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陈布雷日记看其晚年心态

陈布雷之死,是中华民国史上一大疑案。关于他的死因,长期争论不休,主要说法有"和谈尸谏"、"臣为君死"、"油尽灯枯"三种。通过对陈布雷日记的研究,发现三者均不成立。第一,陈布雷对于共产党始终抱敌视态度,反感和谈,绝不会为此"尸谏"。第二,陈布雷绝不是丧失自我、既忠且奴的幕僚,对于为蒋撰稿深感痛苦和怨愤。第三,他患"政坛恐惧症"却又欲罢不能,症结在于经济状况极其困窘。他自杀的真实原因是"党国要人"面对"危局",不能患难与共,反生离异之心,令他无限忧愤,抑郁症大爆发,遂决定"从一而终"。

论辛亥革命中的陈布雷

辛亥革命时期,陈布雷任上海《天铎报》记者。他思想激进,倡言革命,大力声援武昌起义,积极宣传共和思想,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揭露,为革命的宣传作出了贡献。陈布雷的活动奠定了他在新闻界中的地位,使他成为中国近代著名的记者。

区域分布差异下德昂族方言的差异性

德昂语分为布雷、汝买、梁等方言,其方言形式既有相同点也有差异性,受其他民族的影响,其方言形式在不断产生变化和出现不同区域语言的融合现象。文章通过对临沧南伞、保山石梯、芒市三台山、瑞丽南桑等地不同方言区的调查,发现其颜色词发音、数词、人称代词、词序等方面存在差异。揭示了由于受教育程度、强势民族语言、学校语言的单一性等方面的影响,形成了其语言形式不同的区域性词汇和句法表现特征。

陈布雷《商报》时期新闻评论特色

陈布雷作为民国时期著名的报人,享有"报界奇才"的美誉。而在他十九年的报业生涯中,担任《商报》主笔这段时期又是他报业生涯的顶峰。本文从陈布雷《商报》时期政论文的语言、内容、结构、思想和局限性五个方面入手,对陈布雷《商报》时期新闻评论特色进行了简要的分析和概括。

品貌与人格:《诗经》“威仪”政治话语研究

"威仪"一词,是宗周君子(贵族、政治领袖)人格修养论之核心。《尚书》中仅见两次的"威仪",均特指天子之修养,且与祭祀中的饮酒场合密切相关。与《尚书》不同,《诗经》中的"威仪"则成为高频词,其用法与意义亦有很大改变。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威仪"概念的适用主体与场合均有扩大,二是人格修养之外在"威仪"与内在"明德"开始剥离。就前者而言,"威仪"概念使后世儒家"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的理念得以确立,为中国传统政治哲学鲜明的道德实践取向定下规模。就后者而言,外在与内在的剥离,不仅激起后代哲人对明德与威仪、心性与形躯、礼义与仪容等范畴组的讨论,同时也极大地丰富了儒家修养论之话语体系。

社会构建视域下“陈布雷自杀事件”研究

陈布雷在中国民国人物史上具有比较重要的作用,曾长期掌握国民党中枢机要。目前学界关于陈布雷先生的研究已有丰富的成果,但很少以社会建构理论视角研究陈氏自杀的原因与目的。文章简要梳理了陈布雷的遗书叙述方式及同僚、部下、媒体对自杀的构建过程,这种"构建"过程渲染"忠义"思想并抨击"失败主义"舆论,以达到"警示"国民党官员的目的。无论陈布雷本身、其亲属部下还是国民党媒体都是以政治立场为目的,这种"集体建构",根本认知是维护政治统治体系的稳定。

民众·民校·民教:浙江省立民众教育实验学校初探

1930年6月,浙江省政府于杭州设立浙江省立民众教育实验学校。该校成立后,一方面根据既定的培养目标,设计教学课程和训练方法,为本省的民教事业输送人才;一方面利用实验民众学校、实验民众教育馆等民教机关,开展识字教育、生计教育、国防教育等多种形式的民教活动。民教人才的培养与民教活动的开展,促进了浙江近代民教事业的发展。

历史“本真”与舆论“叙述”——国共易势之际陈布雷自杀事件再探

1948年国民党中政会秘书长、“总统府”国策顾问陈布雷的自杀是国共易势之际的重大事件。回到历史现场,发现陈布雷自杀事实及内中因由,并非在事件发生后即昭然著闻,而是经历了一个由被遮蔽到逐渐显露的过程。原本清晰确定的自杀事实,经由国民党党媒的重塑与社会谣言的矫饰后,变为“病逝”与“自杀”相互交织甚而难辨真伪的“罗生门式”叙事。国民党虽最终迫于内外舆论压力照实公布陈布雷遗书,但在解读陈布雷自杀事件时,仍不忘借机向民众传输党化意识形态,将其因对时局悲观失望的自杀行为诠释为“忧劳成疾,以死报国”的壮举。此类说法无异于避重就轻,也使得相关历史“本真”被无形遮蔽。在陈布雷自杀事件中,寻绎历史“本真”转化为舆论“叙述”的逻辑,以及通过舆论“叙述”还原历史“本真”的路径,进而探明陈布雷自杀的历史场景,不失为解读陈布雷自杀本意及其与时局关联的有效门径。

对龙云欲兼领黔地致陈布雷“哿”“马”两电年月的订正——兼论龙云兼领黔地事

云南省档案馆编《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云南部分)》一书中,有两件龙云致陈布雷电,即"哿"电和"马"电,选编者括注其为1935年11月所发是错误的,从电文中提到的发表李宗仁为三省边区司令等关键信息点,可以判断两电应为1936年1月发出。两电内容牵涉的是龙云要求兼领黔地的历史问题,这一问题牵涉南京中央与西南各实力派的复杂关系。兼领黔地,其形式是要求设立绥靖公署。龙云要求设滇黔绥靖公署,始于1935年5月,成于1936年8月,其间经历了中央"剿匪"第二路军司令部、滇黔"剿匪"军司令部的过渡,在两广事变中才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