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僧到西儒——从《天主实录》看早期耶稣会士在华身份的困境

耶稣会士罗明坚撰写的《新编西竺国天主实录》新近影印出版,使学者能够有机会与后期刻本《天主圣教实录》进行比较研究。早期来华耶稣会传教士传教策略的重大改变、以及早期耶稣会士从"西僧"到"西儒"身份转变的适错过程,均在不同版本比较中反映出来。

《大唐西域记》与西藏文化

《大唐西域记》与西藏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管是在地理位置、宗教传播,还是在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方面,都是有迹可寻的。从这种联系,我们可以窥见唐初西藏文化的一些蛛丝马迹,同时也可以看出周边文化的多元化对整个西藏文化所产生的影响。

《大唐西域记》中汉质子与汉王寺诠释

《大唐西域记》共十二卷,成书于唐贞观二十年(646),为玄奘游历印度、西域旅途19年间的游历见闻录,是研究丝路文化传播的重要史料。由于时间的推移,地域名称的变化,有许多地方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本文就《大唐西域记》中汉质子与汉王寺的记载,与佛教文献史料及正史进行一些比较研究,确定汉王寺建造者的身份对研究中西文化交流有其重要意义。

于阗文化考释——以《大唐西域记》中的佛国瞿萨旦那为例

《大唐西域记》用了大量的篇幅对于阗的文化做了探讨,为我们了解唐中叶以前的于阗文化提供了翔实的资料。从《大唐西域记》所记的瞿萨旦那入手,结合一些考古材料和壁画,从于阗的建国传说、佛教发展及佛教遗迹、关于于阗的三则传说故事三个方面重新对于阗文化做了考论,以求对于阗文化有更加深入的理解。

《大唐西域记》中的印度人形象

采用比较文学形象学的研究方法,同时借用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统计学等的研究成果,对《大唐西域记》中的印度人形象进行解析,进而分析其蕴含的现实的、历史文化的内涵。

“五天竺”“国—城—村”概念与中国古代的印度社会研究

“五天竺”或“五印度”不是印度人的固有概念,而是中国古代求法僧所创制的一个独特的区域概念。法显《佛国记》、玄奘《大唐西域记》都用“国”“城”“村”这样的汉语概念来分析“五天竺”各国的社会结构层面,成为我国古代印度社会研究的基本概念,并且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佛学为中心的独特的古代印度研究。在“印度人无历史”的情况下,中国求法僧以其真实可靠的观察记述填补了公元5至7世纪印度历史记述的空白,作为信史的价值远远超过此前希腊人的那些道听途说、走马观花的印度记述。以“五天竺”及“国”“城”“村”概念对印度社会加以分析,至今仍不失其社会学方法论上的价值。

从《大唐西域记》看唐代西域的医药文化

唐代著名高僧玄奘口述的《大唐西域记》,不仅是佛学研究史上的重要著作,也为了解西域医药文化提供了绝佳的窗口。在玄奘生活的时代,西域医药崇尚自然、善于运用整体疗法治疗身心疾病,具有鲜明的善恶观念和复杂的伦理思想,充满了西域地方神秘色彩。西域医药文化特色的形成有着多方面的因素,既与地理环境多样性有关,也与医药文化的自身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

《西洋记》“把”字句句法结构分析

明代罗懋登著的白话小说《西洋记》中"把"字句有1355例,其句法结构已经相当丰富,本文据"把"字句谓语部分构成方式的不同将其句法结构划分为五个大类,并逐一进行分析,发现《西洋记》成书时代是"把"字句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

《大唐西域记》工布查布藏译本疑点举隅

《大唐西域记》工布查布藏译本是目前学界公认的《大唐西域记》众多文种译本中最早出现的译本,也是最早的藏译本,具有一定的权威性,有较大影响力。对该译本存在的诸多误译、漏译等问题进行评析,并加以纠正,可以更好地促进这一历史名著的传播和利用。

逻:用于表示以自然天险为边境的界碑--《大唐西域记》汉译地名研究札记

《大唐西域记》汉译地名出现的逻字,一方面是西域语的音译,具有标音作用;另一方面,又包含意译因素,表示名称所指对象,处于自然天险的边缘,以高山大川等作为边界。这类名称涉及作为边界的西域邦国、城邑、山水,集中分布在南亚次大陆北端,以古代北印度、覩货逻故地居多。作为邦国、城邑、山水、边境的天险有葱岭、印度河、喜马拉雅山等,都是高山巨川。书中的逻字暗含边缘、遮拦两种意义,在词语义项演变链条中处于重要环节。

《法显传》与《大唐西域记》中的佛教石窟

《法显传》和《大唐西域记》一直是研究古代印度和西域的重要资料。两位高僧的记载折射出他们对寺院以及石窟寺的不同理解。玄奘笔下的"精舍"从僧众的居住地,可以缩小范围到有礼拜像或圣物的建筑。法显和玄奘的记载中并未把石窟视为一种特殊的寺院。从两书对石窟的描写中可以看到石窟的多种用途,包括居住、修行、礼拜、集体活动以及丧葬。法显和玄奘对石窟外观、构造的描写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古代印度和西域的石窟以及其他寺院建筑的构造和形态,更好地理解汉地石窟、西域石窟和印度石窟之间的联系。

《大唐西域记》藏汉文版本对照研究发现

通过《大唐西域记》藏汉文版本对照研究后发现:公.工布查布在藏译本中如实地翻译了《大唐西域记》138国的情况,将藏译本的总体结构作了一些调整,采用藏文数字表明所记述国家的顺序,并对许多寺名、塔名以及地名、山水名进行了注释性的补译,给后世研究留下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海国图志》“以夷攻夷”述评

《海国图志》提出攻夷之策有二:一是调夷之仇国以攻夷,二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逐渐成为近代中国的主流思想,对中国学习西方、走向现代化起着决定性作用。"调夷之仇国以攻夷"是《海国图志》了解夷情的结果,建立在收集大量世界知识、情报和对敌我攻防形势严密分析前提之上。"调夷之仇国以攻夷"对攻守各方复杂矛盾作了深刻分析,体现了高度的智慧。可是历史没有给其提供展示的舞台。虽然"调夷之仇国以攻夷"没有运用到御夷的实践中,也没有在思想界产生很大的影响,但是如果把"调夷之仇国以攻夷"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联系起来理解,就会发现无论是"调夷之仇国"还是"师夷之长技"都是《海国图志》为中国御侮图强提出的"制夷"之策,都是积极主动探求民族复兴的伟大战略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