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释融合思想在西夏文学作品中的反映

西夏崇佛,佛教思想唐时已传入河西地区,西夏在此建立后又多次向宋朝请经翻印;儒家的政治观符合西夏掌权者的需求,因此也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重视。儒释两种外来文化被西夏人融合使用,并反映在用西夏文创作的文学作品中。以俄藏инв.№121V和инв.№5189缀合而成的《宫廷诗集》,将“颂圣”与“崇佛”两种文化观念融入同一篇文学作品中,并最终集结成册,是西夏诗人的独特创造。在思想上借鉴儒释理想,文学形式则保留党项民族文学的传统,则是西夏人充分考虑现实需求和民族特性后作出的最佳选择。

大德寺《五百罗汉图》对“法能本”之发展

秦观《五百罗汉图记》详细记录了吴僧法能绘《五百罗汉图》的内容,为考察大德寺藏《五百罗汉图》的创新提供了比照对象。通过对两套同题材佛画的情节比较,可知大德寺既从法能本取材颇多,又有独到之处。文章从在地化、文本来源和仪式再现三个视角,考察了这些创新的动因。

论佛教礼仪对中国古代法制的影响

佛教对中国古代法制影响深广。首先,唐代僧尼是否应行致拜君亲之礼的论争,实质上是佛教平等思想与儒家忠孝思想的冲突关系在法制上的反映,体现了佛教礼仪影响中国古代正统法律思想的一个侧面。其次,由佛教慈悲思想衍生出信徒应禁杀的"断屠月"与"十斋日"之礼,不但是对传统"秋冬行刑"制度的有效补充,而且也对古代法律的残酷刑杀起到一种比"秋冬行刑"效果更为显著的缓和性作用,有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也是刑罚文明化、人道化的一种表现。再次,佛教的戒律不但有利于德主刑辅的教化,而且也鼓励一般民众修持向善,因此戒律的提倡能够起到减少犯罪的发生,有助于对犯罪的一般预防;但以佛教戒律来替代刑罚处罚,则是司法不公正与司法恣意性的反映。最后,禁止盗毁佛像的法律规定,实质上彰显了佛教的戒律与礼仪对立法的影响;禁止"私入道"的法律规定,实质上彰显了佛教的规模与国家税制、兵役制度的冲突关系对立法者权衡利弊考量的影响;僧侣犯奸罪加重处罚的特殊规定,实质上彰显了僧侣身份的特殊性对立法的影响。

朝鲜通信使眼中的日本丧祭礼俗——以《海行总载》中的记录为例

在《海行总载》中,朝鲜通信使记录了日本江户时代的丧祭礼俗。受佛教薄葬观念和轮回转世思想的影响,日本社会普遍实行佛教火葬,对逝亲实行超度追荐仪式,对共同祖先神、自然神、英雄神则实行神道教祭祀,而对神的祭祀重于对逝亲的追荐。朝鲜通信使认为这样的习俗不符合儒家丧祭理念,因此予以了全面的否定,进而认为日本人是无君亲、悖礼无识之民,日本是"禽兽之域",其原因则是统治者的失教和性理学不畅其道。这种因文化差异而导致的主观评判,体现了朝鲜通信使面对异质文化时的封闭性价值体认和对自身文化优越性的自信。

论《慈悲目连宝忏》对目连戏生成的影响

在日本发现的《佛说目连救母经》实是《慈悲目连宝忏》中卷的部分内容。由《慈悲目连宝忏》衍生出了《血湖经》,《血湖经》又生成了"破血湖地狱"以及破其它地狱的超度亡灵的仪轨,而其仪轨有扮演的人物、演述有一定长度的规定的情节、有歌唱、有说白、有音乐、有布景道具,因而,它促进了戏曲的早期剧目——目连戏的产生。

由唐宋禅籍看佛教行香礼的世俗化变革

行香礼自佛教传入后,成为了中国佛教的重要礼仪。在唐宋禅院中,行香礼经历了去神佛化和世俗化演变的过程。借香谈禅之风盛行于禅林,行香礼被禅师们用来启悟僧徒、接待宾客,甚至被作为禅僧间斗机锋比禅法的赌注。佛教行香礼在唐宋禅院中被赋予了更多世俗化的功能。

梅州客家佛教香花音乐与地域流派

文章根据田野调查实录,对梅州客家佛教香花音乐在器乐、声乐中的基本特征做了梳理和说明,同时从各类旧钞本中辑录相关音乐规范,并对当代所存的上水派、下水派、丰顺派、兴宁派等四个香花音乐流派的区别做了界别和说明。

论“过渡礼仪”理论在佛教仪式研究中的运用

法国学者阿诺尔德·范热内普曾提出著名的"过渡礼仪"理论,即将仪式理解为"分隔——边缘——聚合"三个递进的阶段。虽然过渡礼仪理论有着很宽的适用范围,但基于不同的文化内涵,对过渡礼仪中各个阶段的分析却不能一概而论,方法论也需要针对不同的背景做出相应的调整。以佛教受戒仪式为例,运用过渡礼仪理论对其进行分析时提出"阈限"的重要性,在不同阈限下,过渡礼仪理论三个阶段的划分会得出不同的结果。而通过过渡礼仪分析而得出仪式中的核心因素,也恰恰反映了仪式背后所隐藏的社会文化性。

萧梁五礼建设嬗更及其制度化意义

五礼制度建设贯穿萧梁一代始终,其以五馆学为主导机构,以《五礼仪注》的修纂、删订、颁布为理论依托,将南朝礼制进程推向成熟完备的阶段。为了矫正朝野礼学实践过程中日见功利化、琐细化、伪饰化的趋向,萧衍自天监末尝试推进五礼制度的佛化改革,旨在通过佛教仪轨礼制化、五礼制度佛教化的双向互动,实现以礼治"体"、以佛化"心"的目的。普通年间,佛事活动逐步升格为国家行为,五礼佛化与佛仪五礼化突出;同时,佛弊礼衰的态势却难以逆转。大通至太清年间,萧梁佞佛加剧,并引起朝野批判。萧纲、萧绎、萧方智试图以玄儒结合取代儒佛共治,以减少佛教对礼法之治的异化和干预,并突显儒家忠孝治国的观念,直至萧梁覆灭。萧梁五礼制度建设吸纳佛说玄义,最终形成以儒为本、三教合一的治国新模式,为后世提供了重要的制度参照,其利弊得失也引起持续的批判与反思。

晋北古村镇佛教信仰与民俗生活——以云冈镇吴官屯村佛教信仰为例

晋北作为我国北方汉民族最早接触佛教的地区,对于接受异民族宗教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和相对宽松的人文环境,其中该区域古村镇民众又是最先接纳佛教的特定群体。本文以晋北地区佛教圣地云冈石窟为中心,选取云冈石窟所在地云冈镇吴官屯村为研究对象,通过进行深入的田野调查,试图从整体上对古村镇的民间信仰进行梳理,进而分析调查当地民众的物质生活、人生仪礼、岁时节日等各个方面与该地佛教信仰的联系。通过探讨佛教信仰嵌入古村镇普通民众民间社会生活的诸多层次,揭示出佛教信仰背景下的社区公共活动与村际关系的相互联系,进一步说明"信仰"作为一种"软机制"在古村镇民众生活中的重要功用。

敦煌佛教斋文文体结构的划分

目前学界对敦煌佛教斋文的文体结构划分主要有“三分法”“四段法”“五段法”“六段法”“七段法”等五种。从敦煌斋文写本固有的文体结构划分及编撰抄写的实际情况来看,由“号头”“叹德”“斋意”“道场”“庄严”五部分组成的“五段法”和由“号头”“正文(叹德或叹德+斋意)”“号尾(斋意+道场+庄严或道场+庄严或庄严)”三部分组成的“三分法”更能概括绝大多数敦煌佛教斋文的文体结构类型。

《净住子净行法门》的仪式研究——以道宣《统略法门》为中心

萧子良所作的《净住子净行法门》是南北朝时期佛教仪式研究的重要资料。在先行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净住子净行法门》的仪式内容和结构重新加以探讨,可以考研出《净住子》三十一门并不存在仪式内容与非仪式内容的区别,而是首尾一贯地与仪式直接联系。《净住子》对应的仪式性质为忏仪,其格式为五悔。其中五悔固有的忏悔仪节被改造为围绕忏悔的一系列仪节,大大加强了仪式的劝善作用。这种作法对于《慈悲道场忏法》的仪式安排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外,通过比较了《净住子》与《十住毗婆沙论》的仪式思想,还可看出萧子良对其所作的发展。

明清时期湖南佛教造像的程式仪轨解析

位于长江流域中游地区的湖南,其佛教造像的地域性与民族性特色非常突出。文章以明清时期湖南地区的佛教造像为研究对象,从造像形制、造像的组合与一般供设程式、佛装类型及纹饰的基本特征四个方面,分析其程式仪轨与传统的汉地佛教造像的不同之处,进而揭示出明清时期湖南的区域宗教文化现象。

浅析中国传统陶瓷饮水器具造型的佛教文化特征

佛教中国化后,中国各艺术领域均受到佛教的刺激和强大的影响。中国传统陶瓷饮水器具结合并吸收了佛教文化,形成了具有莲花形态和佛教法器形态特征的陶瓷饮水器具造型,不仅使蕴涵文化的中国传统陶瓷饮水器具的造型更加丰富多彩,满足了实用与审美的功能,还促进了佛教文化的广泛传播。

剑川石窟石钟寺第8窟释迦、观音和尊胜佛母组合造像刍议——兼论宋代忏仪佛教对其造像意蕴的影响

大理剑川石窟石钟寺第8窟中,刻有一类"一佛二胁侍"的造像,由释迦佛和"三面六臂"观音及"一面四臂"尊胜佛母组成。这种造像组合内含了唐佛陀波利译《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和宋法天译《乌瑟腻沙最胜总持经》两种体系。但该窟中尊胜佛母的仪轨又迥异于后者译本中的规述,也不同于敦煌石窟中尊胜佛母的形象,亦未见流行于大理之外的地区,推测应是大理国形成的区域特色。而与其组合的六臂观音的持物中以"钵"(而非净瓶)与柳枝相配的仪轨也实属罕见。然而,若注意到宋时忏仪佛教兴起的背景,并以此重新审视宋法天译经中的相关仪式和第8窟的整体功用,则对这种持物的组合不难作出解答。

瑜伽焰口仪式音乐表演民族志研究

仪式音乐表演民族志旨在揭示并阐释仪式表演过程中,执仪者脑海中的音乐文化观念模式--音乐象征符号("归属性"模型/models of)如何经由表演转化为一系列音声景观(Sound scape)与符号表征("对象性"模型/models for)的过程。从仪式音乐表演民族志视角审视瑜伽焰口仪式音乐,可深入探究文化主体内在的文化精神与观念构型,由此揭示出仪式行为及其产品--仪式表演行为与仪式音乐之间的深层关联,进而达到对表演语境(contexts)与社会结构的整体认知,实现文化的阐释。瑜伽焰口仪式音乐表演,犹如一部内容宏富、形式综合的仪式音乐剧,具有虚拟性、艺术性、功能性与音声两极渐变性等特征,观察其仪式表演中所呈现的象征符号与符号表征,阐释其隐喻的文化义涵,揭示出一整套佛教"三密合一"、阈限期等文化观念模型主导下的仪式音乐符号表达系统。

佛寺与家庙:滇西土官仪式的重构

明代中央王朝以违背伦理与礼仪原则为由废除西南土官。正统年间,革除鹤庆土官,改派流官。官员将佛寺改建为庙学,打击活佛信仰,士人也莫不以毁淫祀、诫僭越之名倡议正统祀典。此时,邻近土官开始谨慎处理身份与仪式的政治问题,并在经学传统中寻找身份、仪式的合法性基础。本文以云南丽江府与蒙化府的两位土官为主要研究对象,讨论他们如何以古代诸侯的身份,致力于建置相应的仪式和祠宇,如:(1)修建家寺、宦祠乃至勋祠与报功祠等;(2)将神话转为符合仪式正统的山川祭祀,成为土官领地的守护神;(3)建立宦谱,以文字书写的方式将氏族神话、传说系谱纳入正统历史叙事,并强化边境土官世系的优越性。通过分析在这一过程中土官的一系列作为,本文探究了土官在维护地方声望与地方利益时所采取的文化策略。

从传播学视角对《说文解字》“告”字本义流变的考察

本文从传播学视角考察许慎《说文解字》释“告”的本义内涵、传播流变与文化价值。许慎释“告”本义为国家祭祀仪式,从佛教中土传播至晚清大变局的中国历史发展深刻影响了“告”字的本义流变。其中,“告度”意为佛教传播中的“劝度”,是对“告”本义的一种悖离;“告白”是近代广告的中国化表达,是对“告”本义的隐性回归。“告”字的本义流变充分反映了“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表现了汉语的发展规律及其文化融合活力。

西域“舞效天魔”同唐代乐舞的关联

百年前,游历新疆的士人往往用“天魔”一词形容维吾尔族舞蹈,其意并不是指维吾尔族舞蹈与元代的“十六天魔舞”相似,而是借“天魔”一词,表达对维吾尔族乐舞的直观印象,即唐代乐舞风格的体现。究其原因,是由于佛教伎乐曾深刻影响西域乐舞,使之成为构成唐代乐舞风貌的重要元素,而且,维吾尔族舞蹈是唐风西域乐舞的遗存。

藏传佛教寺院仪式音乐鲁诵经调音乐形态分析

藏传佛教仪式音乐具有特殊的宗教内涵和特定的宗教功用。鲁诵经调是藏传佛教仪式音乐形态中普遍使用的一种诵经调类型,也是藏传佛教仪式诵经调音乐中歌唱性最强的、最接近藏族民间歌曲的一种有别于其他音乐歌体的音乐形态。本文根据鲁诵经调吸取世俗民间鲁体歌成为寺院诵经调音乐的这一特点,通过藏传佛教寺院仪式音乐鲁诵经调当中的个别曲谱的案例分析,以音乐形态的分析方法揭示鲁诵经调的音乐形态和内在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