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声佛曲与汉辞华章——中印古典戏剧因缘

中国戏曲和印度梵剧同为人类文化史上的奇葩 ,交相辉映在东方世界的两大文明区域 ,代表着两国文学艺术发展的高度成就。比较考证这两种戏剧形式间存在的事实联系 ,发现和把握二者在文化性格、艺术形态上的趋同、逼肖之处 ,进而论证这些现象与因素是同源传递还是异域共生是有意义的。笔者认为 :印度梵剧浸渗影响中国戏曲的文化中介是佛教的传播 ;印度宗教习用的“沿门教化”同我国民间傩仪的“沿街念唱”形式两相结合共同架构了我国的戏剧演艺形式 ;中国戏曲中的一些剧目如“目连”关目取材于佛经和变文 ,戏剧角色行当中之“末”、“旦”、“净”皆源于梵语、梵文之转音。

论元杂剧中的佛教剧

元杂剧中的佛教剧远比道教剧少,而且,当时政治地位最高的藏传佛教缺位,这与藏传佛教大多在宫廷活动而且不用汉语、杂剧作家大多为汉人有关。元杂剧中的佛教剧主要表现禅宗南宗曹洞、临济两个支派的生活,这与当时汉地的佛教生态大体一致。元杂剧佛教剧面向世俗大众,具有鲜明的游戏品格。

佛教文化对包公文学的影响

明清时期,佛教教义逐渐深入中国社会底层,成为公众的伦理规范。受其影响,小说、戏剧中的包公形象塑造明显地打上了佛教的痕迹。首先,包公被塑造成佛教的"阎罗王"最为流行。其次,受佛教伦理的"因果律"的影响,包公故事里存在大量关于"报应"的叙事,而且很多作品往往伴有相应的道德"劝诫"意图。佛教因果报应说强调善得善报,恶得恶报,来世的命运由今世的善恶行为决定,这就结合人们的性命大事、切身利益,引导人们去恶从善,从而推动人们的道德意识的自觉和个人修养的完善。受佛教拯救故事的影响,包公故事有了游历冥府的故事。无论是游历冥府所见各种阴森恐怖的"果报",还是亲见阎罗王冥府判案,其实质都暗含着"天理昭彰"的内容,只是地狱审判和佛教的修行观、儒家的天命观相联系,更能表现出正义的超验属性。

论中国当代戏剧的儒释道文化翻译

儒释道文化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融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中国当代戏剧中蕴含了许多儒释道文化元素,常常经过语内翻译和语际翻译的过程传递到英语世界。英译剧本对佛、道两家宇宙观念和儒家治世观念的文化移植尤为突出,译者在翻译剧本时除了呈现剧情,也展示了儒释道精神的内涵,能够激起西方读者进一步探索中国文化的兴趣。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到《西游记》中救赎主题的发展与演变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以下简称《诗话》)、《西游记杂剧》(以下简称《杂剧》)、《西游记》前后相沿叙述三藏法师西行取经故事。三部作品在以取经作为核心主题的同时,均将取经团队成员通过经历取经获得救赎、求得正果作为副部主题。《诗话》中救赎主题已出现,由于《诗话》是一部简陋的面向世人的"俗讲",其简陋与不成熟使救赎主题没有能够覆盖取经团队全部人物,面向世俗的特点则使救赎的实现形式表现出明显的世俗性。《杂剧》出自名家,对救赎主题有了很大的发展与丰富,很多方面也反映出受了度脱剧的影响。《西游记》中救赎主题最终统帅取经团队所有人物,救赎主题完全确立。明代"心学"影响巨大,佛教世俗化程度加深,这些都对《西游记》救赎主题产生了很大影响。

佛教戏曲《归元镜》版本源流考

僧智达所撰佛教戏曲《归元镜》自清初至今流传甚广,为考察中国戏剧与佛教的多元互动关系提供了重要个案。《归元镜》版本非常丰富,学界对其研究尚不够充分。本文通过实地访书,发现了数种以往未见著录的《归元镜》版本,梳理了清刊本的两种系统;考证杭州昭庆寺本为晚清刊印本,反映了当时浙江各地佛寺合作刊刻经籍的现象;并考订出乾隆四十九年北京龙王庙本有宫廷大戏化的改编痕迹。以版本考辨为基础,本文探讨了《归元镜》宗教性与世俗性兼具的双重文体特质。

论元曲佛教剧

文章认为佛教是元杂剧题材的一个重要方面。现存元杂剧中,有15种与佛教相关联。元曲佛教剧里,弘扬佛教普度众生、宣扬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佛教救苦救难教化人心、佛教也爱国反抗外侮、佛寺成为了爱情圣地,反映了佛教宽容和追求和谐的思想。

现存汉唐西域佛剧的文本考述

现存汉唐时期西域的佛教戏剧主要有梵文《舍利弗传》、吐火罗文本《弥勒会见记》、回鹘文本《弥勒会见记》和晚唐敦煌本《释迦因缘剧本》。根据目前的考古发掘,汉唐西域佛教戏剧可以说是汉唐西域戏剧占绝对地位的一部分,彰显了佛教传播方式的多元化和佛教悠久的文化魅力。文章对现存汉唐西域佛教戏剧的文本进行详细的考述,对它们的问世、作者、成书时期、校刊、整理研究等情况做一番梳理。

试探元杂剧中寺庙场景的艺术功能

通过对《元曲选》与《元曲选外编》的梳理,可以发现,寺庙场景在整个元杂剧的艺术构思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并在情节中展现出三种不同形态,其作用也不同。在叙述层面上,寺庙场景又存在着表层功能与深层功能两个层面,较之于其他场景,更能体现元杂剧鲜明的时代性和深刻的思想性。

一物一事总关情——“二拍”和明中后叶杂剧僧道题材创作尚俗倾向浅析

明代中后期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混乱时期,话本小说与杂剧在创作题材的选择方面,生活化和世俗化的倾向愈加明显,即都积极地捕捉生活当中的兴奋点加以表现,展现世俗生活,关注百姓日用。作品的现实性得以大大加强,使之成为社会的一面镜子,美丑尽在其中。

浅论闽南“佛戏”

中国宗教对戏曲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整体艺术特征上,更体现在戏曲剧种的孕育上。从唐代"佛戏"的萌芽,到宋元民间艺术的冲击,再到明清时期的滥觞,"佛戏"的普遍存在与曲折的发展历程,揭示了由宗教向艺术过渡的过程。以闽南打城戏为例,通过对其前身——"打地狱城"的追溯可发现,迟至清代后期,"佛戏"已具备了鲜明的戏剧性和审美价值,并在特定的条件下有可能转化为戏曲剧种。

“中国戏曲源于印度梵剧说”再探讨

自20世纪20年代许地山把中国戏曲和印度梵剧联系起来研究之后,关于中国戏曲的起源和形成,便又多了一种假说——“梵剧说”。主张此说的学者,观点其实并不完全一致;而最能代表此说的,则应是郑振铎的见解。几十年来,随着某些新材料的发现,“梵剧说”曾被多次提起,并引起争论。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尝试跨文化、跨学科对该问题进行新的疏理和研究,否定了“梵剧说”,但却肯定了古代印度文化对戏曲形成的重要影响。

重估“南系”《西游记》:以泉州傀儡戏《三藏取经》为切入点

20世纪80年代,日本学者中野美代子曾提出"孙悟空祖籍福建"的观点,但一直未能获得中国学界的完全认同。至90年代,福建相继发现多处与"齐天大圣""通天大圣"相关的文物,一度引起研究者们的热议与争论,但最终亦未能改变已有结论。问题的关键在于以福建为代表的南方地域,缺乏一个完整的《西游记》故事系统,所有关于"猴"的传说、记载都是零散的,给人的印象,更像是百回本《西游记》影响下的反流。而泉州傀儡戏《三藏取经》的发现,则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前此我们完全陌生的完整自足的"南系"西游故事。尽管该戏现存抄本时间较晚,但有种种迹象表明它的出现应该在《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之后,与杨景贤《西游记》杂剧同时或更早,是宋元间《西游记》的标志性作品之一,这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有关《西游记》南北系统的旧有论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