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规任务得以执行的“适配—对接”:基层减负的自下而上进路

随着基层政府职能与所处环境的变化,非常规任务与专职任务、专业化运作之间的张力也日益凸显。通过对东部某市X街道职能部门完成非常规任务的过程分析发现,基层政府可以通过“适配—对接”机制在平衡张力的基础上执行非常规任务。“适配—对接”机制包括贯通责任传导、适配主轴资源、整合串联要素,以及显性化对接任务四个步骤,在完成上级部署的许多创新性工作的同时,保证了基层政府内部主轴例行化体系尽可能少受到影响,从而在治理实践中保持了某种程度的平衡。“适配—对接”机制作为一种自下而上的减负策略,在一定程度上为基层行政体系提供了一个压力排解出口,然而,也会导致向上传达治理能力信号时的虚高,提高上级政府预期,从而在另一个维度上加大基层治理与竞争的压力。

压力型体制下基层减负政策执行困境与优化路径--基于珠三角M镇的调研分析

在中央提出“为基层减负”的背景下,不同地方政府显现出差异化的政策执行样态:既有一些地方政府积极响应中央指示,着力解决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顽疾,也有一些地方政府消极应对上级考核要求,以致中央减负政策执行难以达到预期。基于珠三角M镇调研发现:在压力型体制下,中央减负政策执行陷入任务分解与责任摊派的路径依赖困境,非但难以降低基层部门工作负担,反而致使其陷入遵照执行减负抑或主动加码的两难选择困境,甚至在完成减负指标之后,出现工作量超负荷弥补与报复性反弹迹象。因此,各级地方政府在减负前,需要破除科层制路径依赖,扎实推进减负政策;减负中,需要赋予基层自主裁量权,提升工作自主性;减负后,需要加强减负政策配套,形成减负长效机制,使中央减负政策落实到位,切实为基层减负。

基层治理中数字负担的生成与消解

数字赋能基层治理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数字负担等问题也悄然滋生。基层数字治理实践中出现的数字化“隐形工作”、数字化形式主义等数字负担,不仅恶化基层政治生态,抑制数字行政效率与阻碍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还消解政府公信力。压力情境、技术认知与行动者策略是理解数字负担何以生成的关键变量,并构成了“情境—认知—策略”分析框架。数字负担的生成由上级、部门及社会压力,行动者技术认知失调及其策略性行为共同作用。因此,基于制度、技术、行动者层面提出重构基层治理结构及数字治理体系、审视技术特征及调适技术认知思维、制定数字治理规则与界定治理边界的针对性策略,旨在消除数字负担,从而为基层数字治理减负。

“被技术治理”:基层组织负担的生成机制

以S县C镇社会治理办公室为案例,从技术治理视角阐释基层组织负担的生成机制。研究发现:上级组织应用治理技术存在多重惯性,致使基层组织成为“被技术治理”对象;基层组织需应对繁杂的程序性事务和技术性要求,常处于注意力超载的工作情境中,组织负担由此生成。作为回应,基层组织采取象征性治理、形式化治理和选择式治理等策略予以应对,导致基层治理效能难以提升。“被技术治理”的形成根植于官僚制的负功能和不均衡的县乡关系之中,也与我国基层治理目标和方式的转变密切相关。深入推进基层减负工作需与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变革相结合,将减负与赋权、增能、激励等关联起来,在持续为基层减负的同时助力基层治理的现代化。

精准扶贫视域下山东省基层农业科技推广人才队伍建设研究

通过在胶东半岛、鲁西南、鲁西北等山东地区发放问卷,对基层农业科技推广人才队伍的建设情况调查发现,新一轮的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的改革提高了基层农技推广机构的经费收入,增加了农业推广人员下乡为农民提供服务的时间,多元化的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已经逐渐形成。但是,基层农业科技推广的行政化和政府公共信息服务能力较弱等问题依然未能解决,基层农业科技推广人员严重不足、农技推广人员活力不够、乡镇农技推广人员从事农技推广工作的时间少、推广经费不足等问题已成为制约基层农业科技推广人员做好为农民技术服务的重要原因。为此,文章提出建立人才队伍供给的四定管理机制、建立人员的准入机制、建立专岗专责机制、建立激励约束机制、整合基层农业科技推广志愿者队伍等政策建议。

基层减负的清晰化治理——基于对G省基层干部的问卷调查

基层干部负担较重有一定的现实依据,很多基层干部工作时间周期长、工作任务繁重、工作情绪差。“5+2”“白加黑”的基层干部大概占基层干部总数的10%~20%。造成基层干部负担过重的原因是综合的,包括工作任务的“被动”性、多元主体的错综复杂性、主观意识的多样性、工作方式的不合理性及体制上的不明确性等。为基层干部减负应该有清晰化的治理路径,实行清晰化治理。减负对象的清晰化治理是要瞄准关键主体;工作任务的清晰化治理是要聚焦减少检查考评;主体因素的清晰化治理是要注重提升自身能力;主观因素的清晰化治理是要注重强化自身修养;工作方式的清晰化治理关键是要树立务实作风;体制方面的清晰化治理是重在明晰权责。

基层减负视角下议事协调机构的运行逻辑探析

议事协调机构作为县域治理过程中的非常规官僚组织体系,在实现县域治理现代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本研究采用案例研究的方法,从基层减负的视角审视了议事协调机构与基层减负的关系,所提出的双轨制的治理理论为基层减负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分析框架。研究发现,官僚组织体系内部常规化组织体系与非常规组织体系二者之间存在的张力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减负效果式微。要从根本上推进基层减负必须逐步改良县域治理所依附的组织体系,尤其是加强非常规官僚组织体系的规范化治理,将议事协调机构的考核纳入基层减负的考核范围,从而构建常规化官僚组织体系与非常规官僚组织体系相兼容的减负体系。在县域治理过程中,为配合做好基层减负,需要进行非常规官僚组织的规范化治理,主要包括严格控制议事协调机构的数量,提升议事协调机构的规范化管理能力,加强县一级议事协调机构自主设置决策权,注重对议事协调机构的考核与监督。

基层“痕迹主义”的表现、成因及治理路径——基于公共组织绩效管理视角的分析

'痕迹主义'的滋生蔓延造成了多方面的社会危害,引起了实务界和理论界的广泛关注。基层'痕迹主义'主要表现为被考核单位的'虚假造痕'和'作秀抓痕'以及考核单位的'事事求痕'和'单纯看痕'。'痕迹主义'产生的直接原因来自部分基层干部的假作为、懒作为、不作为,但其根本原因则是由于上级部门监督考核制度设计与方式方法不科学。基于公共组织绩效管理视角治理基层'痕迹主义',需要统筹使用结果考评法与行为考评法,通过设计科学考核指标体系、进行差异化考核评价、深入实地开展调查研究等举措,全面准确地衡量基层干部的工作结果与工作行为,最大程度地激发基层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让基层干部把更多时间用在抓工作落实上。

议事协调机构与基层减负:基于组织场域理论的逻辑探析

作为非常规性的组织体系,议事协调机构在基层治理中发挥着有效的统筹与协调作用,是国家治理机制方面的创新。从组织场域的理论视角出发通过案例研究对议事协调机构进行分析,发现僵化的职责同构体系使得议事协调机构总量庞大,缺乏地方适应性和创新性;任务与编制压力向下传导使得基层工作应接不暇;常规性的组织体系与非常规性组织体系信息不对称导致基层疲于资料留痕;议事协调机构成员单位数量的泛化使基层的负担进一步加重。面对上述难题,有必要进一步完善议事协调机构的设置规则并强化办事章程,从而为基层减负创造良好的组织场域。

镇街综合行政执法改革为何难以落地?——基于“政策执行综合模型”的分析

推动镇街综合行政执法既是建设法治中国、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又是完善基层治理体系、减轻基层工作负担的重要部署。通过理顺权责关系、整合执法资源、加强制度建设,镇街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镇街综合行政执法改革面临政策问题相对较难、政策本身规制能力较低、政策以外影响变量复杂等问题,导致改革“政策悬浮”。当前镇街综合行政执法改革依然处在过渡阶段,需要根据政策执行情况及时调整完善,进一步厘清职责边界、健全运行机制、夯实基础保障、激发群众参与,精准赋能镇街政府,推动镇街综合行政执法改革落地见效,切实提高基层行政执法效率和水平。

基层“减负”与治理:根源性因素探讨

近年来,基层负担一直影响着基层公务员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困扰着基层治理能力的提升,中央给予高度重视,多措并举高位推动基层“减负”。在理论上,对基层负担的根源性研究主要集中于压力型体制理论,但因其研究的单向性、不可倒推性掩盖了基层负担过重的多重原因之贡献,最终引发人们对基层负担的片面性认知,不能得出基层负担必然由压力型体制所致的唯一性结论。因此,需要重新考量现阶段基层负担的制度性根源,创新对基层负担的全新认识,补充和完善压力型体制理论。基于对我国3个省乡镇街道的随机抽样,采用“扎根理论”进行质性研究,最终发现,导致基层负担的原因已远远超越于压力型体制理论的解释框架,受到组织体制机制中“上级权力,下级权力,职责规范和督考机制”等多重变量的共同影响,需要采用多元并举的治理举措为基层“减负”。研究贡献在于,开发和构建了我国现阶段基层负担的研究框架模型,完善和补充了压力型体制理论,提出了在组织管理之中基层负担的指标性价值。

基层减负的治理困境及梳理——以C市Q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形式主义”整治为例

“欲筑室者,先治其基。”自习近平总书记2017年提出“解决一些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问题,切实为基层减负”的重要论述以来,基层工作的运行效率得到了有效提升,但在实践中仍有较多问题亟待解决。当前“基层减负”改革已进入深水区,通过对C市Q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相关工作记录进行实证考察后,发现文件数量繁多与客观工作需要的矛盾、人员配置不均与基层编制紧缺的矛盾、监督考核“痕迹管理化”等形式主义顽瘴痼疾成为限制基层工作人员积极性的重重枷锁。而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在于部分干部政绩观异化、考评机制存在制度瑕疵、链路信息不对称等。若要继续深化“基层减负”,提升治理能力,则需要通过统筹制度弹性与刚性约束、完善激励评价与考核机制、发展技术赋能与数据矩阵治理等路径来实现。

压力型体制、行政吸纳社会与行为趋同 ——基层减负背景下G社区的非正式考核

在基层减负背景下,基于压力型体制与行政吸纳社会构建分析框架,以L街道G社区的非正式考核为案例,分析了政府与基层社会组织在减负任务中的“共谋”和“变通执行”等行为趋同现象。行政吸纳社会表现为基层社会组织的职能、资金结构和人事安排的行政化,这构成了压力传导的制度基础。能力与责任的不对等、个体利益驱动以及府际利益关系,导致了政府与基层社会组织在压力下的策略行为。对此,提出了成立社区基金会、优化部门间协作机制和建立负面清单等对策建议。

基于SSA-SVM的电网企业基层减负管理有效性评价

基层员工是电网企业各项政策的实际执行者,实施企业基层减负管理有效性评价是客观了解基层减负管理效能的有效举措。论文构建了减负、减压、减虑、减忧4个一级指标,8个二级指标的电网企业基层减负管理有效性评价指标体系,采用SSA优化算法对SVM模型参数组合进行优化,获得用于电网企业基层减负管理有效性评价的SSA-SVM模型。将SSA-SVM模型应用于国网甘肃电力公司基层减负管理有效性评价中,结果表明,SSA-SVM模型对电网企业基层减负管理有效性评价的准确率更高,算法效率也比较高,这为电网企业基层减负管理有效性评价提供了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