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礼今义:北宋蓝田吕氏家族墓地墓葬排列及相关问题补论

蓝田吕氏对北宋中晚期的思想学术、社会文化乃至朝堂政治皆有较大的影响。本文认为吕氏家族墓地由家族“大”字辈成员甚至著名学者规划,清楚地反映了吕氏的礼学思想。墓葬排列中特别突出宗法的做法为目前仅见,而昭穆法则直接承袭二程的丧葬理念,祔葬之法也体现了当时儒学士大夫对于族葬古礼的理解。宁愿牺牲常礼也要特别突出嫡长的埋葬方法,不仅是北宋复兴宗法思想的发展和实践,或许也与吕氏的时政见解和表达有关。

方相氏逐疫与自然时序转换的关系

方相氏作为傩仪之神,同时担当丧葬仪式中的开路之神,连接两种仪式的关键点是其共同的逐疫功能。方相氏及其所带领的队伍进行驱傩仪式,其本质是为了驱逐疫鬼,即所谓的"殴疫"。三时傩都与自然界的时序变迁所导致的阴阳暂时失序有关,需要方相氏顺应其变化加以调和,所驱除的疫鬼正是自然阴阳失序造成的祟害的象征物。通过殴疫的本质功能,古人将傩仪与丧葬仪式联系了起来,从自然时序转换到了阴阳过渡转换,方相氏在傩仪和丧葬仪式中扮演了同样重要的调和阴阳时序的角色。

舞蹈改编与黔西北彝族“恳合呗”(铃铛舞)的变迁

彝族"恳合呗"(铃铛舞)是黔西北彝族丧葬仪式中渡送亡灵回归祖先居所而跳的仪式性舞蹈,皈依祖先成为该舞蹈的核心诉求。经过舞蹈改编后,舞蹈逐渐从祖先认同和族群认同转变为他者视阈下的展演性舞蹈。展演将丧葬仪式进行抽离并转换了舞蹈场域,成为"恳合呗"嬗变的根本原因。同时,基督教葬俗和汉族葬俗的接受成为"恳合呗"面临的最大冲击。

彝族丧葬仪式的象征意义分析

威宁蘑菇村以多个民族聚居,如彝族、汉族、苗族,这种居住格局致使他们之间的丧葬仪式难免有文化互融的成分,当然也保持着自身的文化特质。彝族丧葬仪式有着丰富的文化内容,它的存在有其合理性,这是由其象征特性所决定的。

宁夏彭阳姚河塬城址Ⅰ区北墓地M1、M2西周组墓葬发掘报告

姚河塬城址高等级墓葬区位于城址东北部,总计有西周墓葬40座,其中墓地中部有4组互相连通的墓葬,可称之为“组墓葬”。M1、M2组墓葬为南北向竖穴土坑墓,墓底设有腰坑并殉狗,出土随葬品以原始瓷器、玉器、蚌贝器为主,但器物多残碎,系“碎物葬”,出土人骨皆散乱置于墓葬各处,表现出姚河塬墓葬区特殊的葬制葬俗,为研究西周时期西北边疆地区的丧葬习俗提供了重要材料。

桐庐陈家村宋墓发掘简报

陈家村宋墓位于桐庐县分水镇小源村陈家自然村村前山的北麓。6座墓葬皆为长方形,其中砖室石顶墓4座,石室石顶墓2座。出土的器物主要有釉陶器、瓷器和铜钱等,为研究当时杭州桐庐地区的社会生活以及丧葬习俗等增添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彝族传统丧俗仪式调查实录

彝族传统丧俗仪式,凝聚着崇拜祖先、教育世人以及好生乐死的文化观念。而传统仪式正在消失。为了用文字、影像等方式真实的记录彝族传统丧俗仪式,于2012年7月前往贵州省六盘水市盘县坪地乡蒋底村进行调查。整个调查过程共计7天,包括即将去世、入殓、入殓后、下葬。

从冠到衣:唐代墓葬礼仪空间中镇墓俑的文、武秩序

文武分班列置是唐代墓葬礼仪空间中出现的新气象,最早始于镇墓俑组合中的文、武官俑。服饰是身份的表征,文、武官俑形象的塑造与服饰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对唐墓出土文、武官俑的服饰搭配进行分型,根据墓葬时间梳理各类型及组合变化,并对其发展过程进行分期。在此基础上,结合文献和考古图像,分析文、武官俑先后出现到形成明确分班的具体演变过程,阐释衣冠服饰在唐代墓葬礼仪空间文武秩序的营造中所起的作用以及传递的各种信息。

唐代东园秘器探考——以唐代礼令典章为视角

东园秘器作为高级丧葬器物,多由皇帝诏赐给已故的功臣贵戚,为唐代礼制所严格规范。目前,学界对唐代东园秘器的研究比较薄弱,不仅对东园秘器为何物莫衷一是;而且缺乏制度层面的深入分析和探究。从唐代礼令典章中有关丧葬礼制的变化入手,对比分析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对唐代东园秘器进行考察。

新石器时代割体葬研究

割体葬是新石器时代流行范围广、存在时间长的一种葬俗,一般是将死者的肢体切割后下葬,文化内涵复杂。新石器时代割体葬作为后世割体葬的早期形态,对研究史前社会风俗和宗教文化等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分析了新石器时代割体葬的类型,并讨论了不同遗址中局部割体葬的成因,以期对史前先民的灵魂观和生死观有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

中國古墓爲何隨葬書籍

中國古墓中出土大量書籍,是上古葬俗的反映。在喪葬禮制的初期,它們被埋入墓中,可能與墓主的身份、職業、興趣有直接關係,但後來相沿成俗,便變得關係不大了,大多是舉喪時臨時抄寫的文本。喪家可能並不在意入葬文本的性質和完整性,而只是在意是否隨葬了'書',對葬書禮俗的重視反而超過了對文獻本身的重視。所以纔會出現重複文本、摘抄選抄、補綴書寫、空白簡等現象。不同時期人間社會流行的書籍,在'陰間'墓葬中都會得到反映。

多元信仰中的净土追求:日本历史上的补陀落渡海

在日本独特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下,观音菩萨补陀落的信仰受佛教舍身思想和末法观的影响,集合了即身成佛论、修验道、他界观以及传统丧葬习俗等多种元素,在9~18世纪形成了被称为“日本宗教史之谜”的补陀落渡海。补陀落渡海是特殊的观音净土信仰,是东亚净土信仰的特殊形态,有助于我们了解平安时代以后佛教在日本的本土化情况。补陀落渡海也是一种复杂的宗教实践和民俗行为,是考察日本宗教与民俗文化的又一进路。

中古时期丧葬礼中的魂衣与魂车

在中古时期的丧葬仪式中,出丧时有魂衣置于魂车之上,以代表亡者的灵魂所在。代表死者亡魂的衣服即魂衣,魂车即是运载亡魂的车舆。与代表大凶的柩车不同,魂车代表的是吉祥之车的观念,这与古人对于魂魄的性质区分有关。相对于亡者的遗体和棺柩来说,亡者之魂具有吉的属性,引导魂车的是一系列的吉卤簿,为吉驾、吉仗。吉驾具有鲜明的宇宙象征的特征,魂车即其所围绕的核心。本文将中古时期丧葬礼中的魂衣以及其所凭附、搭载的魂车联系起来,考察其在礼经中的记载以及在汉唐时期的流变,以审视中古时期丧葬礼仪中的亡魂观念。

墓葬出土律令文献的性质及其他

出土文献的学术价值一直备受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肯定,这主要是因为其内容可大大弥补传世文献记载的缺憾。但是,学界很少考虑出土文献的性质:即以出土文献作为随葬品的用意所在。秦汉之际,今湖北江陵地区发掘的墓葬中,以律令为随葬品的现象不止一次地被发现。它们能否被称为"明器",从"名"与"实"的角度看,我们认为均可存疑。结合楚地的丧葬习俗及众多的考古发现,我们充分留意到随葬器物的空间布局,并尝试探寻"文化符号的器物的功能",重申并拓展冨谷至提出的假说,认为以律令文献为随葬品具有镇墓辟邪的作用。

汉代墓内设奠现象与祭奠器再研究

西汉中晚期以后,在汉代墓葬的前室或者棺前常发现由案、耳杯等器物呈现的墓内设奠现象,有学者称之为"墓内祭祀"。对于这一现象,此前学界已给予较多关注。在洛阳30.14号汉墓的发掘报告中,发掘者将墓室前堂发现的陶案等器物组合认定为营造宴饮礼仪空间的陶明器[1]。而在洛阳烧沟汉墓的发掘中,对于发现的多座墓室前堂或棺前设置陶案或漆木案等器物组合,发掘者认为这是一组祭奠器,是灵前设奠的家具[2]。

殷墟仿铜陶礼器墓试析

殷墟四期偏晚阶段出现仿铜陶礼器墓,其器物组合较固定,所含器类较全,学者对其认识不一。作者认为其出现有深刻的社会原因,同时又和人们的意识形态、思想变化密不可分,是人们对资源利用观念的一种转变。

朝鲜时代的宫中胎室文化研究

胎室文化是朝鲜半岛历史上所特有的一种诞生文化,在近邻的其他东亚国家中并没有出现过类似的现象。特别是朝鲜时代的宫中胎室文化,更是带动朝鲜王室发展出一整套针对生育和培养王室后代的相关教育和仪式活动。朝鲜时代的宫中胎室文化主要包括两个环节:保存胎盘的"藏胎仪式"以及君王即位后的"加封仪式"。胎室文化在朝鲜时代的仪轨是我们今天考察和理解宫中胎室文化的基本文献。与墓葬文化一样,胎室文化不但制造出一套独特的具有内在逻辑的视觉艺术形式体系和形象思维方式,同时也钩连起一套完整的政治理念和道德观念。本文试图通过对朝鲜时代宫中胎室文化的基本环节和规制进行考察,对其在王权的传递和传承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及其自身发展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政治理念和道德观念的演变加以分析和讨论。

曾侯墓的葬车及相关问题

本文梳理已知曾侯墓葬中的车马殉葬与随葬情况,探讨了两周时期曾侯车马葬仪变迁过程及其与同时期诸侯的异同。综合殉车、殉马及随葬车马器种类、对应的车马数量与埋藏方式,随葬车马器摆放位置等方面信息可知,曾国车马葬仪由基本遵循周文化车马葬仪,逐步走向偏受楚文化影响。这一过程可视作周系车马葬仪在南方地区的传播到逐步崩坏过程的缩影。田野材料说明,墓室殉车始终不为曾侯墓葬仪所重,殉马及随葬车马器的多少时代差别大,与曾国的国力、政治地位以及南方地区的交通条件有密切关系,而并非严守某种制度。曾侯夫人的车马葬仪较曾侯低出许多,但较楚国女性贵族为高。

试论中国南方的岩洞葬

一、前言在中国古代南方,曾流行过各种各样的利用山岩安葬死者的习俗,岩洞葬就是其中的一种。岩洞葬不但在古代广泛流行,至今仍有个别地区还在沿用这种葬俗。这种葬俗一般是将死者安葬在天然的岩洞深处,所以便被称作'幽岩葬'。探讨岩洞葬的葬俗及其文化内涵。

北齐徐显秀、娄叡墓中的火坛和礼器

本文论述了北齐徐显秀墓和娄墓中的“灯”本是拜火祭坛,鸡首壶、尊、瓶等器则是礼器。隋虞弘墓中的石“灯”也应是火坛。由此说明祆教信众沿袭中国古来以礼器随葬的传统,将火坛及其礼器放入墓室作为祆教葬礼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