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外交视野下的厦门公民会与海后滩案(1921~1922)

1921年5月,太古洋行在厦门海后滩修建栈桥码头,触发中英主权争端,引发海后滩案。以商人势力为主导的厦门公民会不仅指派代表赴京请愿,还发起抵制太古洋行业务运动。英国政府不予交涉的强硬态度,遂致该团体抗争陷入困境,其继而鼓动舆论将抵制运动扩展至上海、汕头、南洋地区。缘此,太古洋行闽粤至南洋地区经济利益受损,甚至波及中英外交局势。1922年10月,迫于时局中英两国政府达成海后滩照例纳租协定。巴黎和会外交失败,五四时期国民外交运动热情渐趋高涨。商人群体通过请愿、经济绝交等方式,弥补了政府外交不足,在保卫国家利权的中外交涉中作用显著。

太古洋行糖品营销活动研究(1884—1941)

近代以来,随着区域国民经济发展、东西互动频繁等因素的不断累积,东亚地区糖品消费数量呈快速递增趋势,糖品贸易获利丰厚,以经营东西方贸易起家的怡和、太古集团,率先捕捉到这一商机,分别于1878年、1881年在英属香港投资精糖制造业。太古集团所属太古车糖公司于1884年正式建成投产,其精糖产品进入市场之初就面临着同城怡和集团所属中国制糖公司糖品的强有力竞争,19世纪末以来又遭遇了欧洲及日本等同行的削价竞争。作为太古车糖公司总代理商的太古洋行,一方面积极调整糖品营销策略,适应时局及市场的不断变化需求;另一方面,确立东亚市场为精糖销售的"主战场",并努力开拓东南亚、南亚、中东及非洲等新市场,形成可资转圜的市场纵深格局。太古洋行的成功营销活动,首先助力太古车糖公司多次渡过危机,并且日益发展壮大起来;其次,在亚洲地区普及了精糖消费观念,形成了精糖消费新主张;再次,加剧了东亚糖业经济旧格局的解体并助推了新格局的形塑,使英属香港精制糖业成为东亚糖业格局中的重要一极;最后,其大胆的营销制度转型及尝试,为太古集团企业制度生成及发展提供了蓝本及试验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