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的力量:帝后礼佛图形式研究

帝后礼佛图为佛教供养人像中特殊的一种,其表现形式为中心人物头戴冕冠或宝冠,周边侍者环绕在其周围或紧随其后,人物均呈出行状态。北魏时期出现的帝后礼佛图,以龙门石窟宾阳中洞及巩义石窟第1窟为主。宾阳中洞选择复杂的主从样式,是因其功能并非单纯的礼佛,祈求保佑,更是通过侍者及其目光构成的复杂通道,引导已故帝后在佛祖保佑下前行。而巩义石窟特意强调身份、地位、次序、正统等,一方面可能是汉化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也因其意欲体现帝后尊容及权威而采取了规整的形式。

清漪园乐安和佛堂室内空间及陈设复原设计研究

通过遗址现状、历史资料、清代建筑实例三方面的内容,从建筑位置、平面布局、陈设三个方面推断分析,厘清乐安和的建筑位置、层数等信息,对西进间佛堂室内空间及陈设展开复原设计,并分析了佛堂的空间特征,最后挖掘其文化内涵,以期提高人们对颐和园历史文化价值的认知,并为相关研究提供思路借鉴。

敦煌莫高窟第390窟绘塑题材初探

莫高窟第390窟开凿于7世纪初叶,四壁上层共绘53铺说法图,本文推测是表示佛教的五十三佛;中层和下层共绘60铺说法图,本文推测是三十五佛和二十五佛的组合;东壁门上绘七佛。三阶教六时礼忏就要念五十三佛、三十五佛、二十五佛、七佛,由此推测第390窟的主题可能是礼忏,很可能与当时流行的三阶教信仰有关。

关中唐代药师佛造像图像研究

在中国佛教史上,随着药师佛经典的传译,药师佛信仰在中土日渐兴盛。特别是在关中唐代佛教石窟以及长安佛教寺院里,都有许多药师佛造像,这是印度佛教不断中国化、世俗化的结果。关中唐代药师佛造像表明,药师佛不仅具有拯救幽冥众生职能,还是横化三世佛之一,这一角色的转换,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选择。

北方少数民族佛教文化传承——以承德外八庙为例

我国北方居住着满族、蒙古族、藏族等许多少数民族,他们自古崇信佛教。承德是全国首批确立的历史文化名城之一,举世闻名的避暑山庄及其周围寺庙,1994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康乾时期清政府为团结北部众少数民族,维护边疆地区安宁与稳定,尊重他们对佛教的崇信,在山庄周围兴建了十二座金碧辉煌的喇嘛寺庙,成为我国北方规模最大的藏传佛教圣地。这些散落在山庄周围的皇家寺庙,积淀着深厚的民族宗教历史文化资源,内涵极其丰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这里都是内地与蒙古诸部在宗教方面直接联络的主要寺院,成为清政府宗教活动的中心。至今普宁寺仍在举行佛事活动,在北方影响巨大。这些寺庙融合多民族宗教建筑风格,供奉多而全,且造型艺术价值极高,大量佛像、碑刻、楹联等体现民族宗教文化的载体,不仅在我国北方地区、而且在世界范围也极为罕见。因此,对如此深厚的民族宗教资源进行研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论杜甫之狂、逸与礼佛

杜甫是狂人 ,然而与魏晋狂士阮籍相比 ,杜甫的狂主要表现为政治上的狂傲 ,阮籍的狂则多表现为“痴” ,即对礼的亵渎。二者的形成均有其社会原因。杜甫亦具有闲逸情调。与陶渊明相比 ,陶选择闲适的田园生活是选择生命的永恒价值 ,而杜甫则为关心政治之余的闲适生活体验。另外 ,杜甫还信佛 ,但是他并没有把自己真正交付给佛教。

三阶教《七阶礼》与佛名礼忏

大住圣窟所刻《略礼七阶礼佛忏悔等文》与三阶教《七阶礼》有诸多相似之处,从《七阶礼》的演变轨迹及大住圣窟对三阶教的影响等方面可以确定《略礼七阶礼佛忏悔等文》影响了《七阶礼》,从中可窥《七阶礼》的起始形态,并为研究信行的广、略《七阶佛名》提供了线索。三阶教"六时礼拜佛法大纲"应是广、略《七阶佛名》的纲领性文字,据此大纲并结合敦煌《七阶礼》诸写本可大致推出广、略《七阶佛名》的原貌及敦煌遗书中诸种《七阶礼》类型的内容与结构。以此为基础,就可详细探究与《七阶礼》抄写在一起的《十方礼》《寅朝礼》等礼忏文与《七阶礼》之间的关系。

闽台客家定光古佛信仰的圣迹崇拜——基于武平县的田野调查研究

在闽台客家定光古佛信仰的研究中,论者已就定光古佛信仰的形成、传播,相关的祭祀、祭仪,以及发挥的社会功能等进行了系统全面的探讨,但对其神迹崇拜的研究却一直比较薄弱。在定光古佛信仰中心———闽西武平县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结合相关文献,可以从圣人、圣物、圣地三个方面对定光古佛信仰的神迹崇拜进行新的探索。

论元宵观灯起源于西域佛教社会

在元宵节的起源问题上,学术界存在着几种不同的看法。传统的认为元宵节起源于西汉汉武帝于正月十五日祭祀太一神活动的观点及相类似的看法,都是不妥的。元宵节是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它是受西域佛教社会燃灯供佛宗教习俗的影响,而在唐代最终确立的一个民俗节日。佛教涅槃部的经典及其思想,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影响。

《南诏历代国王礼佛图》图释

《张胜温画卷》的作者张胜温应该是一位汉族画家。《画卷》第103开为《南诏历代国王礼佛图》,画面为南诏全部13位国王礼佛的场景,每位国王和王后的头上都有标志着身份的直行正书文字加框题榜,题榜中题写着各位国王和王后的帝王号或名字。其中6位国王的形象,来自《南诏图传》。这是目前发现时代最早且最完整的关于南诏历代国王名号的资料,因年久剥泐,部分文字已很难辨认,笔者对此进行了辨证、补充。

莫高窟隋唐壁画“葫芦琴”乐器的真实性问题探讨

莫高窟中所见"葫芦琴"为仅有出现在该窟中的乐器,在全国其他石窟中不见。笔者曾在《交响》《音乐研究》中从其形制、源流、经变表现及相关问题展开了详细深入的论述与探讨。然"葫芦琴"为壁画中的图像乐器,在壁画的绘制过程中,是否存在艺术想象的成分?笔者试图从音乐的礼佛供养、乐器的绘制缘由、画工的音乐修养、佛教本土化过程中借用民间乐器等情况,对敦煌壁画"葫芦琴"乐器的真实性问题进行辩考说明。

董小宛入宫说始于何时——兼略探吴梅村《清凉山赞佛诗》的创作意图

董小宛入宫说始于清末之见不确,仅仅一部《红楼梦》就能证明早在乾隆年间即存在董小宛入宫说,而导致此说产生、传播的,则当是对顺治末年吴梅村《清凉山赞佛诗》的误解。

从《东大寺讽诵文稿》看日本愿文的仁孝礼佛说

《东大寺讽诵文稿》和《敦煌愿文集》中的大多数愿文,都不是为特定愿主撰写的"专文专用"的作品,而属于愿文"范文"。它们都可以纳入"民间宗教文学"的范畴来进行比较研究。《东大寺讽诵文稿》多方面受到传入日本的中国愿文的影响,将礼佛作为报答父母恩情最根本的途径加以宣扬,仁孝的儒家思想彻底变为佛教的工具,体现了平安时代初期佛教从宫廷贵族走向民间的思想特点。与传世愿文相比,佛教哲理的成分更为淡薄,而抒情性、叙述性更为突出。这也为后来文人的追善愿文发展成"哀伤的抒情文学"开辟了道路。

万佛山石窟礼佛图的文化价值

礼佛图是石窟造像的重要题材,既是时代生活的生动写照,也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万佛山义邑礼佛图在内容上、形制上、艺术上均有较大的创新,对北魏河洛地区义邑构成形态也有真实的反映,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

谢灵运与佛教人物的交往考

谢灵运一生交往的僧人很多。崇佛是谢灵运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谢灵运与当时两大僧团均有交往,且与其领导僧人关系殷密;谢灵运旗帜鲜明地支持顿悟派提出的“顿悟成佛”说;虚心向僧人们学习有关佛学理论与梵文方面的知识,用以提高自己的佛学修养。

泰山羊氏崇佛论述

泰山羊氏家族是山东地区的望族。其族人深受佛教影响,崇佛释教,注经讲佛,刻经造像。尤其是羊氏女子,出家为尼,传经受道,弘扬佛法,对泰山佛教文化事业的发展有突出贡献。羊氏家族的崇佛思想与魏晋玄学有很大关系。

摇钱树佛像身份探微——与温玉成先生商榷

摇钱树佛像的项光、施无畏印、结跏趺坐等特征,具有明显的印度佛像特点,并且杂糅了印度早期犍陀罗和秣菟罗艺术的风格。树与佛相结合,既表现了佛陀一生经历的重大事件,又反映了早期佛教艺术象征性和具象性的结合,它是佛陀形象出现之前的象征物,发展到独立造作佛形象之时,中间的过渡产物。摇钱树佛像的性质与西王母神灵相似,可称为"佛神模式"。河南孟津出土"老子浮屠镜"为唐代仿制,摇钱树佛像与太上老君或老子像没有相似之处。

佛塔崇拜与大乘佛教的起源——以下田正弘的学说为中心

关于大乘佛教起源的讨论是国际佛教学界的热门论题。在日本佛教界,长期以来平川彰提出的佛塔信仰起源说影响最大,几乎成为学术界的共识。但下田正弘在《涅槃经的研究——大乘经典研究方法试论》一书中对平川彰的研究提出了异议,其主要理由是,佛塔崇拜在原始佛教时期就已出现,并且广泛流行于在家居士和出家僧侣中间,历史上并不存在一个独立于僧团之外的所谓在家佛塔崇拜群体。大乘的思想出自于原始佛教时期就存在的林居者集团。他们与僧院住者在生活方式、价值观和追求目标上的不同,使他们在传统的口传佛教之外,以书写的方式创造出了包括《涅槃经》在内的大量的大乘经典,在所谓的追求自我解脱的声闻乘之外,开创了以利益他者为最高追求的菩萨乘。在研究方法上,下田正弘没有满足于文本解读和文献内在逻辑的解明,而是力图将文献中呈现的内在逻辑与社会历史的外在逻辑相照应,在两者的交叉点中找到学术问题的所在和解决问题的线索。这是对传统文献学研究方法的突破。

大化改新前的天皇和佛教

佛教传入日本以后,立即引起了崇佛、排佛之争。鉴于崇佛派与排佛派的力量相当,钦明、敏达两位天皇采取了中立旁观的态度。随着崇佛派力量的增强,用明、推古天皇逐渐显示出推行佛教的积极态度。圣德太子通过政令将佛教指定为官方的正统意识形态;舒明、皇极天皇修建百济寺,标志着日本国家佛教的开始,佛教最终为日本宫廷所接受。

浅论隋唐佛教隆兴的主要原因

隋唐佛教的繁荣和发展是特定历史环境的产物。隋唐帝王的崇佛及官僚阶层对佛教的态度和政策为佛教繁荣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环境;佛教本身的中国化成为佛教在隋唐繁荣的文化根基;隋唐经济繁荣为佛教事业提供了强有力的经济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