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初期中原与吐蕃佛教交融依存语境解读

吐蕃与唐朝因中原佛教结缘,而双方的交融依存发端于唐朝重启了儒家孟子性善论仁道思想,摒弃了过去天赋神权论的儒家思想。儒学扬弃之后在唐朝初期强调“仁”道,唐朝因“仁”和合吐蕃,佛教的中国化也在唐朝初期有了新的面目:“提倡众生平等”。儒学的“仁”转化为佛学的“众生平等”理念,形成了吐蕃与中原的基本交往范式,即以佛教为抓手,而以借鉴唐朝的基本思想为内容的事实。这也说明佛教在唐朝真正开始中原化了,而佛教在吐蕃还远未开始吐蕃化,文成公主入藏意味着吐蕃与中原启动了交往交流交融的加速模式。

从“四部”到“四分”——佛教律抄在唐代的发展

《毗尼心》《四分律小抄》《略抄》《杂抄》等佛教律抄文本在唐代相继问世。这些文本较六朝时期的律抄有新的发展。首先,在思想上,从早期“会通诸律”的“四部律抄”发展为独尊《四分律》的“四分律抄”;其次,受佛教注疏传统的影响,律抄在文本形式上呈现“事数化”“条目化”的特点。唐代道宣《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也是受六朝律抄深刻影响的作品。唐代的这些律抄文献反映了中古“律疏”与“律抄”两大传统的融合,向我们展示了印度佛教律仪向中国佛教戒律实践过渡的一个面向。

东晋会稽士僧群与浙江诗歌之路的早期开拓

东晋永和年间,会稽聚集了众多的名士、名僧,成为重要的佛教中心。其中支遁等高僧不仅富有名士风度而且长于诗歌创作,“言咏属文”成为会稽士僧交往的重要内容。在佛教的推动下,会稽发展为东晋中后期诗歌创作的中心。会稽是浙江诗歌之路中的重要区域,与钱塘江诗歌之路、瓯江山水诗之路、浙东唐诗之路都有密切的关系。因此,会稽的诗歌创作风气,以及会稽士僧在迁移、流动中对会稽诗歌的传播,促进了剡县、天台山、钱塘、永嘉等地诗歌创作的发展,对浙江诗歌之路的形成具有早期的开拓之功。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亡佚字书研究综述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字书,大部分已亡佚,但其佚文材料十分宝贵,一些学者对此展开研究且成果丰厚。所指亡佚字书为有辑本的古佚字书(以龙璋《小学搜逸》为基础),对其研究成果进行搜集整理,从辑佚类与研究类两方面展开论述:辑佚类主要包括清人辑本、今人辑本和域外辑本三类;研究类主要以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期刊、硕博论文为研究对象,将研究成果分为字书专书研究、古文献引字书研究以及字书对比研究三类。在此基础上分析当前亡佚字书研究现状的不足,并对今后的研究进行展望。

晋唐时期妒乳证治特色

以晋唐时期文献为基础,分析妒乳的疾病特征及其证治。妒乳是一种乳汁淤积导致的以乳房局部疼痛为主要临床特征的疾病。妒乳的病因病机为乳汁淤积,风热侵袭,导致气血瘀滞,乳络不通,不通则痛。该时期妒乳的治疗特色鲜明,以多种剂型的内治法和丰富的外治法为主,推崇清热毒、散痈结,简便验廉,并首创手法排乳,重视预后。

基于数据挖掘探讨晋唐时期治疗消渴的用药规律

目的:探讨晋唐时期方药代表著作中治疗消渴的组方用药规律和特点,以期为中医临床诊疗本病提供理论依据及用药参考。方法:检索电子版《中华医典》第五版《肘后备急方》、《小品方》、《刘涓子鬼遗方》、《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中涉及的方剂进行整理,应用数据挖掘技术进行分析。结果:收集方药119首涉及药物149味,高频中药(频率≥10%)为甘草、麦门冬、瓜蒌、人参、生地黄等20味;药物种类有补气药、补阴药、清热泻火药等39种;药性以寒为主,药味多偏甘苦;主要归经为肺经、脾经、胃经,其次为心经、肾经;关联规则分析得到药物组合15个;挖掘出3个核心药物聚类。结论:晋唐医家诊疗消渴法宗《内经》,开创三消论治之先河,构建出了目前临床常用证型框架,为后世医家研究拓展该病开辟了广阔道路。

赵孟頫书法“晋唐一体化”之深层意蕴及书学价值

南宋赵构、姜夔、赵孟坚奠定了回归晋唐书法的理论基础,而赵孟頫是晋唐书法理想的实践者。赵孟頫“晋唐一体化”书法之路以回归魏晋古法、矫正南宋书法流弊为出发点,书法面目中和雅丽,寄寓其多元复杂的内心世界。赵孟頫书法“晋唐一体化”取法广泛,学书用功,学养深厚,其独特的书法风格影响深远。后世对赵孟頫书法地位评价颇高,其广泛取法和深厚功力对当代书法仍有借鉴意义。

好古·崇晋·尊唐:戴表元对前代诗学接受的三个向度

作为宋末元初重要的学者、诗人与诗论家,戴表元的诗论与其学养密不可分。因此,从其思想层面讨论其诗学,有利于加深我们对其诗学的理解。出于对宋末士人务虚、庸俗的鄙夷,戴表元向慕三代,因之倡言好古。戴表元在学问上追仰三代,在此好古思想的指引下,他广泛而有针对性地汲取前代诗学之优点而针砭当时诗坛,其中又以对“晋”与“唐”两种范式的讨论最为究心。可以说,出于对前宋覆灭的反思而来的好古思想是其对前代诗学接受的根本,而“崇晋”与“尊唐”则是两翼。从思想的层面出发揭示戴表元的前代诗学接受,将使得我们对其诗论有更为立体与深刻的理解。

唐肃宗对武则天佛教思想的继承

安史之乱后唐肃宗面对的是统治的合法性与唐王朝的正朔问题。通过对唐玄宗与唐肃宗的佛教政策的考察,可以发现,作为和武则天同一母族的肃宗,一改玄宗时期的抑佛政策而大力崇佛,显示出对武则天佛教思想的继承,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转轮王思想;二是举行佛事活动来维护统治;三是发挥高僧的作用。唐肃宗的崇佛政策有利于在思想上快速凝聚人心,体现了其正法理国的佛教思想。

唐宋剑侠小说与佛教关系谫论——以《剑侠传》为例

《剑侠传》收录唐宋时期的33篇剑侠小说多与佛教有关。从佛寺、僧侣、佛教神异等3个方面探析这些小说与佛教的关系可以发现:佛寺在剑侠小说中为故事的发生环境,是庇护穷苦困顿者、剑侠施展神奇本领的场所;僧侣的行为多有侠义色彩,表现为用含有“侠”的词语凸显人物性格、剑侠小说中僧家多行侠义之事推动了情节的发展;佛教神异的奇幻特点如开脑后藏匕首和变为小虫,丰富了故事的内容。这三个方面共同发挥作用,造就了《剑侠传》丰富而曲折的故事。

杖锡泛海:唐代海上丝绸之路南线高僧交往特征谫论

中土对外文化交往具有诸多方式,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以海上丝绸之路的视角切入佛教文化交流成为新的关注点。拟以宗教宽容且对外开放的唐朝为例,结合僧传与相关史料筛选海上丝绸之路南线致力于交往的中外高僧,从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发凡,探讨此阶段沿海路传法与取法高僧群体及行为的若干普遍性交往特征,解析交往特征下的内外因素,并对未来人间佛教学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新发展提出设想。此外,对交往特征的多层面探源也组成了大唐社会及与周边国家关系的“缩影”,冀以作为观察当时社会风貌与国家交往的新窗口。

论晋唐汉地僧传的存量及传世情况——以史志与经录对勘为中心

晋唐之际产生的汉地僧传,在文献分类上属于“此方诸德传记”,实与“西域圣贤传记”并行不悖,成为梳理中国中古佛教史与佛教文化的重要证据。历代史志与佛教经录所见晋唐汉地僧传,虽然程度不等地存在着重出、淆乱现象乃至难以考证,然而毕竟依据各自的学术渊源和学理视角,为后人具体研究提供了相对可靠的文献清单。将史志与经录所见晋唐汉地僧传清单进行对勘,以史志补撰著录和汉文大藏经、敦煌宝藏收录为相关辅证,不仅得知这批僧传文献的体制形态、总体数量以及存佚情况,而且可见同列于上述两类目录者为少数全帙,它们因唐代佛教学者的编目入藏才得以流传至今。从古典目录学视角考察晋唐汉地僧传的分布,有利于全面把握佛教文献和学术史,从而推动文史研究走向深入。

河北省翻译发展史综述

河北省翻译史是学术发展史也是社会文化交流史,促进了社会、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的发展,对中国文化对外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按照年代顺序,系统梳理了从东晋时期到建国后河北省翻译人物的突出成就和卓越贡献,揭示了各时期翻译活动和特点,总结了河北省翻译工作的历史意义和影响。河北省翻译工作的发展离不开翻译发展史的研究,以史为鉴,才能探索翻译过程中的普遍规律,推动翻译理论的创新和翻译实践的发展。

中国早期佛教遗存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综论

中国早期佛教考古是指从佛教正式传入的东汉至两晋时期的佛教考古。这一时期的佛教遗存发现相对较少,有些佛教遗物在形态和性质上较为模糊,不易辨识,但它们对研究佛教如何进入中国及进入中国后的早期历史表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直到近年,学者们对中国境内发现的早期佛教遗存的性质、时代、分期、艺术风格、传入路径等开展了大量研究,相关成果对认识东汉至两晋时期的佛教历史文化具有重要贡献。

政治·文化·审美——晋唐并称、对举的多维考察

晋、唐两代并不相邻且缺乏明显的共性特征,一般难以被等量齐观,但实际的情况是古代将二者并称或对举的情况并不罕见。晋、唐并称或对举有三个维度:晋、唐运祚较长且相对邻近,二代国势皆中道衰颓是二者政治维度上的共性;晋、唐书画和诗文等高度的成就是二者文化维度上的共性;晋、唐二朝人物的风流余韵是二者审美维度上的共性。虽然晋唐并称、对举,但在不同的意义上其所指各有偏重,呈现出错综复杂甚至矛盾抵牾的状态,而这恰恰是历史的本然状态。对晋唐并称与对举的关注,从某种意义上弥补了当代人对文化现象认知的不足,为观照古代社会文化现象提供了更多维的视角。

唐诗中“生死”书写的情境与情感

中国唐代诗歌因时代的特征展现出独特的魅力,有关“生死”的唐诗建构了体验死亡的情境,主要有爱情、征战、宗教的情境。在爱情情境中,唐诗常以生死相随的决心表现女性的贞节情感;在征战情境中,唐诗常以不惧生死的誓言表现将士的忠君情感;在儒、释、道的哲理情境中,唐诗常以佛教描绘的宗教情境为基础,阐释“不生不灭”的生命哲学。对生死情境的描写和对生死情感的抒发驱动着唐代诗人的创作,展现了中国人在爱情、忠诚、信仰等方面不惧死亡的情感力量。

慕梵而尊礼:隋唐时期汉传佛教僧众的丧葬制度

隋唐时期汉传佛教僧众的葬制,梵华嫁接的色彩非常明显。僧众丧葬模式主要有水葬、土葬、火葬、露尸葬等,但每种葬式的流行程度有别。土葬是此时最主流的僧尼丧葬模式,且最符合中华礼制的基本要求,是调和华梵之间文化矛盾的比较好的手段。颇有特色的露尸葬,因其最有印度佛教特色,在此时的僧众葬制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选择水葬或火葬的僧众则相对较少。在汉传佛教历史上,只有隋唐时期才有如此多种类的僧众丧葬模式,这是隋唐这个绚烂时代赋予的特殊的文化特征。在佛教中国化的大背景下,这些僧众葬制既都无一例外地受印度佛教的影响,建构在佛教义理的基础上,又努力寻求着中华礼制的认同,佛教的信仰与儒家的五常在此时已经有了很好的融合。

唐钞本《文选集注》所见西晋时期南北士人的文化冲突——兼论陆机的悲剧命运

“太康之英”陆机在洛阳被杀,是中古史上南北士人冲突中的一个典型事件。日本新发现文献唐钞本《文选集注》,为研究西晋时期南北士人的文化冲突提供了一个更加宏阔的视角和丰富的历史细节:《三都赋序》注揭橥“三国争统”的文化背景,有助于明晰吴人陆机在出仕西晋之前的文化心态,此为探讨西晋时期南北士人文化冲突的一个起点;潘岳《为贾谧作赠陆机一首》及陆机《答贾长渊一首》诗注,记录并诠释了西晋时期南北士人在融合中的文化冲突点;陆机诗注中的“时网”,则启引探索入洛仕晋对陆机的诱惑与捆束。由此可知,南人陆机携带着三国争统的余绪入晋,其思维在本质上还停留在东吴时期对历史、文化的建构和认知上;面对大一统的西晋王朝中原士人的文化认知和历史叙事,交锋已在所难免;他与中原士人的一系列龃龉与缠绕,最终导致其悲剧命运。从表层看,陆机的悲剧命运固然与其兀傲的个性有关,而深层次的因素乃在于他和中原士人在文化理念上的激烈冲突。

魏晋至隋唐时期河北藏书事业发展

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文化的蓬勃发展,政治环境的稳定,政策的扶持刺激,经济文化的发展,印刷技术的进步以及抄书队伍的壮大都推动了藏书事业的发展。河北地区虽然当时并未处于文化和政治中心,但是全国性的文化进步使得河北也沐浴在文化大发展的和煦春光中,藏书事业也由此上升了一个新台阶。河北藏书史是我国古代藏书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河北成为全国重要的农业经济区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推进了文化事业的长足进步,民间藏书量得到大幅度提升,藏书家也不断涌现。本文对这一历史时期河北地域的官府藏书和宗教藏书的概况、规模、政策,以及有影响的藏书家的典型事迹做了详细介绍。

晋唐时期吐鲁番地区所见粟黍作物考辨及加工研究——以出土文书与植物遗存为中心

本文通过对吐鲁番文书中粟和黍相关名词的考证,结合出土植物遗存研究,确认了“粟细米”和“细米”应为粟和黍加工后的精米,并进一步探讨了晋唐时期吐鲁番地区的粟黍加工情况。研究表明,吐鲁番居民栽培的黍穄以粳性为主,使用杵臼和碓来加工粟和黍,脱壳后糙米的得米率为60%左右,而精米得米率约为90%。由于晋唐时期吐鲁番人多地少,因此当地居民主要还是以糙米为食,很少食用口感更好、但浪费严重的精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