大德寺藏《五百罗汉图》的创新提供了比照对象。通过对两套同题材佛画的情节比较,可知大德寺既从法能本取材颇多,又有独到之处。文章从在地化、文本来源和仪式再现三个视角,考察了这些创新的动因。

宋代千佛阁建筑源流与形制考略

千佛阁是宋代佛教寺院的常见楼阁,其出现与大乘佛教的贤劫千佛信仰有关。千佛阁始出现于北宋仁宗时的漳州崇福禅院,南宋时广泛分布于江浙等沿海地区,并逐渐发展成为具有独特内涵的佛教建筑类型。在此,从文献梳理的角度入手,探讨宋代千佛阁的发展源流、地域分布及其寺院中之格局,以及典型的建筑形制等。

佛钵信仰与传法思想及其图像

佛钵信仰与传法思想,是中古时期印度、中亚、中国重要的文化现象和思想意识,形成两条相互关联的发展轨迹。其一,基于有关佛钵的释迦佛教化事迹,西北印度约2—5世纪上半叶形成以礼拜、供养为特征的佛钵信仰中心地,又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中印度、东南印度及西域。中亚4世纪前后佛钵供养与兜率天上弥勒菩萨组合表述传法思想,佛钵已然成为佛法象征。中原6世纪末叶作为潜流存在的佛钵信仰,演化为传法思想发展的依托形式。其二,发端于西北印度的传法思想,与兜率天上弥勒菩萨信仰联系起来。中亚、西域6、7世纪弥勒菩萨信仰与末法及传法图像浑然一体表现,突出了传法的紧要性。中原6世纪末叶佛教图像呈现末法、护法、传法思想集结现象,作为核心的传法思想成为一股强劲的佛教思潮。佛钵信仰与传法思想以兜率天上弥勒菩萨为纽带互为表里、并行发展,直观地反映了人们的信仰热情和密切文化交流的情况,佛教发展的曲折经历亦同时显现。

论唐宋哲理词

哲理词是唐宋词研究中较少关注的种类。哲理词是古代诗歌理性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也与唐宋时期佛禅、理学、老庄哲学相互交融的文化背景紧密相关。唐宋哲理词创作大致经历了一个唐五代萌生与初成、北宋时期发展与成熟以及南宋延续与新变的过程。唐宋哲理词兼具理性精神与诗性品质,其美学特征主要表现在情理交融与以理化情、形象性与理趣性、议论性与形上性等方面。

《神通游戏》与后期佛教神话

大乘佛传《神通游戏》克服了佛陀形象中人性与神性的矛盾,将其塑造成全知全能的至上神,完成了释迦牟尼佛由世尊到救世主的转换。以《神通游戏》为代表的后期佛教神话,通过对传统佛教神话的继承与发展,构建起以如来佛为核心的佛教信仰体系;通过对印度教神话的吸收借鉴,丰富了佛教神话,将佛教融入南亚多神教系统。世尊成为救世主,其神话原型由传承性的"授记"变为永恒性的"如来",体现为最高存在与绝对真理的结合;其主要神话母题不再是轮回转生,而是化身下凡。

《青头巾》的中日文化渊源及佛学旨归

日本志怪小说《青头巾》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和宗教意义,其"青巾"、"证道得脱"的主题有明晰的佛教文化传承谱系,是日本江户时代的中日两国民间传说、市井文化和佛教思想交汇融合的集中体现;通过对"佛法与情欲的冲突"、"禅密冲突"等既有观点的进一步反思,在回答大谷雅夫教授三个诘问的基础上,认为该小说是以"佛魔一如"思想为核心,以教人不断破除欲执、语执、法执为根本旨归的"佛教叙事"。

《释迦谱》中的释迦牟尼形象分析

《释迦谱》形成于南朝齐梁时期,是中国人编纂的第一部释迦牟尼传记。文章通过梳理部派佛教早期、分裂期及大乘佛教初期佛教史中的释迦牟尼形象,进而从生命过程、外貌形象和法理形象三方面对《释迦谱》中释迦牟尼的形象进行深入挖掘,归纳出其形象特点。《释迦谱》中的释迦牟尼是经历了出生到涅槃的神性人,又是从过去穿越到现在的人性神,其形象是时间上纵向单一性和空间横向多重性的交汇,是立体、多元而不可复制的。

故宫藏斯瓦特四臂佛像的图式研究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一尊斯瓦特四臂黄铜佛像,学界或定名观音或定名弥勒。通过对该像佛像持物及标帜的详细考察,我们认为它是一尊融合斯瓦特风格与吐蕃风格的四臂弥勒像,而非观音像。本文结合相关文献和实物遗存,论证了四臂弥勒佛像所产生的多元文化元素及图式的象征内涵。

环境心理学视域下的佛寺建筑布局——以中国汉传佛寺为例

环境心理学主要研究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与人的心理状态、思维活动及生产行为等之间的关系。人是环境的一部分,环境决定论、相互作用论和相互渗透论分别解释了人的心理与环境的关系。佛寺选址、佛殿布局和佛像布局的最终意义是为了烘托出佛的威力,使佛在信奉者心中具有高大、威严、慈悲的形象。对信奉者而言,佛寺的一切布局都是外在于他的环境因素,这个外在的环境结合文化因素组成特定的心理场从而影响信奉者的心理和行为;而对佛寺选址、佛殿布局和佛像布局而言,同样也受到建造者社会文化心理与行为的影响。佛寺建筑布局体现出人的心理与环境关系的复杂性。

北方少数民族佛教文化传承——以承德外八庙为例

我国北方居住着满族、蒙古族、藏族等许多少数民族,他们自古崇信佛教。承德是全国首批确立的历史文化名城之一,举世闻名的避暑山庄及其周围寺庙,1994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康乾时期清政府为团结北部众少数民族,维护边疆地区安宁与稳定,尊重他们对佛教的崇信,在山庄周围兴建了十二座金碧辉煌的喇嘛寺庙,成为我国北方规模最大的藏传佛教圣地。这些散落在山庄周围的皇家寺庙,积淀着深厚的民族宗教历史文化资源,内涵极其丰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这里都是内地与蒙古诸部在宗教方面直接联络的主要寺院,成为清政府宗教活动的中心。至今普宁寺仍在举行佛事活动,在北方影响巨大。这些寺庙融合多民族宗教建筑风格,供奉多而全,且造型艺术价值极高,大量佛像、碑刻、楹联等体现民族宗教文化的载体,不仅在我国北方地区、而且在世界范围也极为罕见。因此,对如此深厚的民族宗教资源进行研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南朝佛教图像对北朝的影响——以礼佛图、天人骑兽图为例

南朝式样礼佛图与天人骑兽图是南北朝时期佛教图像本土化的产物,前者体现儒家礼仪文化所强调的身份等级秩序感,后者则反映佛教对道教等本土宗教图像符号积极吸纳。两种图像都对北朝产生过直接影响。本文认为,只有在南朝三教文化并存发展的背景下,才可能产生此种礼佛图与天人骑兽图。

汉晋佛寺考论

佛寺在汉晋时期曾几经变化。汉代外来佛僧主要居住于官署从事译经活动,中土奉佛者则在浮屠祠事佛。至三国孙权为康僧会造塔始有塔寺,其后,随着两晋佛教的勃兴,寺塔剧增,以致南北朝时不仅出现了精舍式佛寺(庙寺),而且在北方出现了支提式佛寺——石窟寺。

魏晋到隋唐佛像背光创作流变述考

佛教崇尚光明,认为佛的身体有种种光明,佛光在佛像中以背光的形式表现出来。佛像背光的宗教内涵与艺术价值都值得深入研究,我国魏晋到隋唐这段时间佛像背光的创作非常发达,通过对其发展演变的整理研究可以管窥佛教的像教意义及我国佛像制作发展的艺术历程。但目前对此尚无成系统的专门论述,选取此阶段有代表性的一些佛像背光进行比较分析,述其流变轨迹,以见其由最初的依据佛经为得福报而造背光,到以背光雕刻来扩大宗教宣传的影响,再到后来成为装饰性的纯艺术作品的发展过程。

谢灵运与佛教人物的交往考

谢灵运一生交往的僧人很多。崇佛是谢灵运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谢灵运与当时两大僧团均有交往,且与其领导僧人关系殷密;谢灵运旗帜鲜明地支持顿悟派提出的“顿悟成佛”说;虚心向僧人们学习有关佛学理论与梵文方面的知识,用以提高自己的佛学修养。

晚明文人士大夫居士化的多元景观——以刻经、念佛、纵欲为例

晚明僧侣们或以静坐参禅接引学者,或以西方净土化诱士人,形成了居士化的狂飙,且呈现出多元景观,诸如文人结禅社、注疏佛典等。刻经、念佛、纵欲三方面显示了晚明文人居士的多元景观,别具风味。

论长江流域早期佛教造像的古印度影响

中国最早的佛像是发现于重庆的延光四年(公元125)的摇钱树佛像,而北方最早的纪年佛像在此200年之后,这表明中国的佛教造像首先在长江流域兴起,然后,北方丝绸之路与黄河流域的佛像艺术才次第兴起。长江沿线的早期佛像,集中于汉晋时期,主要受古印度恒河流域的贵霜秣菟罗流派的影响。南朝时期,南方的佛像,与古印度南部、斯里兰卡和东南亚的关联较密,不仅有斯里兰卡的佛像传入中国,梁武帝也曾使人去印度求取佛像。无论是"秀骨清相"还是"面短而艳"都带有异国情调的造像的特征。

非中国化与非宗派化:日本批判佛教论及其效应

中国佛教既有前宗派时期的格义佛教类型,更有宗派佛教义学建构时期发挥重要作用的“证义”佛教类型。日本批判佛教论,作为后宗派时代佛教思潮,由于缺乏历史与文本的双重解读,并未真正如实地评判如来藏—本觉思想在中国宗派佛教创建中(即“证义佛教”阶段)的地位与作用,特别是对唐代沙门法藏等人如来藏缘起论的阐释建构,没有足够的重视。

《红楼梦》中的礼佛与念佛

在《红楼梦》中,贾母、王夫人、刘姥姥保持着相似的礼佛习惯,反映了当时社会上下层女性共同的精神生活信仰。这种礼佛风气同时又影响了人们的口头语言习惯。

佛传文学考论

佛陀涅槃后,其事迹受到弟子们的追思和缅怀。杂藏、律藏、经藏保留着数量不菲地记载佛陀传记的经典。在整理分析经藏、律藏佛传,考察佛传在佛典中的分布和文体使用情况的基础上,笔者提出以下观点:第一,文体上,佛传应是先使用偈颂体,后采用长行,或偈颂与长行相结合的文体形式;第二,内容上,从零散片段记载佛陀生平发展到叙述完整、层次分明、内容丰富、人物形象鲜明的佛传;第三,传主的形象从朴素的僧伽演变为无所不能的宇宙大神。佛传文学在发展中也形成了一些基本母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