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全色接笔技术在华池双塔寺佛教版画虚拟修复中的应用

由于保存环境及人为破坏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古版画大多存在不同程度的残缺病害,艺术和研究价值受到严重破坏。为再现古代版画艺术风貌,利用基于色彩管理系统的图像采集、数字绘画、艺术微喷等技术,对甘肃华池县博物馆一幅图像严重残缺的佛教版画进行了数字化全色接笔虚拟修复。经实践验证,数字化全色接笔技术可以在不干预文物本体的基础上精准还原图形和色彩,且虚拟修复后的复制品作为图像补充,与传统修复后的文物本体共同展示时,可完善其艺术美学观感。研究结果可为书画保护修复技术发展研究提供参考。

释家别集的编纂、刊刻与流播述论

“别集”是按一定的体例将最能反映一个作者“辞章”“才情”而非“学问”“经术”的文献汇编在一起的书籍。从形态上看,释家别集与文人别集并无明显差别,同样是指汇编释子个人所撰且最能反映其辞章和才情的文献的书籍,集中体现了古代释子能诗善文的传统。然而,由于佛门每薄诗文为“小道”“外学”,“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的宗旨犹如“紧箍咒”紧缚于释子头上,因此,诗文僧对待己作普遍持轻慢态度,常随得随弃,甚至主动焚毁。他们的诗文集多由门徒、法友、信众编纂而成,“编”“校”“改”“删”的现象颇为严重,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创作和编纂的分离。释家别集主要由经坊、书肆刊刻,流传于丛林和文人圈,影响有限。不过,随着佛教广泛弘传,很多释家别集流播到边陲和异域,不断被传钞、刊刻。研讨释家别集的编纂、刊刻和流播,可以引发很多有趣的论题,特别是考察它们由“稿本”到“定本”的过程,对我们重新评估释子的总体诗文创作或有相当的价值和意义。

论敦煌文书印本佛经的卷轴式装帧设计及审美价值

以中古时期敦煌文书中印本佛经的卷轴式装帧形态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印本佛经的卷轴结构、装帧设计、纸材的装潢工艺过程的分析,认识敦煌佛经卷轴式装帧形态的审美价值及其对后世书籍装帧形态的发展与变化产生的深远影响。

司空图的《为惠礭化募雕刻律疏》与唐代后期佛教典籍的印制规模

唐代后期人司空图的《为惠礭化募雕刻律疏》,研治中国早期雕版印刷术的学者,往往都要提到。文章反映的唐代印刷史事,非只一端,司空图附注的"印本共八百纸",应该是指恵礭化募所刻僧律篇幅的长度。篇幅较长,决定了雕版印书的规模也比较大。此事成为唐代印刷书本兴盛于世的重要标志。不管是从雕印书籍的篇幅长短来看,还是从雕版印刷的时间上来看,《为惠礭化募雕刻律疏》都有很特别的史料价值,有待进一步阐发。其雕印时间,应大致在文宗时期前后,即与大和九年之前民间业已雕印的历日,约略同时并行世间。惠礭所要雕印的到底是怎样一部佛书?向达、黄永年和邓广铭,都把惠礭所要雕印的佛书,看作是"律疏"。然而,从标题所体现的内容来看,这部佛书应只是一种"律",也就是所谓"僧律"。这一僧律,应该是《四分律》,即后秦姚兴弘始年间由佛陀耶舍在长安译出的文本。

数字化视域下的文化遗产保护——数字技术在“金陵刻经”技艺保护中的应用

随着社会发展的现代化要求和经济发展的全球化趋势,以传统手工艺技术为特征的"金陵刻经",生存环境日益恶化,保护现状堪忧。近年来,业界和全社会对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已经达成共识。把非物质文化遗产转化成数字文化形态,将现代信息技术和数字设备应用于文化遗产的再生产,建立数字文献资源库,便于文化遗产的永久性保存和社会效益最大化。

应县木塔秘藏中的辽代戒牒

在应县木塔秘藏中有两件辽代印制戒牒,时间上与敦煌戒牒相衔接,均为菩萨戒牒,弥补了宋朝中期戒牒的空缺。由于辽朝制度多仿照唐宋,而宋代内地戒牒未有流传至今者,这两件戒牒不仅是研究辽代佛教史的实物,对于研究宋代戒牒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佛教大藏经及其刻印述略

作者从佛教传入中国及《大藏经》的刻印过程着手 ,叙述了佛经在经历了陈武帝时的抄写、北魏北周时代的禁毁及唐、宋时的勃然发展 ,从中可以看到中国古代印刷术的发明是和佛经的广泛、大量需求有着密切的联系。佛教的传播和佛经从抄写、石刻、雕版印刷均已成为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保存了我国古代文化典籍的同时 。

中国雕版艺术的一朵奇葩——佛经版画概说

佛经版画源于中国,是中国雕版艺术与印度佛传文化共同浇灌出的一朵奇葩。本文论述了佛经版画的起源,列举历代单刻佛典及大藏经所附版画精品,归纳了佛经版画的内容、形式及艺术特点,揭示出佛经版画的独特风貌。

明朝代藩刻书兴盛的政治文化环境论略

明朝代藩刻书业的兴盛得益于明代整体的政治文化背景。藩禁、尊孔崇儒、兴学重教、朝廷赐书、建立书院等一系列政策为代藩刻书创造了宽松的政治环境和发展空间。代藩刻书多以佛经为主,与山西历史悠久的佛教文化传统以及山阴王朱俊栅个人的文化修养和对佛教的尊崇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

佛教建筑复杂艺术铜装饰设计及建造技术

南京牛首山佛顶宫核心区域"禅境大观"内南北侧10m高仿真无忧铜树、菩提铜树主要由树干、树枝、树叶、花4部分组成,采用三维数字化设计、3D打印翻模电镀、H62黄铜冲压等传统工艺与现代技术,大幅缩短工期,降低费用,且无污染、无辐射,工程质量良好,提升佛教艺术空间设计与施工水平。

东晋写本《杂阿毗昙心论》背印佛像研究

对东晋写本《杂阿毗昙心论》背面的佛像从印制地点、时间、工艺、模拟实验4个方面进行了研究,认为该佛像印制地点为敦煌,印刷时间为北周,印刷工艺为雕版印刷。初步推定该佛像为目前国内所见最早的雕版印刷品。

试论古代藏区寺院的出版事业

文章主要论述了藏区寺院雕版印刷的出版特点和在寺院中结集完成的以藏文《大藏经》为代表的大量文化典籍,充分表明了藏区寺院为我国出版事业做出的卓越贡献。

新题材、功能性与造像观——试论佛教版画对敦煌西夏石窟影响的几个方面

西夏时期,敦煌石窟壁画创作颇为重视对佛教版画图像的应用,在多元民族文化融汇的宏观背景下,营建者积极引入以版画为传播载体的新题材与新样式,绘制出一批格局新颖且契合窟室功能性、实践性的壁画作品。再结合西夏王国的历史、政治状况分析可知,版画艺术施加于敦煌石窟中的烙印实是西夏官方佛教在该地区扎根发展的图像证据。而瓜、沙二地对版画元素吸收利用的程度不同,更深切地反映出官民各阶层之信仰方式与造像观念的差异。

我国藏传佛教寺院文化的宝库——藏文典籍著名印书院考述

本文借助于史籍,对我国著名藏传佛教寺院印书院的历史及其工艺作了简要考述。

见性明心——清代扬州佛道木版画插图及相关艺术特征

本文从我国长江下游地区扬州木版画的历史遗存开始,对清代扬州佛道木版画插图的遗存与史实进行梳理、考证和解读,并对其造型特点和艺术风格等方面内容进行了论述,阐明了清代扬州佛道木版画插图的独特艺术特征和文化价值。

清代扬州佛经刊刻综述

清代扬州刻经兴起于近代风云变幻之时,是近代佛经刊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了江北刻经处、扬州藏经院等著名机构,涌现出了郑学川、许灵虚等代表人物。扬州刻经的版片、目录、刻书等数据尚有大量遗存,通过整理和研究可以更好地为佛经版片的保护和利用服务,弘扬扬州雕版技艺与文化。

应县木塔秘藏中的两件辽代印制菩萨戒牒

在山西应县木塔秘藏中,有两件辽代刻印戒牒,为我国现存最早的印制戒牒,也是仅存的唐辽宋时期的印制戒牒,为研究早期印制戒牒的重要实物资料。两件戒牒均为空名菩萨戒戒牒,其中一件为各寺院通用的戒牒,时间上与敦煌戒牒相衔接,不仅弥补了辽代戒牒的空缺,对于研究宋代戒牒也具有参考价值。与敦煌文书中的菩萨戒牒相比较,两者在形式和内容方面既有许多相同之处,也存在一些明显差异。

中古佛经写本与刻本比较漫议

近年来,利用古写经与刻本的对比,发掘语言词汇的发展变化、考辨可疑佛经等,成为新的研究方法。敦煌遗书中绝大多数是佛经写卷,这些写经对传世佛经的校勘有较大的研究价值。本文以姚秦竺佛念译30卷本《出曜经》的三组异文为例,利用敦煌写经与传世刻经进行对比研究,略窥利用敦煌写经校勘传世刻本大藏经的作用。

《秘藏诠》山水版画底版刊刻时间考论

北宋《秘藏诠》中的4幅山水版画是迄今为止发现存世最早的山水风景版画。该组作品构图布局独特,刻印技艺精良,立意深远,对中国古代风景版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世界版画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但对于这组作品底版的刊刻时间,学界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本文在全面梳理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广泛查阅相关文献资料,从历史学、社会学、图像学等多角度考证、分析,认为《秘藏诠》单行本底版的刊刻时间始于端拱元年(988)十二月,第二年完成并印制发行。

《开宝藏》的刊刻及其意义新论

《开宝藏》的刊刻是汉传佛教史上划时代的事件。而其所成却是相当复杂的历史过程,就中既有历代经录编算的经验积累,也有历代石刻佛经的具体实践,《开宝藏》的刊印不过是此一经录藏经化的结晶而已。《开宝藏》的刊印终结了中土盛行已久的传统经录的编塞,也式微了中土佛教史上声势浩大的石刻佛经运动,并带动了宋元以降佛教弘化重心的整体下移,汉传佛教由是呈现出了截然不同于前期的信仰样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