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金元女性头饰文化探赜

女性作为建构社会的重要角色之一,在该群体中呼应产生的头饰文化不仅是历史时序下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集结物和艺术品,更是促成女性审美文化之一的必需品。选取辽金元时期女性头饰中的发饰与耳饰作为研究主体并探寻其中的文化意蕴,试图将文章的分析重点放置于历史承衍发展的视角下,并基于文化语义的基础探究辽金元女性头饰中文化生成的主因与结果特征,评析辽金元女性头饰文化的融合性与承接性。

海东青崇拜与辽金元政治生态的平衡

鹰猎文化在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中世代承传,作为鹰中极品的海东青,坚韧不拔、不畏强敌,一直是他们崇拜的对象。辽金元三个王朝的崛起,与他们忠勇尚武的民族精神息息相关,海东青崇拜也是构成这种民族精神的重要一环。海东青获取不易,进而影响到三个民族与周边民族及地区之间的特殊关系。海东青正常流动时,不同民族与地区关系较为和谐,君臣关系比较融洽;而超出正常使用范畴的求取,加剧了海东青输出民族与地区的负担,造成了政治生态的紧张,进而威胁到自身统治。

宋金时期西北吐蕃若干人名探微——以《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之唐古特语为中心

由于缺乏藏文史料,学界在翻译宋金时期吐蕃人名时,多是根据个人理解,既不统一,也存在很多误译现象。清代对宋金时期吐蕃人名做了大量改译,其改译依据是乾隆朝编纂的《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该书运用了很多唐古特语解释改译原因,反映出古代藏族文化对其他民族影响之深远,从李立遵、董毡等人名的翻译可以看出,充分利用《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是我们正确还原宋金时期吐蕃人名的重要方法。

山东淄博窑佛教相关瓷器研究

山东淄博窑是中国陶瓷史上一处重要的瓷窑业中心,创烧于北朝时期,历经隋唐时期的发展,在宋金时期达到繁荣,明清时期逐渐衰落。由于受到社会佛教文化的影响,淄博窑产品中有一类和佛教相关的产品,主要用于佛教建造过程中的琉璃建筑构件、供奉的佛造像、寺庙中的佛教用瓷和信奉者居家崇佛礼器。北齐和金元时期是佛教文化盛行的两个时期,僧众和信佛的民众也比较多,尤其是金元时期,信佛更加世俗化和平民化。淄博窑两次成规模地的生产佛教相关器物,产品类型主要是青釉莲花尊、三彩胡人狮子型炉及僧補像等。

十至十四世纪的中韩关系形态与东亚世界——兼评费正清的“华夷秩序”论

十至十四世纪的中韩关系形态是宗藩关系。宗藩关系起源于周朝的畿服制度和礼制。一般认为,在东亚史上存在着以中国封建王朝为中心、以周边国家向中国朝贡为特征的朝贡体系或称华夷秩序。然而,宋辽金乃至蒙元时代的中韩关系形态,似乎对费正清教授的"华夷秩序"理论提出了挑战。因为这一时期,虽然中国与高丽建立了宗藩关系,但是,随着辽金蒙古先后入主中原乃至一统天下,以辽金元为代表的北族王朝,取代了以汉唐宋为代表的汉族王朝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的地位,并迫使高丽等周边国家称臣纳贡,所以,费正清教授关于"华夷秩序"的论述,并不完全符合此一时期东亚国际秩序的事实。这时期的东亚,不仅不存在以宋朝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而是以北族王朝辽金元为中心,形成了"华夷变态"的东亚世界。

“粗放型”的辽金元廉政建设

采用政治学的结构分析方法和历史学的文献分析方法,探究辽金元廉政制度的特殊性因素,分析这一时期吏治腐败和政治动荡的深层原因,研究表明,辽金元廉政建设属于"粗放型",并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源在于辽金元政权在军事获胜后没有完成向"文治"的转变,但在客观上清理了中原政权长期积累的繁文缛节弊端。

北方地域文化与辽金元文学

辽金元时期 ,随着“北方”地域文化生态的变迁 ,大量的非汉族作家出现于文坛 ,少数民族语文学获得较高水平的发展 ,中原文学的中心也由传统的中原地区而向北转移 ,独立的北方文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和繁荣。辽金元文学作为北方地域文化的组成部分和载体 ,其基本风貌和审美品质 ,实际上也是北方文化与文学传统滋养的结果 ,是对北方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发展。辽金元地域文化为北方游牧、半游牧民族的草原文化与中原传统的农耕文化的交汇与融合的产物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之上的三朝文学 ,所体现的社会审美意识、文学观念及其创作的内容。

近十年宋辽金元宗族研究综述

宋辽金元宗族研究取得可喜的成果,出版了数部学术水准很高的专著。台湾的宋代宗族研究尤为突出,深入探讨了宗族与科举、婚姻的关系,阐述了宗族在地方社会的作用以及保持强盛的机制。辽金宗族研究也取得了不小进展。宋辽金元宗族的研究,需要将宋辽金元各时期宗族与明清时期的宗族连在一起,注重宗族与社会历史断裂与连续的关系,进行长时段研究。加强地域性宗族研究,开展宋元时期不同地域宗族的比较研究、宋元与明清宗族的比较研究也是必要的。

从大同辽金时期的建筑遗存看佛教的特征

佛教在东汉传入中国后,就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不断进行着自身思想和教义的调整。到了辽金时期,基本上形成了一种颇具中国本土特色的外来宗教文化。古都大同拥有较多辽金时期的佛教建筑遗存,这些佛教建筑遗存的寺院格局、佛塔类型和佛像供奉等情况,都突出地反映了佛教本土化的特征。

辽金元都城文化的特点及形成原因

辽金元政权统治时期是我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三个政权在向中原扩张的过程中也开始了创建城市的高潮。由于契丹族、女真族、蒙古族相同的经济形态、地理环境或相同的生活习俗使三者在文化内涵和表现形式上呈现出一致性或相似性,构成了辽金元都城文化的共同特点:非单一统治中心的传统,宗教建筑的营建,推崇人与自然的和谐。其形成原因在于:游牧民族独特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万物有灵的宗教观和人与自然和谐的自然观。

辽金元佛教与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

在契丹、女真、蒙古诸族在进入汉地并建立和巩固政权的过程中,不断加深入与汉族的交流,这种交流与其接受汉地文化同步,而佛教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多方面的作用与影响,有力地推进了这些民族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进程。这也是中国佛教对中华民族的重大贡献。

从辽金元三史的编纂其乐志的史料来源

文章从史料学的角度 ,论述了辽金元三史的编纂 ,以及辽金元三史乐志史料的来源。

辽金元时期东北地区农业发展的原因

依据考古资料及史料记载,辽金元时期东北地区农业得到很大的发展,除了统治者的重视及采取的一些措施外,诸如优秀地方官员的作用、汉文化的传播等文化因素也不可忽视。

辽宋金元时期的民族关系

辽宋金元时期是北方以至东北少数民族迅速发展,建立政权并形成强大统治力量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华民族共同进步、发展与繁荣的重要时期。辽金元少数民族的发展壮大,是由于吸收和借鉴了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同时,这些少数民族也对中原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尤其是这些少数民族对祖国北方和东北边疆地区的开发与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已经融合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就其对祖国历史的贡献表明,他们都是伟大的民族。

生机与汇流:民族文化交融中的辽金元诗歌

辽、金、元三代诗歌创作是中国诗歌史上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段落,也是为中国诗歌史带来活泼生机与特殊样态的独特存在。广义的辽金元诗歌,包括了诗、词、曲这几种不同的诗歌样式,它们并不是既成的东西,而是在生成和发展之中呈现出的状貌。以狭义的诗来看,辽金元诗歌是呈现了一个由生新走向成熟的过程,但它不同于以往的生新与成熟,它们裹挟进相当多的新质——文化的新质。文章还从民族文化的角度探讨辽金元诗歌研究的新意,指出辽、金、元三代诗歌的发展都是文化交融与互动的结果。具体可概括为:辽诗展现的是面目生新的样态;金诗在流变中发展;元诗在文化汇流中完善。作为诗的大家族中的重要成员的散曲和词,在金、元时期开拓了前所未有的局面,词曲作为一种新兴的诗歌样式,足以使元代在文学史上熠熠生辉。

辽金元在唐诗学史上的贡献

辽金元处于我国古典唐诗学的成长期。它们既是由宋返唐的通道,又是自唐入明的门户,南北分流,弃宋归唐,转折过渡,承前启后,在唐诗学的发展史上具有独特的贡献。

虚拟与真实:唐宋辽金时期佛教影响下的地理表述

唐、宋、辽、金时出现了一种较为特殊的地理概念表述方式,即将佛教虚拟概念"南瞻部洲"和现实行政地理两者结合。这种地理概念表述方式最早出现在南北朝,唐代仅见于文人文集和僧侣戒牒中,而到宋、辽、金时则在造像题记和买地券中大量出现,反映其在平民阶层开始得到广泛的传播和接受。这一传播现象,既体现了文人精英阶层所秉持的华夏中心观对佛教地理观的排斥,也表明在这一时期佛教已深入到民众日常生活之中。

辽金元时期沈阳城建变迁考

辽金元三朝是沈阳城市建设和制度完善的关键时期。契丹辽朝崛起,沈州方城初具,属县拱卫,设官值守,管理体系,逐步完善;女真金国兴替,沈州沿承变革,熙宗废猛安谋克,恢复州县制管理,此后,"节度"改为"刺史",州县级别均降;蒙元占据辽东,"沈阳路"取代"沈州",沈阳城市域名因此而更新,直至今日。元代的沈阳路城之建设,为明代沈阳卫城及清代盛京城的发展与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

编纂《中华大典·宋辽金元文学分典》的回顾

本文是对编纂《中华大典·文学典·宋辽金元文学分典》的小结，共论述了四个问题：一是简述《宋辽金元文学分典》的编纂过程，二是对《宋辽金元文学分典》质量的基本估计，三是保证《宋辽金元文学分典》进度的措施，四是《宋辽金元文学分典》的后续工作设想。

北方地域文化生态中的辽金元文学创作格局

辽金元三朝,随着北方地域疆界的大跨度北延,政治、文化的中心自中原北转,人口构成成分、民族关系及文化传统都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变迁。北方地区的文化生态主要包括了总属于中原汉文化区的燕赵文化带、河汾文化带、齐鲁文化带、汴洛文化带和京都文化带等。由于文化生态环境的薰染和制约,各文化带上的文学风貌也呈现出不同的地域文化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