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浪诗话》诗歌体制论的误读与辩正

“体制”是严羽诗论的核心概念,但因习焉不察的割裂与混淆,其确切内涵与本来面目未能完整呈现,也妨碍了对严羽诗论体系及诗学思想的整体理解。藉由文本精析与逻辑归纳相结合,可知《沧浪诗话》中“体制”概念指向诗歌作品完整而具体的本体存在,这一基本内涵不因其《诗体》中辨体角度不同而互异。诗之“体制”不仅包含“词理意兴”等基本要素,且以“格力”“兴趣”“气象”“音节”等为之“用”,以更充分表现诗体的内在品质和艺术力量。其中“格力”以诗意为本,是诗中整体思想情感所表现的精神力量;“兴趣”以诗情为本,是诗体所表达的自然感发、含蓄蕴藉的情致和意趣;“气象”以诗象为本,是诗体所呈现的自然雄浑的整体艺术形象;“音节”以诗语为本,是诗体中充分韵律化、表意化的艺术语言。着眼于贯通式诗歌体制观,可对《沧浪诗话》的概念关系和整体结构获得更切近实际、更切合语境的理解。

饮食·精神·和合:葛亮长篇小说《燕食记》的间性价值

葛亮的《燕食记》笔触深入近代岭南的聚散流徙,以饮食“间性”形象地彰显了国人的生存观念和生活哲学。小说上中下三阙分别以般若素筵、莲蓉月饼、粤沪合璧等岭南饮食和特色美食的他者形象,对话人间情谊、气节操守、孝亲礼数等主体精神和文化内容,实现个体本能、物质欲望和理想情怀的关联和平衡,指向和合共生的文化诉求与生活理想。岭南饮食叙事被赋予了形而下和形而上的双重意味,具有十分重要的当代文化建构价值和生活实践意义。

清华简《耆夜》《周公之琴舞》《芮良夫毖》文本性质探论

清华简《耆夜》《周公之琴舞》《芮良夫毖》皆以组诗的形式呈现,组诗前有一段关于作者或作诗背景的文字,其中有一些音乐术语,三篇竹书具有诗、书、乐三方面的特色,可能与《汉书·艺文志》六艺略乐家文献中的《雅歌诗》为一类,同为先秦乐家记录乐辞的文献。春秋时期诗、乐分途,诗家主要用“三百篇”文本,而乐家所用的诗文本不仅包括《诗三百》中的诗篇,可能有一些编《诗》未选的早期诗歌,还有一些春秋晚期和战国的新作。

“是”字句的然否连用和否然连用之考察

本文主要从类属关系上对现代汉语“是”字句的然否连用形式和否然连用形式进行考察。这两种连用形式 ,在并列、转折、因果三大类句法关系中都有分布。其中 。

清代八旗诗人丛考

清代八旗诗歌研究是一个十分重要而又尚待加强的学术领域,有很多问题需要探讨。诸如《国朝诗的》所收八旗作者,著名作家博明的生卒年及诗集,《戈鲲化集》保存的八旗诗人及诗歌,都值得认真考察。其中某些问题,不仅对八旗诗歌研究,而且对其他类似领域的诗歌研究,都具有启发的意义。

宁都县石上村“割鸡、担灯”民俗研究

宁都县石上镇石上村人创造并保存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民俗文化活动———“割鸡、担灯”。这一活动至今已经流传几百年,其历史内涵十分丰富。它的形成和延续是强烈的宗族延续观念、复杂的历史文化背景和传统习俗等诸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歌诗必类的观念与乐府的不合不类

同一歌题的古乐府与拟乐府的内容没有限定,歌题与内容不合不类是常见现象。学术界一般认为产生不合不类现象的原因是只限延用旧曲旋律,不限歌辞内容。然而乐府歌辞内容的不合不类在先秦雅乐中就已经存在,歌诗必类就是要求歌辞内容的相合相类,但实际上歌诗不类是常见现象。乐府能够接受不合不类就是因为先秦雅乐已经存在歌诗不类的普遍现象。

《医心方》引录《葛氏方》探析

《医心方》由日本医家丹波康濑采撷中国宋以前的医籍精华分类编纂而成,书中引文均标明文献的来源出处,其中大量采录了中国东晋时期葛洪《葛氏方》的原文。本文从条文分布、征引方式、主治病证、治法特色等方面入手,对《医心方》引录的《葛氏方》进行初步的分析研究。经初步统计分析,在《医心方》全文30卷中,有26卷引录了《葛氏方》的原文;丹波所引《葛氏方》是未经金人整理过的葛洪医方;透过《医心方》引录的原文,反映出葛氏医方治病广泛、方法多样、取材便捷、操作简便的特色。

《诗·周南·葛覃》“是刈是濩”解

根据安大简,《诗·周南·葛覃》"是刈是濩"的"濩"当读为"穫",与"刈"构成同义关系,此句和下句"为絺为绤"句式相同。《清华一·金縢》9号简中与《尚书·金縢》"穫"相对应的字,应分析为从"攴","刈"声,"刈"字繁体。"刈""穫"属于同义互换。根据安大简"刈"字从"禾"从"■",我们分析了楚文字中其他"刈"字的释义。

王昌龄《诗格》考

《文镜秘府论》所收王昌龄《诗格》,可能经后人补辑,但基本内容是可靠的。其中有根据他为人讲作诗法时的纪闻辑录而成的语录体,也有有意著书而成的书面语体。一些内容作于为江宁丞时,但有些内容当作于贬龙标之后,包括语录体和书面体。以前我们只认为它作于贬江宁丞时,是不对的。王昌龄《诗格》的注文也可能为王昌龄自注。

唐五代诗格中的体、势诸范畴

体、势、门、格、式诸传统文论范畴在唐五代诗格中产生了新的内涵,被用以讨论诗歌创作中以句法为中心的具体技法,它们从各个不同的方面展示了唐五代诗格句法理论的全貌。这些范畴在诗格中既有彼此各异的意义所指,又有含义的交叉重叠之处;而且,同一范畴在不同的诗格中也时有不同的诗学内涵,表现出含义的丰富性和某种程度上的随意性。

再谈《敕勒歌》和斛律金无关

学界近千年来的看法是:《敕勒歌》同斛律金有关。区别在于。在古代,或认为是他“作”,或认为是他“唱”;在现当代,绝大多数人认为是他所“唱”,只有个别的才认为是他“作”的。上述看法无不出于对史书原文的误解、曲解或盲从。以元好问《论诗三十首》之七作为旁证,证明“本天然”的北朝民歌《敕勒歌》同斛律金所唱“慷慨歌谣”无关。

《洞仙歌》(冰肌玉骨)公案考索

关于《洞仙歌》（冰肌玉骨）词的原创作者，历史上聚讼纷纭，有苏轼作、孟昶作或花蕊作等说。至论体裁，又或称诗称词，莫衷一是。更兼文献传抄，辗转致误，遂成千年公案。本文从文献源流及各种歧说产生的历史背景着眼，认为提及孟昶原作的最早文献就是苏词自序，后出的种种说法，都是在不同历史时期，根据当时的社会政治需要傅会而成的。因此，所谓孟昶或花蕊夫人原作，皆属向壁虚造，不可采信。

西汉《安世房中歌》与《郊祀歌》之比较研究

《安世房中歌》与《郊祀歌》由于产生时代和祭歌性质的不同,在主旨、祀神态度、歌诗源流及其音乐特征呈现出较大差异的个性特征,由此可以窥见西汉祭祀诗歌的不同面貌。

金代有关北宋文献三考

金中期文人王寂《辽东行部志》记载途中所见苏轼书写陈舜俞《施食放生记》,经考确有可能,可补苏轼研究之不足;又记其子所寄葛次仲集句诗,经考为其《集句诗》集三卷,其所引集句诗例,亦可查明出处。金末文人苑中《题二苏坟》,评价二苏忠义,当时刻石,现鲜为人知。经过对其诗其题跋的考证,可以判断其诗当写于正大二年或三年秋天。

《将军底头》与《迷舟》的互文性研究——兼论新历史小说的本土艺术渊源

《将军底头》和《迷舟》分别是施蛰存与格非历史题材小说中的代表作,比照之下可以看出,两部作品在情节结构、角色设置、冲突模式以及人物心理分析等方面都存在着诸多共同之处。在讲述历史事件的方式上,都侧重于对人物内心世界以及潜意识活动的展现,从中也可以看出新历史小说与施蛰存20世纪30年代创作的历史题材小说之间的某种内在联系。

苏轼《洞仙歌》杂考

1957年冒广生和毛泽东同志讨论诗词创作时说苏轼的《洞仙歌》词是(?)括孟昶的《玉楼春》而出。其实,对此问题,从宋至今,众说纷纭,认为苏轼的《洞仙歌》是(?)括孟昶的《玉楼春》而出,只是其中一说。通过考证可知,苏轼《洞仙歌》不是(?)括孟昶的《玉楼春》,恰恰相反,是南宋人(?)括苏轼《洞仙歌》而成《玉楼春》并假托孟昶著。

从个碧石铁路看滇东南地区近代民营企业的成长

个碧石铁路是与滇越铁路配套的铁路网,它既是滇东南地区近代实业救国的典范,又是近代中国唯一的一条民营铁路。个碧石铁路是在滇越铁路的震撼声中滇东南地区的实业家和爱国乡绅自己倡导、筹资、建造、经营的民营企业。这是近代中国、近代东南亚殖民铁路格局中的奇迹。个碧石铁路的修建不仅是滇东南地区民营企业崛起的重要标志,也是近代中国民营企业的典范,是滇东南地区发展进步的标志。

李氏膈食散体外抗肿瘤实验研究

目的研究李氏膈食散体外抗肿瘤作用。方法采用水提和醇提的方法提取李氏膈食散的复方中的水溶和醇溶性成分。MTT法测定水提物和醇提物对肝癌细胞(HpeG-2)、胃癌细胞(MKN-45)、食道癌细胞(EC-109)的抑制作用。结果两种提取物对三种肿瘤细胞株均有体外抗肿瘤作用,且以乙醇提取物效果更好。乙醇提取物对HpeG-2、MKN-45、EC-109三种肿瘤细胞株的半数抑制浓度分别为:622.89、173.41和210.17μg/mL,最大抑制率在90%左右。结论李氏膈食散提取物在体外具有抑制HpeG-2、MKN-45、EC-109生长的作用。

查慎行与《忆鸣诗集》案

《忆鸣诗集》案发于查慎行卒世五十余年后,对清中叶后两浙士风深有影响。慎行牵入诗案的直接原因是为卓长龄《高樟阁集》作序。缘查岐昌所辑《敬业堂文集》流落在外,查氏后人始逃过一劫。诗案发生于浙西,有其历史因素。海宁查氏与塘栖卓氏为世交,查慎行早年从学卓天寅,后与卓长龄及金张等人交笃。明清易代,遗民思潮与江湖士风盛行两浙,造成两浙文化与庙堂专制文化的一种"悖离",查慎行、卓长龄、金张等人深受沾熏。清廷借《忆鸣诗集》案惩治两浙士子以威劫士气,巩固统治。从这一意义上说,这场文字狱与明史案、汪景祺案、查嗣庭案、吕留良案关系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