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藏族社会中的藏传佛教仪式及其社会功能

仪式是“行动的宗教”在藏族社会中得到了集中体现。吸收了本教部分仪式的藏传佛教仪式对藏族个人和社会具有心理慰藉和社会整合功能,但也存在着需要进一步与社会主义社会相调适的方面。

佛教与唐律“和离”制度

"和离"是古代规范夫妻间因感情不和而协议离婚的法规。作为一种实践,它在先秦-汉代就存在,但一直游离于基于家庭-宗族义务的正统离婚规则之外。中古时期,受外来佛教"因缘和合"、"宿世因果"等思想的影响,中国的社会婚姻观念发生变化。以北魏孝文帝太和九年诏书为标志,"和离"逐渐获得了正当性并上升为法规,最终由唐律所定格并被后世承袭。"和离"规则的确立突破了礼法传统,把婚姻从男女家庭-宗族义务上升到了双方情感的结合,可谓古代婚姻法制一大变革。

情感·仪式·信仰——“人间佛教”现代图景的社会学解读

宗教社会学的研究非常重视情感、仪式与信仰之间的互动关系。在信仰与情感的互动关系之间,仪式的功能极为重要。在特定的仪式展演过程中,信仰者的情感流露及其共享与感召也会得以强化或渐次增强,从而将个人的价值观念或宗教情感转变为一个群体或社会大众的共享内容。特别是仪式性的宗教活动包含了丰富的情感、信仰,进而构成宗教自身的神圣性与社会性,整合了人群、资源和关系。运用宗教社会学相关理论与方法,可从情感、仪式、信仰三个维度,考察人间佛教的现代图景,从而揭示人间佛教的行动特征及其社会意义。

宗教仪式与政治伦理——宋代佛教戒坛的建置及其象征意义

戒坛是剃度出家人的场所,也是佛教寺院的重要附属设施。在宋代,政府严格控制佛教戒坛的创立。随着时间的推移,佛教的戒坛逐渐增加,但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记载的戒坛数量,似乎都是不准确的。资料显示,在宋代,戒坛的设置有一套完整的规则,应该是在政府的严格监控下进行的。在佛教较为发达的区域,戒坛大体上应该是以州级行政机构为基本标准设置的,而在佛教相对不那么普及的地区,大体上应该是若干个州设立一座戒坛,供该地区僧尼、沙弥剃度之用。一年一度的剃度仪式隆重而庄严,充分体现了这一活动所具有的宗教意义。而更为重要的是,宋朝政府将出家人的剃度仪式与各级政府庆贺皇帝生日的活动巧妙地融为一体,这就将宗教活动与世俗庆典结合了起来,使受戒活动更显隆重,也使戒坛成为具有高度政治象征意义的场所。

从《目连救母》看仪式戏剧的衍生与发展——以闽南打城戏为中心

仪式剧种的诞生,最能诠释宗教与艺术之关系。源自佛教教义的目连救母杂剧,不仅衍生出全国各地的目连戏,更曾直接推动了仪式剧种的产生与发展。以闽南打城戏为例,《目连救母》不仅推动了超度仪式向戏曲形态的转化,更促成了打城戏在声腔音乐、剧目系统、表演艺术上的定型。从宗教仪式到戏曲艺术,《目连救母》成为一座不可或缺的桥梁。

好鬼崇佛:明代妇女的佛道信仰及其仪式

妇女与宗教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明代妇女之"好鬼神"、"崇佛"甚或"佞佛",究其原因,除了"天性"之外,还应是客观的外部社会环境使然。宗教既是妇女的精神寄托,又是她们打发闲暇的主要方式。妇女之佛道信仰,其仪式既有诵佛念经、斋供布施,又有宿山、进香、宣卷。从明代妇女社会生活史的历程来看,从"妇无外行"到"妇有外行",不能不说是一大转向。而在这一转向中,妇女的佛道信仰堪称引发转向的关键。

景谷南传佛教音乐的人类学研究——以泼水节和朝仙仪式为例

景谷是我国南传佛教信仰区之一,其南传佛教受到了德宏、西双版纳和汉文化的影响,但同时又具有独特的魅力。泼水节期间,景谷境内各地的僧俗除了举行传统的南传佛教仪式活动外,还会进行景谷特有的南传佛教仪式活动——朝仙。通过实地调查,以泼水节的各项南传佛教仪式为视角,综合运用梅里亚姆的"概念——行为——音声"三重理论结构模式,并结合曹本冶的"近、远"理论,对景谷地区南传佛教的泼水节和朝仙仪式及其仪式中的音声进行人类学进行探讨,从而得出景谷地区南传佛教仪式中的音声运用与念诵者身份和经文的分类有关的结论。

藏族苯教驱魔仪式“垛”及其对民间的影响

本文探讨了"垛"的起源、形制以及苯教和佛教最著名的以"垛"为中心的仪轨文本等,并结合田野调查,就苯教仪式对民间宗教的影响和不同应用方式加以分析。

文物视野下清朝中原文化向西藏传播载体研究

一部清朝对西藏地方的赏赐文物史就是一部完整的清朝对西藏地方的文化经营史。文章从文物文化视野角度,从佛教类文物、政治仪轨类文物、金银财帛类文物、日常生活类文物等几方面详细分析了清朝的文化经营步骤,表明清朝的文化定位是准确的,并在边疆治理上实现了这一意识形态功用。西藏与中原地区的联系虽不自清代始,但是自清代更加紧密,中原文化的西藏传播虽不自清朝始,但是自清朝形成规模和格局。

谈《刘师礼文》的后代变种

现知《刘师礼文》最早见于敦煌遗书的南北朝写卷,据传是东晋僧人刘萨诃所倡导的一种礼拜法。通过收集敦煌遗书乃至现代流传本《刘师礼文》及其后代变种16种,梳理其异本,探讨其演化,可以看出由《刘师礼文》体现的与时俱进并演变为种种形态的特征、将自己装饰为民众喜闻乐见形式的特征、以及它所具有的多种文化混杂的特征,进而成为我们研究仪轨佛教演化的观察点。

礼佛双修——东晋南北朝士大夫精神世界考察

东晋南北朝时期,佛教迎来了在中国传播的第一个高潮。士大夫阶层无疑是促成这一高潮的主体。对这一时期的儒佛关系进行考察的学术成果,较少涉及士大夫阶层的这一主体地位,更少关涉促使他们活动的深层次原因。士大夫阶层特有的超越精神,在这一时期促成了礼佛双修的谈辩境域。一方面,他们重视丧服制度,制定家礼以维系家族,把对儒家世俗伦理价值的追求落实在齐家的儒学中;另一方面,他们又试图通过"归心"佛教的方式,为儒家世俗伦理价值寻找内在安顿。士大夫这种试图为儒家世俗伦理价值寻找内在安顿的诉求,是由其本性中的超越精神决定的。

贵州佛道儒巫混杂合流的原因探析——以德江傩仪为例

佛、道、儒、巫虽然具有各自的特点,它们在贵州却能奇特地结合起来。德江傩仪是贵州佛道儒巫混杂合流的典型代表。这主要源于历史政治、宗教文化和心理习惯等原因。探析贵州佛道儒巫混杂合流的特殊现象及其原因,对于促进贵州文化产业和旅游事业的繁荣发展以及科技的不断进步具有重要意义。

佛、道共融:热贡地区的“肖康”仪式及其社会功能

位于热贡隆务河两岸的“蔡孜德裕”土人及其周围一些藏族村寨,每年年底要举行一次被称之为“肖康”的祭祀仪式。它是随着明代“屯田戍边”政策的实施,中原汉地的农耕生产方式和地方神信仰传入热贡地区后与当地的山神信仰相融合而形成的一种集体性农事祭祀仪式,其初衷是保护农业生产和田地管理。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其内涵逐渐有所演变,其农事祭祀意识淡化,驱邪避灾的蕴意被强化,但在一定程度上传递着中原汉地文化与高原藏地文化的历史接触与文化共享,是汉藏文化交流、交融的典型案例。文章就“肖康”仪式及其历史渊源、功能、整合机制,作一横向描述与纵向分析,为构建多元文化和谐共荣的特色宗教学理论提供一个田野个案。

论藏传佛教狰厉图纹在器物中的运用及其象征

狰厉图纹是藏传佛教器物中典型的一类装饰形式,按其表现题材可以分为:毒物兽怪类、神魔护法类、器官肢骨类以及其他组合类。作为狰厉图纹载体的宗教器物主要包括唐卡绘画、造像面具、藏密法器等。综观藏传佛教传统符号,狰厉图纹是一支小众的神秘符号,它作为与吉祥纹饰并行的支脉,同样饱含着丰富的象征意蕴。随着时代的发展,藏传佛教神秘而狰厉的图纹艺术将逐渐褪去它神秘的面纱,但作为文化表征的传承符号,在保持其生命力的同时,将被赋予新的意义。

景栋与清迈的洛人——对傣泰王国原住民的比较研究

传统的傣泰编年史认为洛人是东南亚大陆傣泰王国的原住民。傣泰人定居于肥沃的河谷低地以后,政治上控制了洛人原住民。为了彻底统治洛人,傣泰统治阶级认同洛人的存在并融入他们的文化,祭拜洛人守护神、让洛人参加重要的王室仪式等,这都反映了洛人对傣泰王国的特殊意义。洛人和傣泰人生活在一起,资源与文化共享。洛人的历史正是景栋历史与清迈历史的发端。无人知晓傣泰人历史上从何迁徙而来,但洛人却在这里安居了很长时间。

中华茶道定型中的佛教影响

中华茶道是在历史中形成的,它的定型受到了佛教特别是禅宗的强烈影响。这样的影响是双向的:一方面,禅宗借助茶会、茶事活动的仪轨等使自身趋于中国化;另一方面,中国茶文化也因佛教义理的导入而得到教益提升,不仅有了明确的形式化表达,也有了独特的精神内涵,脱离了茶叶的物质性,发展为茶道。中华茶道为中国茶人寻求身心协调、安放生命意义提供了可资信赖的精神家园。

九华山佛教法事音乐的发源与价值分析

九华山佛教音乐千百年来伴随着九华山佛教的兴盛而不断发展繁荣,是集寺庙、宫廷和民俗音乐为一体的音乐文化。它既有古代的乐制,又有朝代更替的特征;它既有外来音乐的元素,又有中国自己的民族和地域特色。九华山佛教音乐的根本价值价值在于它的生活价值、民俗价值、信仰与观念价值,其从一个侧面记录了人类音乐艺术的发展史,是值得保存的艺术瑰宝。

九华山佛教法事音乐的源流及其仪式性功能考略

佛教法事音乐是佛教弘扬佛法的舟楫,与佛教的一系列法事仪轨紧密结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文章考察了九华山佛教及法事音乐的渊源与流变,并对法事仪式和音乐的结合、音乐的特征以及仪式过程中音乐的功能与意义等进行初步考证,寻求其文化机制。

佛教拜斗仪式“药师斗”初探

"药师斗"是药师佛信仰和北斗信仰混合而成的佛教拜斗仪式,本文以田野考察和文献分析的方法,对药师斗相关的资料进行研究,从中了解汉传佛教仪式本土化的过程以及福建宗教文化的特点。

剑川石窟石钟寺第8窟释迦、观音和尊胜佛母组合造像刍议——兼论宋代忏仪佛教对其造像意蕴的影响

大理剑川石窟石钟寺第8窟中,刻有一类"一佛二胁侍"的造像,由释迦佛和"三面六臂"观音及"一面四臂"尊胜佛母组成。这种造像组合内含了唐佛陀波利译《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和宋法天译《乌瑟腻沙最胜总持经》两种体系。但该窟中尊胜佛母的仪轨又迥异于后者译本中的规述,也不同于敦煌石窟中尊胜佛母的形象,亦未见流行于大理之外的地区,推测应是大理国形成的区域特色。而与其组合的六臂观音的持物中以"钵"(而非净瓶)与柳枝相配的仪轨也实属罕见。然而,若注意到宋时忏仪佛教兴起的背景,并以此重新审视宋法天译经中的相关仪式和第8窟的整体功用,则对这种持物的组合不难作出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