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足宝顶山石刻开凿者重考

本文于大足学研究中,首次提出宝顶山石刻并非由赵智凤开凿,而另有其人其因。宝顶山石刻并非学界约定俗成的民间工程性质,而具皇家工程属性。本文提供一种跨界综合的方法论,通过图像分析与文献解读,提出宝顶山并非密宗道场,而是佛教各宗集成。进而认为,宝顶山释儒道三教融合以及世俗化特征,来自皇权意志与民间诉求的互为与包容,形成巴蜀地域实用主义宗教观、审美艺术观,提出宝顶山石刻是借佛教教义、形象,传播儒学伦理教化。

天台智顗的管理智慧

智顗是佛教天台宗的实际创始人,他在浮度诸方与住寺领众之际表现出非凡的管理智慧。他应机说法,巧结善缘,为天台宗的创立赢得了丰厚的人脉资源;他取舍进退,张弛有度,为天台宗的创立营造起良好的外部环境;他随方毗尼,与时俱进,为天台宗寺院的法制建设保驾护航;他躬身垂范,奖训得宜,成为天台宗僧团的现实依托与精神象征。借由非凡的管理智慧,佛教天台宗从无到有,绵延至今。

日本佛教的战争责任研究

近代以来以净土真宗东、西本愿寺为首的日本佛教各教派追随日本政府对华侵略,在中国各地开教立寺,传教布道。在宗教输出的同时,从甲午战争经八国联军战争、日俄战争、武装干涉西伯利亚战争、直至30年代全面侵华战争,均配合日本的军事侵略进行了诸如派遣随军使、战场布道、鼓励杀人甚至直接上战场参与进攻南京的战争等大量的侵略活动。自古以来的“镇护国家”、“王法为本”的“入世”、“附政”精神传统成为其处理与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准则,始终与政府的侵略国策紧紧地绑在一起,充分显示了政教一体的特征。其重大的战争责任难辞其咎。

辽朝佛教信徒“兼奉诸宗”考论

辽后期兼奉诸宗现象普遍存在于不同的佛教信众群体中。其出现的原因有三:一是佛教各宗派斗争激烈,为增强佛教内部凝聚力,兼奉诸宗成为必然要求;二是部分职业僧侣站在修行的角度批评偏修一宗的弊端,支持信徒兼奉诸宗;三是辽朝皇帝出于更好地利用佛教维护统治的目的,倡导兼奉诸宗。辽朝佛教信徒兼奉诸宗以密宗为主,禅宗和三论宗被置于边缘的地位。辽帝通过提倡并践行兼奉诸宗加强了汉人佛教信徒对辽朝的认同心理。辽朝的兼奉诸宗淡化了唐中期以来浓厚的宗派意识,但不利于各宗派义理的深化。

中国天台宗佛教音乐的缘起与流变

天台宗是第一个中国化的佛教宗派,也是第一个将音乐系统、规范地运用于其一系列佛教仪轨之中的中国佛教宗派,佛教音乐对其佛经思想的传播和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天台宗佛教音乐所经历的从"自修"到"化他"的历史演变在我国佛教音乐发展史上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天台宗的“三身相即”与基督教的“三位一体”

神的位格问题是宗教理论的核心问题 ,因为宗教其他理论诸如拯救论、神人关系论等都是它的展开和补充。西方的基督教把它表述为“三位一体” ,而东方的佛教天台宗把它表述为“三身相即”。当用哲学的“体用”观点去剖析它们的相似性时 ,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 :都是在一神论基调下的普世主义的宗教表述而已。

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研究——佛教天台宗教育思想的特色

天台宗中蕴含着丰富的教育思想。它根据《法华经》的“会三归一”观点,把受教育者分为四等,并提出与四等受教育者相适应的教学内容(化仪四教)和教学方法(化法四教),比较完整地表达了“因材施教”的理念。它还非常重视教风和学风建设,其创始人智顗制定的《制法》十条,保证了天台宗教风的清肃;还制订了十条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的天台学风。

20世纪国内对隋唐五代佛教宗派及其思想学说研究之回顾

20世纪国内学界对于隋唐五代佛教宗派及其思想学说的研究走过了漫长曲折的历程，成果极为丰富。本文按照综论各宗、天台宗、法相宗、法严宗、掸宗及其他各宗的序列，客观介绍了以上各领域的主要研究成果，间或夹杂一些评论，最后从纵的方面对此领域一个世纪的研究历程作了阶段划分，并简要总结了各阶段的特点。

清初岭南佛门的清规戒律与禅宗中兴——佛教戒律与道风建设初探

明末清初岭南禅宗迎来了自唐以来的第二个发展高潮。海云系和鼎湖系高僧为整顿僧团、团结信众,大力提倡戒律,用以振兴禅门。《天然和尚同住训略》、道丘《僧约十章》、弘赞《同住警策》等清规及释弘赞、今释等的戒律学为岭南佛教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与理论的支持,并最有实绩,影响最大,不但提升了岭南新寺院的品质和知名度,且使岭南居士佛教大兴。

南宋孝宗崇佛的史料、思想及影响

有关南宋孝宗的崇佛史料主要有《原道辩》、《咸淳临安县志》、《宋会要辑稿》、《续传灯录》等。孝宗的佛教思想可概括为:三教合一、融会诸宗、重佛事护僧尼。孝宗的“三教合一”、“融会诸宗”思想,对朱熹的理学思想直接产生影响,即“援佛入儒”。

佛教禅理对唐代文学精神的浸润

佛教初传、筚路蓝缕,历经汉魏六朝,立足华土,于盛唐之际赫一时。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撞击和融会中,不断丰富着中华文化。唐代文学是中国古文化中的一朵奇葩,因而,佛教对于唐代文学的影响尤为突出,浅而论之主要有三方面的表现:佛典文学形成、唐诗禅化和变文的出现。

永明延寿与吴越佛教

五代吴越国高僧永明延寿是唐宋之际中国佛教转型时期的重要人物,其思想与事迹对吴越佛教乃至中国佛教都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通过考订永明延寿的有关生平史料,择取其一生中具有代表性的西湖“官钱放生”、天台习禅与课诵《法华经》、与钱王之密切交往等事件及其融合会通的思想主张,以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及视角进行分析,可以了解永明延寿与吴越佛教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

近世闽台僧伽佛教身份认同初探

在尊重信仰者自我认同为"佛教"的前提下,以同一"佛教"各自所表的方式将各种佛教信仰区分为僧伽佛教与非僧伽佛教,力求更为客观、公正地描述这类信仰现象。僧伽佛教以僧伽为中心,与非僧伽佛教之间争议的重心是对戒法的相应态度或解释。明清以来在闽台的僧伽佛教与非僧伽佛教之间的角逐是多方面的,有经济权的争夺、思想(信仰)的差异和社会形象的不同。清朝福建僧伽佛教与王权的若即若离,依然尊奉明末云栖戒法而不改遵"皇戒",固然是旧有传承使然,也可能掺杂一些故国情怀与民族意识在内。

天台智顗的止观医学思想研究

自佛教传入我国后,佛教医学也随之传入,与传统的中医学及养生思想融合,形成了中国本土化的佛教医学体系。在南朝陈、隋时期由智顗实际开创的天台宗,强调止观双修,融合佛教医方明,并采纳传统道家、中医的养生理论及方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止观医学思想。在基础理论、病因观、诊病方法、治疗方法、饮食保健、养生吐纳等各方面都有系统的论述,并对后世的坐禅、养生、气功、医疗等影响深远。研究天台智顗的医学思想,有益于深入理解将止观融入到佛教医学中的理论体系,丰富传统医学理论。

闽僧东渡与江户时期的中日佛学对话研究--以黄檗宗东传日本为例

公元1654年中国佛教名僧隐元东渡日本,而后创立了日本佛教宗派黄檗宗。黄檗宗为日本佛教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由黄檗宗衍生的黄檗文化还深刻影响了江户时期的日本文学、艺术、书画、建筑等,中日佛学对话的影响力甚至深入到日本国民日常的饮食生活,表现出了较高的文化融合度。对明末清初闽僧东渡日本的政策性因素、宗教发展需求、航海条件等历史背景进行对比分析,重点剖析中国佛教黄檗宗在东传后日本的发展情况。隐元渡日黄檗宗东传对日本社会发展的影响,可以从中国佛教禅宗日本化的视角深入考察其历史价值和启示意义。

试论禅宗与山水词

山水词的形成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禅宗的启示与影响。因此,山水词中也蕴涵着一定的禅韵禅机,诸如 水月之境、山林之音、山水悟道等。

遵式《天台教观目录》的编撰特色及缘起

遵式为天台高僧,是宋初天台宗"山家派"的代表人物,精于忏法的制定与推广,被誉为"慈云忏主""慈云尊者"。同时,遵式亦致力于天台教籍的整理、编目,撰有《天台教随函目录》《天台教观目录》两部佛籍目录。其中,《天台教观目录》在著录对象、分类、序言及注语方面富有特色,为宋初天台宗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典籍与教观理论基础,是遵式弘法传教的重要工具。

天台智■对法华妙理的开展

天台智的巨著《法华玄义》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其诠释《法华经》之旨意的精妙,更体现在其围绕着法华妙理,而开展出中国佛教得以成立的完整佛学体系。同时,各种佛教理论亦得到了归纳、整理、总结和发扬。故此,学人欲了解中国佛教乃至整个佛教的教理和教义,《法华玄义》不失为一部集大成的著作,足以从中一窥中国佛教的精髓。

论武则天与华严宗

佛教对于中国而言本属外来文化,自两汉交际传入以来经过漫长的岁月,时至唐朝已经与中国传统文化融会贯通,成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隋唐佛学不仅仅是佛教文化的一个巅峰,也是中国思想史上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唐代大多数的帝王都对佛教采取了扶持利用的态度,而武则天的崇佛则最为明显。身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女皇,武则天不仅大力发扬佛教,还将佛教与自身政权紧密地结合起来,用佛教经典为自己的统治增添合理性依据。华严宗的创始人法藏就是在武则天的一手扶持之下,建立起了华严宗这一重要宗派。

论唯识宗对道教理论的影响

在中国佛道义理层面的交涉中 ,唯识宗与道教心性论的交融是最为深刻的。这一过程 ,始于玄奘梵译《老子》,再由一系列的僧道论战加以推动 ,其基本完成的标志是王玄览的《玄珠录》。这样 ,唯识宗“唯识无境”、“转识成智”的观点 ,在与道教基本教义冲突、融通的辩证过程中 ,被道教所吸纳 ,形成了道教“道在境智中间”、“断灭心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