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译经中复音虚词的研究——以安世高译经为例

东汉译经作为最初出现的译经,在时间、空间和语体维度上均具有极大覆盖性,是研究中古汉语的重要语料。从复音虚词的界定与产生入手,以安世高译经为例,对安世高译经中复音虚词的类型与构成展开探讨。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安世高译经复音虚词的特点及成因。通过这一个案分析,以期为东汉译经复音词研究提供参考,亦可借此进一步探寻古代汉语复音虚词的运用特点和发展规律。

项目驱动的协作式翻译教学模式构建

本文借鉴美国翻译理论家道格拉斯·罗宾逊"以人为本"的翻译教学思想,结合德国翻译家道.基拉里提出的建构主义翻译教学模式,针对以教师为中心、基于文本的传统教学模式,提出了"项目驱动的协作式"翻译教学模式。该模式强调将学生视为课堂中心,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在真实翻译项目中相互协作,像职业译者一样完成翻译任务。本文倡导针对国内英语专业学生实施该教学模式,旨在提高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全面快速地培养学生翻译能力,满足翻译人才市场的需求,并为国内翻译教学提供理论和实践上的参考。

失译、误题之经年代的考证——以误题曹魏昙谛译《昙无德羯磨》为例

语料年代准确是汉语史研究的根本,语料鉴别本身也是语言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失译、误题之经语言学价值极高,数量宏丰,目前学界对这些经或弃之不用,或直接引用,均不利于汉语史研究。而通过考证,可以梳理出可靠的语料,弥补中古时期资料的匮乏。从文献学、词汇学、文化学三方面综合考证误题曹魏昙谛译《昙无德羯磨》会发现:文献记载其非曹魏昙谛所译,其词汇面貌接近西晋以后译经,而戒法完善之"尼"在西晋以前更未出现,故其年代最早亦在西晋以后,极有可能是刘宋释昙谛所撰。另外,考证过程中应注意参照经的选择、区别性语词的提取、考证方法的应用等问题。

从《妙法莲华经》看鸠摩罗什的佛经翻译特征

鸠摩罗什翻译了大量佛教经典,并在翻译实践过程中提出翻译理论——"味论",其主要特征为:注重简约、关照整体和语句通畅,以其代表译作《妙法莲华经》为轴心,通过与相关的竺法护译本的比较,认为:简约能使译文更精练,关照整体能保证前后译文的一致性,语句通畅能提高读者的阅读兴趣。

国内外转化医学中心合作机构研究

探讨了转化医学中心的四类合作伙伴,即大学与学术合作伙伴、临床合作伙伴、企业合作伙伴和基于社区的合作伙伴。分析了各类合作伙伴在转化医学研究链中的作用,以及在转化医学研究中的合作方式。

从佛教词语考辨《大方便佛报恩经》的时代

从12条佛教词语(短语)入手,可以考察《大方便佛报恩经》的年代。其中"观世音菩萨"、"四围陀"、"释氏宫"见于后秦译经;"大悲愿","不请友",与《大方便佛报恩经》中如来十号相同的十种具体名称"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以及"萨遮尼乾","天宝香、天宝花(华)"和"一箭道"均见于东晋以后译经;"无量百千万亿阿僧祇劫"最早见于东晋十六国及以后译经;"三藏九部"除《大方便佛报恩经》外,其余用例均见于南北朝以后的中土佛教典籍;"五盖十缠"最早见于南朝梁的《慈悲道场忏法》。这12条佛教词语表明,《大方便佛报恩经》不是东汉时期的文献。如果是译经,它的翻译年代当在东晋之后。

中国佛教阐释学研究:佛经的汉译

翻译是理解与解释的过程，是两种不同话语、两种不同文化之间 的对话。自汉代佛经翻译开始，中国古代翻译事业由文化征服走向文化交流。东汉时期，佛 经翻译受制于译者对两种不同语言的理解与表达能力的低下以及语言文化的隔膜，译经多为 “弃文存质”的直译；魏晋时期，佛经翻译家注意迎合中国本土的知识背景和学术思潮，译 经多为“滞文格义”的意译；东晋二秦时期，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从空间性和时 间性上彰明翻译的阐释学性质，鸠摩罗什注意到佛经“有意味的形式”，对已有旧译佛经进 行了语言和意义的双重正谬和双重诠释。隋唐时期，彦琮的“八备”和玄奘的“五不翻”， 标志着翻译理论的规范化和科学化。宋代赞宁的“六例”是佛经翻译理论和实践最完满的总 结。汉译佛经改变了印度佛经的原生态，使之以中国人理解的并经中国人解释过的方式成为 世界佛教的宝藏。

入唐求法:铸造新罗僧侣佛教人生的辉煌

7—9世纪末,新罗与唐佛教交流频繁。7世纪初入唐求法的新罗僧侣,参与玄奘法师领衔的佛经翻译,对佛教宗派的发展、教义的传播做出了重大贡献。8—9世纪来华的新罗僧侣,有些将唐朝作为中转站,前往印度求法取经,有些跟随中国名僧大德研习经论,学成返回新罗,对形成新罗九山禅门奠定了基础。新罗僧侣入唐求法,实现了自己佛教人生的最高理想,为佛教在东亚的传播、唐与新罗佛教交流做出了重大贡献。

论佛经翻译理论中的文与质

文质之论起源于中国古典的人论、文论,作为翻译理论贯穿于整个佛经翻译过程。就本质而言,文与质的概念内涵远远超出了后来经过翻译移入中国的直译与意译概念。文质之论不但与翻译方法有关,而且关系到翻译所涉语言、文本风格等根本性的问题。因此,研究中国传统译论中的文质之论,使其区别于今天的直译意译之争,对于澄清中国传统译论的一些基本问题及其与西方现代译论的关系,对于加深翻译的本质认识,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论《四十二章经》译文的历史经典性

《四十二章经》作为今存最早的佛经汉语译本,以往的对其研究主要是文献梳理和材料比对的分析和判断,没有能够真正从翻译各要素、翻译过程合作和作为两种语言文化初始接触的特殊历史语境去思考问题,因而产生了诸多不确定的模糊认识和推测,甚至由于后来的任意添加文字,导致否定其历史的存在。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于《四十二章经》译者、翻译目的和翻译方式的追问,对于其文本形式、内容和两种最主要的不同版本的语篇分析比较,较为清晰地揭示了它的翻译译写特征,并由此梳理和勾勒出佛经汉译历史上最初一段从《四十二章经》到支谦《法句经序》所总结的以译写策略为主的译经发展轨迹。显明了《四十二章经》译文的历史经典性和不断历史经典化现象。这对于重新理解我国佛教史、佛教思想史、佛经翻译史,以及翻译理论体系演变有一定的学术参考价值。

玄奘“五不翻”理论解析

佛教经典自汉代开始传入我国,在佛经翻译过程中先后采用过格义、拟配及音译等多种翻译方法和策略。其中音译方法出现较早,同时持续时间也较长。本文以玄奘的译作为例,重新解读玄奘提出的"五不翻"理论并分析其时代背景,验证玄奘在译作中是如何遵循或违背"五不翻"理论,以及探讨"五不翻"理论在全球化语境下的启示意义。

佛经译场中的翻译理论探索

我国佛经翻译理论随着译场的建立而产生,随着译场的发展而不断完善。东晋道安从宏观上提出了"五失本"、"三不易"的观点,主张译文要保留原文的风格面貌。隋彦琮对译场工作人员提出了"十条八备"的标准。唐玄奘和道安一样,也主张保存原文的风格面貌,但他进一步从微观上提出了具体的"五不翻"原则。北宋赞宁提出的"新意六例"是对东汉以来佛经翻译的实践经验和翻译理论的总结和发展。长期以来,人们往往孤立地看待这些不同时期的翻译思想和观点,其实它们之间存在着相互继承和不断发展的有机联系,最终形成了我国古代的翻译原则和翻译理论体系。尽管这些原则和理论主要体现在形而下的"术"的方面,但它们对现代翻译理论的构建和翻译实践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最早大规模翻译佛经的场所:敦煌寺考

通过对敦煌寺的位置、起源、演变等系统的考证,认为其是汉长安城一带惟一遗存至今的佛教寺院,是陕西现存佛寺中历史最悠久的寺庙,也是整个中国有资可证的最古老的佛寺之一。该寺因为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大规模翻译佛经的地方,所以,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和现实的开发价值。

同经异译的《维摩诘经》及其对汉语词汇发展的贡献

《维摩诘经》是印度早期大乘佛教的经典著作,从后汉至初唐,前后有7个译者翻译,存留至今的只有支谦、罗什、玄奘的译本,而3人正是3个时期的典型代表。通过同经异译的对比,可以从语言上找到鸠摩罗什版本流传的原因,并进一步阐释同经异译的《维摩诘经》对汉语词汇史发展的贡献。

“五失本三不易”的语言哲学阐释

重意轻言、重质轻文一直是先秦语言哲学的主流,对佛经翻译理论有深远的影响。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传达了"形式即内容意"的语言哲学,即通过追求语言形式忠实来追求意义内容忠实,实际上反映了佛经翻译对意义的终极追求,和传统语言哲学一脉相承。

佛教史视阈下康僧会译经之儒学化及其意义

安世高译经使中国佛学趋于独立,但仍不离道术;支谶及其再传弟子支谦译经奠定了佛学依附玄学的基础。康僧会译经兼收众长,借用儒家话语体系以儒释佛,使佛教自觉服务于主流思想,有效地遏制了信众与朝廷走向对立的可能,从而实现了佛教中国化的新突破。自此,佛教开始公开、积极地向士大夫阶层传播。

关于“四声”与佛经转读关系的研究综述

由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提出的"四声"受到佛经转读影响的观点,在学界影响深远。百年来吸引众多学者围绕此对四声与印度古声明论、梵文悉昙、江南民歌以及传统文化中的"四象"理论的关系,以及"四声"的创立时间及其发明者等问题展开探讨。这些研究不仅全面整理了"四声"形成背景的相关史料,丰富了"四声"形成与中印文化有着密切关联的理性认识,而且厘清了概念上的模糊和因此带来的认识误区,推动着关于"四声"问题的学术研究在前沿领域跨步发展。

容器隐喻视角下的抽象名词述宾搭配研究——以鸠摩罗什译经为例

将Johnson(1987)的容器隐喻图式细化为四类:(1)进入容器之中;(2)从容器中脱离;(3)处于容器之中;(4)处于容器之外,前两者为动态,后两者为静态,进一步充实了容器隐喻理论。心智、情感、社会空间和社会规则可以被看作容器,运用容器隐喻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鸠摩罗什译经中抽象名词的述宾搭配。

佛经汉译译论体系主体结构的完善

赞宁《宋高僧传》卷三中的翻译理论总结,应该被看作彦琮对隋代及之前翻译理论的总结和玄奘开启唐代翻译盛世理论主张之后,对自义净以降的唐宋佛经翻译高峰期比较全面的理论总结,因此是整个佛经汉译译论体系主体结构有机组成的后一部分即第三个部分。从这个意义上看,赞宁的总结具有继承和完善意识。本文依据赞宁所言证明了这一判断,涉及六个方面,即:体系独立意识,对语言的认识,翻译语言折中论,对译场所展示的翻译过程的认识,北宋初期翻译的特点,译者风格问题。

佛教文学研究五题

"佛教文学"的研究非常早,但其概念内涵却长期存在争议。文学抒写的世界不仅有世俗的,还涉及世俗以外的诸多因素;文学作品的语义所指,也不限于世俗社会本身,更有超越世俗社会者,而佛教就是超越世俗的。所以说,"佛教文学"作为学术命题,是完全可以成立的。佛教文学的研究虽历时悠久,但整体状况还处于拓荒阶段,不宜过早对其定性。汉文佛教文学是佛教文学之一部分,其所包涵者约四:汉译佛典之文学、中国僧尼创作之文学、世俗文人崇佛之文学、华夏民间佛教信仰之文学。此四方面,汉译佛典文学一直为研究之荒漠地带。欲精研于此者,当于方法论上用功,方能致胜。佛教地狱的观念非常突出,地狱佛典文学是汉文佛典文学最突出的一部分。佛经对地狱的描绘,不仅极尽渲染其阴森恐怖的氛围和场面,还塑造了许多生动的人物形象。地狱佛典文学以其特有的内容和方式强烈地渗透到了中国本土民众的内心深处,成为中国大众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然而,长期以来,这一课题却少有问津者。苏轼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世俗文人崇佛之代表,其文学理趣与他熟稔佛教"空观"似乎有着密切的关系。在经验世界中,苏轼能处处自觉或不自觉地以佛教"空观"来指导自己的人生实践和文学创作;当面对人生的沉浮时,他又非常坦然地以佛教的"梦空"来理悟。《心经》是流传最广的大乘佛教空宗经典,也是阐扬"空观"的最重要的佛教经典之一。其要义在于通过般若智慧透悟此岸生死苦海,放下执著我有而度达涅槃解脱彼岸。般若的作用在于帮助人们认识和解悟佛教的终极目的——"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