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佛教信仰“由禅入净”看晚明家具的装饰意趣--以“卍”字符纹饰为例

以“卍”为代表的佛教符号在晚明时期成为日用家具上流行的装饰题材。这种文化现象既与晚明心学思潮影响下佛教的复兴有关,也与各阶层民众,特别是大批掌握文化主导权的文人居士,其佛教信仰“由禅入净”“禅净圆融”的具体状况渊源颇深。与孕育了空灵、简约之美的禅宗有所不同的是,净土宗对佛教偶像和佛教符号极为倚重。某种程度上得益于净土宗风靡的文化语境,作为祈愿“往生”的重要凭借和承载着“福德圆满”之义的“卍”字符成为晚明家具装饰的一大创意源泉。这种此岸与彼岸、世俗与信仰的契合和统一在佛教符号纹饰家具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并融合成一种具有多重维度丰富涵义的吉祥隐喻。

晚明“狂禅”考

"狂禅"一词在晚明及以后尤其在清代,屡屡被提起,它包含两层含义:其一是指唐宋以来的五家禅,其二是指晚明思想界的一股思想潮流。综合考察,狂禅使用最多的是用来指称晚明思想界所出现的一种独特的思想潮流,它突破了程朱理学所要求的思想和社会规范,对晚明及以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股思想潮流的主要特征是以禅证儒,以儒入禅。

论晚明士大夫的禅悦风气

晚明政治黑暗,仕途艰难,士人的心态发生变化。许多既不愿在官场继续挣扎、又不甘随波逐流的士大夫经历了巨大的心理震颤,在王阳明"心学"的影响下,纷纷投身于佛教的怀抱,形成禅悦风气。这种现象是晚明士风变化的新趋向。它否定了儒家传统的价值观,张扬了士大夫的自我意识,也推动了晚明佛教的发展,但对晚明政治并无补益。

佛教与袁宗道的文学革新

以三袁为代表的晚明性灵派,开启了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的一个新的阶段。一般的看法都将性灵论归功于袁宏道。实际上,袁宏道性灵论的提出,袁宗道功不可没,其文学革新思想是性灵论的先声。作为三袁之长,袁宗道精通佛教,运用禅宗的心性论,在思想上打破程朱理学的僵化教条限制,文学上追求革新,要求摆脱束缚,反对雷同,反对摹拟,恢复个性,写出各具特色的直抒胸臆的作品。

憨山德清注《庄》动机与年代考

明代文人于《庄子》情有独钟。憨山德清注《庄》不同于明代士人的“以佛解庄”,而是别出机杼“以佛化庄”——通过憨山德清的解读,老庄哲学俨然属于佛教庞大思想体系中的一部分。憨山德清注庄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打破儒、释、道三家互不相融或限于浅层交流的局面,从深层次上发掘三家的内在关联。憨山德清《庄子内篇注》在明代士大夫中产生了广泛影响,成为佛教与士大夫沟通的桥梁和媒介。

《楞严经》与晚明北宗禅

在中国禅宗史的"经典叙事"中,北宗禅在宋代以来似乎只是中国禅宗史的一个注脚,甚至几近消失。本文从思想史的角度,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考察了楞严学背景下晚明时期北宗禅的历史图景,并由此指出:北宗禅在历经千百年之后,终于在《楞严经》的流行的背景之中获得了合法性和话语权;楞严学背景之下的北宗禅,在晚明时期成为禅学思潮讨论的一个热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佛教对自身传统的反思。

公共领域话语的中国意义——评《为权力祈祷:佛教与晚明中国士绅社会的形成》

卜正民《为权力祈祷:佛教与晚明中国士绅社会的形成》是一部开风气之作,以晚明地方士绅捐赠佛寺活动为其分析的核心,使用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来考察晚明中国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公共领域作为一个生长于欧洲社会文化背景下的西方观念,能否在中国这样一个典型的东方社会生长和发展,中国是否存在一个市民社会体系或者是否存在着公共领域,卜正民这部著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和靶子。

紫柏大师“三大负”述论

紫柏大师是晚明佛教界的著名高僧,他在明代佛教衰微之际,力振佛教,在晚明社会动荡之时热心济世,他所提出的“三大负”就是其热心济世的表现。紫柏大师“三大负”的经世主张当时都没有实现,但它反映了紫柏大师和晚明思想界思想的一些动向。

钱谦益唐宋兼宗的诗学宗尚及其理论根基

明末清初,钱谦益转益多师、唐宋兼宗的诗学宗尚建立在反思明代诗学的基础上,扩展了人们的师法对象,对唐宋诗做出了新的评价。入清后,钱谦益的诗学思想与佛学思想融合,并融通诗论中的世运、灵心、性情、学问等概念,从诗学基本理论的层面对师法宗尚做出解释。钱谦益的诗学思想在明清两代唐宋诗之争流变史上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承接明末诗学思潮,给清代诗学确立了更宽阔、更深入的视野。

中国佛教改革思潮的演进逻辑初探——以德清和太虚为中心

憨山德清和太虚大师所领导的晚明佛教改革与民国佛教改革,代表了近代中国佛教改革史上的两种重要范式,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历史关联,应该视作同一历史进程(即佛教复兴运动)的两个不同阶段。二者既存在诸多共性,如相似的历史情境和思想渊源;又存在巨大差异,如改革的目的和程度。隐藏在纷繁复杂的历史表象之下的佛教改革逻辑是从改革到革命、从"山林化""鬼神化"到"大众化""人间化",其内部所蕴含的宗教与世俗之间的张力转换(化世俗为神圣)为现代佛教提供了历史借鉴和思想资源。这场改革从整体上塑造了近代中国佛教的基本历史动向,此即佛教的人间化与世俗化,而这一历史动向最重要的现代演变则是人间佛教。

江右思想家王塘南三教会通思想探析

三教会通是王塘南思想的一大特色,此具体体现在"彻性体之‘廓然’"、"探本穷原"与"为学方便之门"三个层面。对此进行探究,不仅有利于清晰化理解塘南本人的思想体系,而且有利于呈现中晚明三教会通思潮的探究视野。

从晚明文学思潮看《金瓶梅》儒释道三教合一

晚明文学思潮的主要特点是儒释道三教合一、追求个性解放的人本思想。在此大背景之下,《金瓶梅》持儒家伦理观为主要创作思想,秉持忠孝悌道;借佛道两教的因果报应、生死轮回等来布局篇章、安排人物命运及情节架构。儒释道三教在小说中是糅合并存、而非割裂独立的。

从冯惟敏及其剧作《僧尼共犯》看晚明曲家嘲佛之风

冯惟敏一生狷介耿直,以儒立身。其剧作《僧尼共犯》以调笑的笔法批判了让人断欲绝爱的佛教教义,从侧面反映出晚明丛林窳滥的社会现状,塑造了具有一定人性解放姿态的主人公形象。冯惟敏的嘲佛心理一方面源于其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另一方面则与晚明时代风潮有关。晚明曲家的嘲佛之风可以从政治因素、佛门乱象、佛学创新力和佛教教义四个方面探究原因。

论为霖道霈佛学体系中的华严意涵

就道霈的佛学体系而言,他的华严学思想并非体现于大部头著作如《华严经疏论纂要》等作品内,而是融入其禅学,展现于禅教观、净土观之中。道霈的禅法修行,一改乃师元贤主张,重视顿悟渐修;在经教方面,道霈重视华严五教判相,推崇华严圆顿大旨,其佛学思想深受华严性起说影响;在净土修行方面,道霈倡导普贤行愿,念佛诵经(特别推崇诵《华严经》),导归极乐,表现出与天台宗部分教义的疏离,可见华严学在道霈佛学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晚明佛教与天主教对话模式的反思

晚明是中国佛教和天主教展开对话的时期,两教的对话模式值得关注。从晚明两教的对话状态来看,出现了两种对话模式:一种封闭性的拒绝对话模式,即天主教由于未能理解佛教精神而发起对佛教的各种现实挑战;一种是理性的开放性对话模式,即佛教希望理性和平地与天主教展开理论的辩难。晚明佛教、天主教的对话模式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对当代宗教对话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理论启迪。

憨山大师的判教思想论略

汉传佛教的"教相判释"是自南北朝及隋唐起,佛教上升直至鼎盛时期出现在佛教内部、判别教法差异和顺序的思想。但是到了明末,时移世易,佛教已经不论在现实和经教上,都出现了衰落的迹象。憨山德清大师是明末四大高僧之一,他通过注释三教经典的方式,把佛教这种传统的判教思想应用于三教之中,立佛教为最殊胜的理论,并至儒道为佛教修行的一个阶段,各自司掌其范围和功能。这既是憨山大师修证体悟的结果,也是在废墟上重新树立佛教地位的过程,为明末三教融合的大趋势注入一剂活力。

晚明紫柏大师在上海

紫柏大师为明清佛教史中的知名高僧。在一生弘法中,紫柏曾多次来上海境内游方驻锡,并与其刻经壮举有关。但诸多记载久为学界所忽视。相关材料散见于紫柏著述及方志典籍之中,可以通过最新的地方研究加以部分还原。本文结合宗教及史志文献,考证紫柏大师上海(云间)之行所及多处寺院的确切位置,通过解读空间地理信息,明确各驻地之间的互相联系,继而证明晚明时期的上海地区同样是高僧云游说法的重要选择之地,更是佛教史叙述中不可忽略的区域。

晚明吴越地区佛教放生文化之新变

具有明确宗旨和特定仪轨的佛教放生法会起始于隋朝。隋唐两宋时期,由天台宗僧人开创并完善的放生法会以授三归戒、称宝胜如来十号、宣讲十二因缘法为核心仪节;由帝王名臣主导的放生法会以宣读放生疏文、朝拜恭祝皇帝圣寿为核心仪节。到晚明时,放生法会的精神领袖已由帝王名臣转移到净土宗师云栖祩宏身上,并由屠隆、虞淳熙、董其昌、陶望龄、陶奭龄等吴越士人以整合儒释道耶四教思资、融合日常修行与特殊仪轨,借审丑诗风宣扬善恶观念等行为共同促成吴越地区佛教放生文化之新变。

女涉外业:晚明闺阁生活之新动向

"女涉外业"是晚明颇值得关注的社会与文化现象。晚明特殊的社会环境为知识女性提供了相对宽松的舆论空间,她们开始不安于阃内、不甘以织纫为本业,而是积极涉足史学、佛学、旅游、政治等本属男性之领域。女涉外业不仅使女性自身气质向文人名士转化,亦深刻地影响了才女们的文学创作,促使其作品在题材内容上由阃内转向阃外,艺术风格上由纤细柔弱转向豪迈宏阔,也对封建礼法造成了一定冲击。

被发明的传统--晚明佛教宗派的复兴与佛教谱学的成立

明代中后期,以独立派辈诗为其特征标志的佛教法派大量涌现。笔者将佛教宗派法派谱系编织的方法称为佛教谱学,佛教谱学是明代中后期新“发明”出来的一种重要的佛教“传统”,时至今日,对于佛教组织制度仍旧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