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像角色的转换与形成——以敦煌石窟观音经变为中心

观音菩萨,因《妙法莲华经》的流传而深入人心,北凉时《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从《法华经》中被抽出来别行,成为《观音经》。敦煌石窟保存了大量依据《普门品》或《观音经》绘制的壁画,《观音经》变相完全从《法华经》变相中分离出来,则是在初唐时期。莫高窟第217窟东壁的观音题材经变是目前最早的具有完整意义的观音经变,而之前出现的观音题材类经变画均没有脱离《法华经》变相的范围,只是法华经变的一部分,准确地说应该称为观音普门品变或法华经变观音普门品。第217窟观音经变具有经变画的一般特征,中央出现了主尊说法像,且脱离了法华经变而独立存在。第217窟观音经变的出现,完成了观音菩萨图像从法华经变附属向独立经变角色的转变,使敦煌观音信仰从辅助向独立信仰功能转换,具有特殊意义,也对敦煌以后观音经变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大正藏》与《嘉兴藏》中国佛教著述收录差异比较研究

《大正藏》和《嘉兴藏》是汉文大藏经系统里特色鲜明、流传广泛的两部藏经。《嘉兴藏》在日本流传很广,是《大正藏》的间接祖本,也是众多校本之一,但《嘉兴藏》中丰富的中国佛教著述,并没有在《大正藏》中体现。文章阐述了两部藏经差异的原因:重视弘扬本国佛学、收录标准不明确、材料收集有局限以及人力财力的局限。

《俄藏黑水城文献》汉文佛教文献拟题考辨

《俄藏黑水城文献》（汉文部分第１－５册）收录了大量佛教文献，其中绝大部分已经得到辨认，并拟定了较为恰当的题目。但还有一些汉文佛教文献未能识别，仅标作“佛经”等。本文对其中绝大部分（个别文献残损过甚者除外）进行了辨识，拟定了题目。同时，还纠正了原书个别拟题不确的情况。

《全辽金文》补遗八则

《全辽金文》将辽、金两代的单篇文章汇为一集,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但仍有遗漏。这主要表现在该书对于地方志的利用有失粗略,对于佛教文献的关注也并不充分。借助某些地方志与佛教文献,可补充《全辽金文》漏收的金人文章八则,其中不乏周昂、李纯甫等名家之佚作。这些佚文兼具文学、文献和史料价值,值得重视。

辽宁省图书馆藏《嘉兴藏》的修复

介绍了《嘉兴藏》的文献整理、破损情况及具体修复工作,主要包括修复前的调研以及修复过程中的脱酸处理、纸张要求、糨糊要求与修复模式,以期为公共图书馆开展古籍修复工作提供有益的借鉴。

释宗晓佚文四则辑存

释宗晓为南宋高僧,不仅精于佛学,且著作等身。《全宋文》卷六四六四录其文一卷,凡二十篇,但仍有遗漏。通过《大正藏经》与《卍续藏经》,可以辑出《全宋文》失收的宗晓佚文四则,这既能为研究宗晓的佛学思想提供更具体的材料,亦可补《全宋文》之阙,兼具思想史与文献学的双层意义,值得加以辑存。

汉语佛典在英语世界的百年译介——历史语境、主体与模式

1831年,《沙弥律仪要略增注》英译本在英国出版,被认为是汉语佛典在海外传播的肇始。迄今为止,汉语佛典在海外的翻译与传播已具一定规模,却并未得到足够重视。鉴于此,本文梳理了19世纪中后期以来,汉语佛典在英美等国家的译介情况。研究发现,汉语佛典在19世纪和20世纪,就传播语境、传播主体以及传播模式而言,有较大差异。其中,传教士、日本和中国港台佛教界人士先后作出了重要贡献。本文认为,目前汉语佛典英译史的研究与书写,在翻译学乃至整个人文学科中仍处于相对薄弱的状态,具体表现为:这一英译历史进程中的译者、译本以及译论有待挖掘;以史为鉴,对于中国佛教助力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价值与方法,更需进一步揭示。

《秘藏诠》山水版画底版刊刻时间考论

北宋《秘藏诠》中的4幅山水版画是迄今为止发现存世最早的山水风景版画。该组作品构图布局独特,刻印技艺精良,立意深远,对中国古代风景版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世界版画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但对于这组作品底版的刊刻时间,学界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本文在全面梳理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广泛查阅相关文献资料,从历史学、社会学、图像学等多角度考证、分析,认为《秘藏诠》单行本底版的刊刻时间始于端拱元年(988)十二月,第二年完成并印制发行。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经录考释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西域写本C14.1341的裱册中所夹照片唐写本为《大唐内典录》。原经段永恩、梁素文收藏,原件今藏日本。该写本是作为经典来抄写,而非实用性经录,说明吐鲁番地区有作为经典抄写的完整的《大唐内典录》存在。这有助于我们了解唐代吐鲁番地区的佛教传播。就文物递藏而言,该照片的发现,给我们提供了更多的有关吐鲁番出土文书在近代的发现、递藏线索。

梵本《长阿含》概述

佛教经典分成经、律、论三个部分。经部则由长、中、相应等部构成。长期以来,佛典经部中的"长篇经集"被认为仅有汉文的法藏部《长阿含》和巴利文的上座部《长部》存世,尽管已经找到一些间接证据证明(根本)说一切有部亦有一部《长阿含》,但直至20世纪90年代,中亚所发现的梵本《长阿含》残片的整理工作告一段落,才足以证实该部经集的存在。数年之后,吉尔吉特的梵本《长阿含》又在古玩市场现世。该写本比较完整,为(根本)说一切有部《长阿含》的研究提供了理想的新素材。本文介绍了该部经集的内容、结构,以及发现和研究情况,特别提到了我国学者在其中的贡献。

佛藏针灸史料探论

本文通过对佛教大藏经中的针灸史料进行考释、研究和分析,认为佛医针灸学具有悠久的历史和鲜明的特色。笔者试从4个方面进行论述。(1)佛陀时代的针灸之学。首先,佛陀时代已出现佛针的概念。佛针包括物针、指针和心(法)针。物针有金属针、植物针、石针、骨针等,指针指以手指为针,心针与法针指以佛法为针。其次,佛医乃针药并用,针匣已成为当时医家出行必备之物品。再次,佛医认为针能治病,也能致病,对于针伤的防止,佛医也有相关的论述。(2)历代僧医的成就。本文列举了33位僧人的针灸成就,其中不乏高僧大德,如安世高、于法开等,他们对发扬光大佛医针灸之学做出重大的贡献。(3)佛针之临床诊疗特色。第一,针药结合,相得益彰;第二,针咒结合,身心并治;第三,特殊针法,疗效显著,如炎针、针刀等;第四,佛针医案,特色鲜明;第五,谨戒误诊,更防误治。(4)我国历代高僧对针灸之术作了精辟的论述。第一,智者大师论佛针。如因果疾病,以针喻之;临床诊疗,以针为喻;业因疾患,针刺取效。第二,金针拨内障术。第三,不知针,不足言良医。笔者认为,佛医有形的针法需要我们去研究,而无形的针法更需要我们去感悟。

关于康熙版蒙古文《甘珠尔》经的刊刻

本文利用清代满、蒙文档案文献,对办理康熙版蒙古文《甘珠尔》经的缘起、主事者、蓝本来源、校勘经过、誊写及镌刻人员、刊刻场所、经版存放地点、经费预算及其来源、经费之收掌等问题作了较为系统的考述。

藏医妊娠学说的来源

学术界对藏医妊娠学说的来源，向来认为只一种且是本土的妊娠学说，本文证明有两种并都来自印度。一种为《四部医典》，它是印度《八支医方要集》和《大宝积经》妊娠论的综合；另一种为《月王药诊》，是依据《大宝积经》而来。藏医经典《月王药诊》和《四部医典》（有关妊娠论）现行版本写定年代向未确定。本文根据文献的语文特征，认为前者写定于藏文《大宝积经》译出（９世纪）以前；后者写定在藏文《八支医方要集》译出（１０～１１世纪）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