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佛教时间观的演进历程——以三世和三世法问题为中心

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世是与佛教修行解脱密切相关的时间观念,它关涉已修和未修、已断和未断。早期佛教以三世和三世法问题为着力点讨论时间之于修行解脱的意义。特别是说一切有部通过对知识和对象外在性问题的讨论展开三世实有的知识论论证,继而又在对作用与功能的区分中完成三世实有的价值论证成。在论证过程中不断强化三世和三世法的同一性,强调三世相续流转乃是有为法建立之基础,而有为法则是无为法存在之前提,这就将三世问题与一切法实有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说一切有部对于以空间理解时间有着特殊的认识,主张时间、空间和概念三者通过其各自最小单位“刹那”“极微”“字”积聚而共同构成有为法。如此,则既不否定以空间理解时间的传统理路,又在相续和作用的过程中显豁出因果关系的本质。

现代世界中的泰国佛教——一个人类学的视野

众所周知,佛教为泰国民族国家的三大支柱之一,同时也是现代泰国社会与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本文立足于人类学视野,认为泰国佛教是一个意涵丰富的文化体系。本文通过对泰国佛教观念和实践的考察,以及对佛教与泰民族国家、日常生活以及现代社会相互关系的叙述与分析,阐述以"业"为实践核心的佛教如何渗透至泰国人民的社会生活当中,并成为现代泰国国家社会重要的文化特质,以及泰民族持久的民族精神。

论佛教因果报应思想

因果报应思想是佛教的基本理论之一。佛教认为,众生在未达到"神界"之前,总是循着"十二因缘"所指的因果链条,始终处在生死流转、类劫轮回的痛苦中。生死福祸,富贵贫贱,都是报应。人们的思想行为作"业"不同,所受果报亦自不同。这一宗教迷信思想,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产生过重要而深刻的影响。

佛教因果思想要义及现代价值简论

佛教因果思想包含了因果不虚、因果可转及因果性空多个层面,它强调因果乃自然法则,与一般宗教的因果说在施报主体、承受方式、终极目标等方面完全不同。佛教因果思想的公平、自由和道德性原则具有深刻的哲理依据和特殊价值,对现代人安顿生命、谐和社会、改造环境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略论《聊斋志异》中的灾异现象描写

《聊斋志异》以描述狐鬼花妖精魅的荒诞离奇的故事而著称,用浪漫主义的笔法展现了一个虚幻的世界。然而,《聊斋志异》在纪实性文学方面的价值却很少被关注。本文旨在分析《聊斋志异》中的自然灾异现象的篇章,揭示了其现实主义的描写手法体现了重要的史料学价值和意义,体现了蒲松龄惩恶扬善的因果报应的思想以及对真善美的追求,对假恶丑的批判。

藏传佛教因果报应说对蒙古族道德观的影响

在古代蒙古族社会 ,维护社会伦理道德的精神力量主要是上天崇拜和祖先崇拜。藏传佛教传入蒙古地区后 ,维护社会道德的精神力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佛教伦理思想完全改变了旧时蒙古人的道德结构 ,使蒙古人他律性的道德规范转化为自律性的道德规范。本文对蒙古族传统的道德观念和藏传佛教因果报应说作了对比 。

日本古代小说的佛学烙印与文化成因

日本古代小说大都具有浓郁的佛学色彩,净土、无常、果报是最典型的三个侧面。净土思想是日本佛教的主流且具有明显的现世特征:平安物语的净土信仰成为救赎宫廷贵族脱离苦难的精神支柱;中世战记物语的净土信仰多与死亡紧密相连,成为对战乱中人们渴求来世幸福的终极关怀。无常是日本小说尤其是中世物语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无常既是对人间永无常住的感性叹息,也是对盛者必衰社会法则的理论解释,更成为武家社会切身感受的"生死观"。因果报应思想贯穿日本小说史的始终,它与宿世、轮回、转生等观念互为表里,成为孕育日本怪异小说流行的土壤之一,并表现出与儒家劝惩观念相结合的世俗化趋势。

“善有善报”与“善不受报”——佛教善恶“因果”观辨析

谈善论恶乃是佛教的永恒主题。在中国佛教中,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善恶"因果"观,一是注重"果"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二是注重"因"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其中有着"决定论"意味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其实是中国本土儒家文化以及民间习俗中的"因果报应"思想在佛教中的反映,属于中国化的善恶"因果"观;而"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则是基于印度佛教的"缘起论",是原汁原味的印度佛教善恶"因果"观。依据印度佛教的这种善恶"因果"观,东晋竺道生进一步提出了"善不受报"的思想。依据"善不受报"以及作为其理论基础的佛教"缘起论",一个人只管行善而不要去追求行善的回报,然而就是这种不求回报的行善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回报。

从《聊斋志异》看蒲松龄的崇佛思想

佛教作为"儒释道"三教之一,在中国的影响力非常巨大。其从传入中土后,历朝历代都拥有大批忠实的拥趸,不但广大底层民众崇信佛教,包括历代很多帝王对佛教也崇敬有加。蒲松龄作为清初的一名儒家知识分子,由于个人、家庭及社会的原因,对佛教非常崇信,在其著作《聊斋志异》中,他通过各种方式对佛法无边和佛教中的因果报应说进行了充分渲染,体现了浓厚的崇佛思想。

敦煌讲唱文学中的佛教文化

敦煌讲唱文学中宣扬佛教文化的作品占很大比例,其主要内容表现禁欲修炼观,因果报应观,六道轮回和天堂地狱观等,这些作品明显混合着儒家和道家思想文化,说明佛教传入中国后与本土文化的融合。

以因缘论设计

设计的本质与文化息息相关。受中国佛教文化的“缘起说”和西方存在主义现象学的启迪,构建设计的因缘论,以期对设计进行深入、系统的阐释。设计是一种“缘”创过程,设计是人缘、物缘、生缘、时缘、形缘、和缘的建构过程,应该力求做到求真、求新、求善、求变、求美、求存共生。万物因缘和合,因缘道器,设计要做到“精于事因、巧在物缘”。

从禅宗美学看简媜散文之创作

简媜散文的诗性特质与其独特的审美感悟能力息息相关。其表现有三:其一,得失随缘、随性洒脱的因缘观;其二,自由自在、心安自得的生命观;其三,圆润性灵、诗意盎然的美学境界。

佛教三业理论与《聊斋志异》之伦理道德思想

佛教认为 ,“业”是形成事物的最直接原因 ,它包括身业、口业、意业三种。“业”不仅给施为者自己带来善恶报应 ,而且也会给他人及环境带来幸与不幸 ,因此往往涉及到社会伦理道德问题。《聊斋志异》在对佛道两家想象模式多所采用的同时 ,也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其教义的影响 ,其中佛教“三业”理论是阐述得最多的 ,作用乃在于告诫人们从思想到行为上都时刻注意防恶止非、行善积德。正是借助着佛教“三业”理论 ,《聊斋志异》一方面非常清楚地交代了故事的来龙去脉 。

原始佛教本体和非本体因素的互动

因缘主要是原始佛教关于因果关系的论述,它不仅贯穿于整个原始佛教的教义中,而且与婆罗门教和其它沙门思潮的因果关系是相对的。原始佛教的因果关系与西方的本体论有截然的差别,但它又体现出本体论的倾向。原始佛教的本体和非本体因素是以因果关系为依托,以必然性和偶然性为辅助,以解脱为目标的精致思想元素。

一主多元的理论荟萃:藏传佛教噶举派的中观见

噶举派中观见以应成中观见为主体,而且其独特的大手印教法中非空非有、明空合一的中道观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由于该派各位论师对佛教中观理论的继承不尽相同,对其理解及阐释各异,所以显示出噶举派中观见有着兼容并包的多元特性。该派中观见建构的目的在于使众生进入解脱之道,最终脱离轮回之苦而入长乐我净的涅槃之境。

试论“三言”中冯梦龙对释道的不同态度

“三言”申有许多作品涉及释道,该文认为某些鬼神崇拜、因果报应思想属于中国传统的封建迷信思想范畴,而非宗教观念从释道主题作品入手,分析其僧道形象和故事情节,可看出冯梦龙对释道的不同态度,并试从其个人经历、思想体系中寻找原因。

藏传佛教与汉地儒教生死观之比较

生死乃人生大事,但是人们往往对生倾注了更多的注意,因为生代表生机、温暖、活力,而死则意味着消沉、冰冷、黑暗,所以人们都乐生怕死,对死都持否定的态度。死亡是人类永恒不变的主题,也是人类内心深处最为恐惧的事件,也正是由于有了死亡的存在,才使生命显得可贵。藏传佛教和儒家根植于不同的文化土壤,在生死问题上都进行深刻思考的同时,进一步探讨人生的理想境界。

论《说岳全传》与佛教之因缘

明清长篇章回体小说与佛、道二教的缘分相当深厚,几乎从开篇便沐浴在佛光、道风之中。作为英雄传奇小说的代表,《说岳全传》对佛教素材的吸收、改造主要包括三种方式:一是择取与佛教有关的素材进行生发、改编;二是借助历史或传说中的人物,编织与佛教有关的故事情节;三是从佛教观念或传说出发,衍生出人物或故事。正是这三种方式的巧妙运用,才得以形成全书"因果报应"的结构布局、"忠奸——出世"的双重性主题及"鹏——龙"型人物组合,并赋予小说浓厚的宗教色彩。

佛教因果观与六朝至初唐志怪小说

中国志怪类小说脱胎于古代神话,到了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才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小说类型。与此同时,于汉末传入中国的佛教也逐渐摆脱了道教的附庸地位,开始正式在中国社会宣传自己的宗教思想。而佛教观念中最基本的因果观,随着佛教的传播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反映在小说中,即是志怪小说中出现了大量宣扬因果报应的故事。佛教因果观不仅为六朝以后的志怪小说提供了新的素材,而且其思想还深入到了小说的叙事逻辑结构之中。

佛教与中国古典小说的“因缘”浅探

佛教对中国古典小说影响深远。佛教典籍在文体形式、叙事模式、审美情趣等三个方面都与中国古典小说具有很大的相似性,正是这些相似性为佛教与中国古典小说的结合提供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