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建立前后的内部反曹集团研究

曹魏建立前,在曹操控制的东汉政权内部先后产生了以董承、金祎、魏讽为首领的三个反曹集团;曹魏建立后,在曹魏内部又产生了以司马懿为首领的反曹集团。曹魏内部频繁滋生反曹集团的深层根源,在于曹操的政治行为违背了儒家忠君的政治道德,引起忠汉派的反对。曹魏建立后司马懿反曹的直接根源在于其对曹操的极度仇恨,司马氏逐渐成为反曹集团的领袖人物。东汉末期反曹集团发动的数次未遂政变,迫使曹操不敢轻易称帝,被迫大力整顿内部,反曹集团客观上援助了刘备、孙权的抗曹活动;曹魏建立后形成的以司马懿父子为领袖的反曹集团,通过发动高平陵事变,成功夺取了曹魏的中枢大权,奠定了司马氏代魏建晋的基础,但在一定程度上延迟了由北方政权完成国家统一、结束南北分裂的时间。

早期拓跋鲜卑与东汉、曹魏、两晋政权关系研究

历史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成果证明,早期拓跋鲜卑对汉文化高度认同,重视与东汉、曹魏、西晋、东晋等政权建立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交往交流交融。

存思与超越:曹植《苦思行》诠解

曹植游仙诗与道教存在紧密联系,《苦思行》一首便为其中代表。诗中营造的“西岳”“石室”等特殊场景符合道教的修行需要;所叙述的“仙人授道”情节具有传统道教故事的类型特点;综合看来,全诗的结撰逻辑更与道教“存思术”存在鲜明的同一性。从道教视角重审《苦思行》,发现该诗并非“退而守默”之作,而是曹植宗教实践经验的诗化生成,反映了其艺术与宗教的双重超越。

基于“骨错缝、筋出槽”病机认识的椎间盘病症诊治新观点

"椎间盘病因说"用于指导手法治疗椎间盘病症有一定的局限性。通过阐述有关的病机理论,结合临床和实验研究成果,认为"骨错缝、筋出槽"是椎间盘病症发病的关键病机,并提出相应的诊治原则和方法。

隶草派生章草今草说

对中国书法的草书系统直线发展的传统史观提出不同的见解 ,从书写意识和体势区别提出了划分隶草、章草、今草的界线。根据历史文献和新出土的简牍互相参证 ,证明了“史游创章草”之谬误和“杜操创章草”之可信。而章草之名 ,与后世书家大量以章草书写《急就章》有关 ,是约定俗成的结果。对张怀确见过张芝真迹提出新的考证 ,同时以汉简、墓砖为物证 ,说明了东汉末年张芝能创今草的必然性汉简中存在横势隶草和纵势隶草的两种自然书写状态 ,前者发展为章草 ,后者发展为今草。章草逐渐衰落 ,今草日趋繁荣 ,故有新旧书体之说 。

伸筋草类药用植物资源的初步研究

本文报道6种商品伸筋草类药用植物的本草考证、理化分析及药理试验。豚鼠离体肠平滑肌实验结果表明:玉柏石松(Lycopodium obscurum L.)和华中石松(L.centro-chinese Ching)的总提取物有较强兴奋作用,其次是扁枝石松(Diphasiastrum complanatum (L.) Holub),再次是垂穗石松(Palhimhaea cernua (L.) Franco et Vase)、石松(Lycopodium japonicum Thunb.)及藤石松(Lycopodiastrum casuarinodes (Spring) Holub)。这与各自的总生物碱含量相吻合。从抗血小板凝聚试验来看。玉柏石松总提取物作用最强,其次是扁枝石松。

詹红生诊治颈椎病经验

探讨詹红生教授论治颈椎病的临床经验。认为其主要病机为筋出槽骨错缝,并构建临床诊疗评估指标体系,治疗以中药针刺内调气血不通、手法导引外治筋骨失和,以恢复颈椎"骨正筋柔、气血以流"生理状态。

筋骨草对鸡传染性支气管炎病毒的体外抑制作用

通过建立气管环培养模型,以标准IBV-M病毒株感染气管环,以气管环的纤毛运动为评定指标,研究筋骨草对鸡传染性支气管炎病毒(IBV)的体外抑制作用,结果表明当浓度在750～1500mg/mL范围内,筋骨草对体外IBV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对魏晋玄学“自由”精神的一种政治学诠释

学界对魏晋玄学精神的概括 ,素有“自然”、“自觉”、“自由”三说 ,其中尤以“自由说”影响较大。从政治学的角度看 ,所谓魏晋玄学的“自由”精神 ,乃是一种旨在减少外在强制压力的“消极自由” ,或曰“防卫性自由” ,是魏晋士人试图摆脱皇权专制束缚的一种政治追求。然而 ,在现实专制政治挤压下 ,魏晋士人的“自由”追求不得不从政治层面转向心理层面。

论草书基本型与标准草书

从书法艺术的角度,草书基本型的提法较之于标准草书更能准确的表述今草书中小草书写形态自身的发展规律。标准草书在民国时期的书法艺术教育和书法艺术的普及中具有积极的意义。但随着书法艺术的向前发展,标准草书的提法具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草书章草、今草的双线发展规律加之文字的各地异文演变进程决定了在今草书小草书写形态中草书基本型与草书衍生型和草书变化型的并存。

简析古代日本对曹魏西晋王朝的朝贡

两汉时期开始,古代日本通过朝贡,纳入到中原王朝的册封体制之内。曹魏西晋时期,封贡关系进一步密切,古代日本频繁向中原王朝朝贡,中原王朝也首次派使者出使古代日本,这是以往两国发展史上没有的先例,开创了两国关系新的篇章。

曹魏东宫官制研究——汉晋间东宫官制演进中的承前与启后

曹魏政权建立以后,其东宫官制因仍东汉又多有变化。具体而言,东宫官僚的最高领导机关处于变动中,太子二傅与太子詹事对于东宫职官的分辖、轮替,正表明曹魏东宫官制处于从汉制向晋制过渡阶段。太子率更令似乎开始失去对侍从职官的统属、管理实权,专门侧重于宫门禁卫之事。侍从类职官地位上升,具有从旧统属关系中独立的倾向,几乎所有此类职官均由士族子弟出任,从而使东宫侍从官有清显化的倾向。这些改革成为晋制的先导。因而,曹魏东宫官制居于承前启后的关键地位。

靳以与《雷雨》渊源考辨

靳以在《雷雨》发表中起了什么作用,历来众说纷纭。他对《雷雨》态度究竟如何,则乏人探讨。结合靳以的文类选择、文学观念,包括对曹禺其他剧作的评论,可以探究他对《雷雨》的真实态度,即他对此作很可能并不欣赏且存在隔膜。这是一个切入研究其文学趣味,包括编辑思想的重要突破口。

朱光潜与曹禺、巴金等人的两次论争述论

朱光潜回国后在北平文化圈站稳脚跟,也主动介入了当时的文坛纷争。朱光潜有着相对纯粹的审美眼光和品位,有时以不经意的俯视姿态评论、讽刺作家,引起被批评者的不满,从而引发论争。其中他与曹禺、巴金的两次论争颇有关联,关注者较少,此文一并述及其经过、观点、实质,并予评述。

北宋名相曾公亮诗文系年

曾公亮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学界对其为政风采及历史功绩作了探讨。本文主要考证曾公亮撰写《吊曹觐》等四首诗的时间。

汉晋文化思潮演进中的谯郡夏侯氏家族

汉晋时期谯郡夏侯氏的发展演进,与曹氏家族呈现出共生状态,但又与其时的文化思潮密切互动,彰显出自身独特的脉络。在曹魏建国的过程中,夏侯氏家族给予了曹操父子不遗余力的支持,同时也濡染了建安士风的通兑任达。曹魏时期,开国功臣及世代姻戚的地位使其门第渐趋贵盛,且随着学术文化蕴积的增厚,其门风也呈现出由尚武雄豪、通兑任情的将门风范向儒雅矜慎、博观艺文的世家气象的递转;正始时期夏侯玄在政坛中的众望所归以及士林领袖的风度雅量更使夏侯氏无可争议地步入了一流士族的行列。凭借在曹魏一朝的蕴积,即使经历了魏末司马氏对亲曹势力的打压,入晋以后,夏侯氏依然位列名族。夏侯骏、夏侯湛等后起之秀或在"朋党纷然"、崇虚贱实的政坛上独标一格,或在繁华竞逐的西晋文坛上以不同流俗的笔调叙写宗族亲情、抒发耿介之怀,承继了家族的磊磊风骨。

新文学的复仇书写论略

复仇是新文学的一大母题。近现代中国贫弱和耻辱的灰色境遇激发了以家国为己任的知识分子悲壮和忧愤的民族自觉,复仇成了消解焦虑的文化革命想象。鲁迅《铸剑》的重心和巧妙在于复仇过程和复仇方式上的设计,"后复仇"情节成了复仇之上的复仇。巴金是在复仇的沉思中完成了思想和启蒙的另一种文学选择。汪曾祺复仇者为父报仇的永恒模式成了心灵扭曲和罪恶的象征。曹禺借复仇书写生命的原始强力,同时也写了人的现代困境。茅盾《参孙的复仇》的意义是多重的,除复仇的多向外,还有对女性和自己的复仇。近现代中国"被侮辱与被损害"的集体记忆使得复仇成为讲述中国故事的便捷途径。

表没食子儿茶素没食子酸酯体外诱导HL-60细胞凋亡

目的 为研发天然抗白血病新药 ,研究茶多酚主要活性成分表没食子儿茶素没食子酸酯 (EGCG)体外诱导细胞凋亡的作用。 方法 采用体视显微镜、DNA凝胶电泳及透射电镜技术 ,观察 EGCG对体外诱导人急性早幼粒白血病细胞 (HL - 60 )凋亡的影响及其诱导凋亡的最佳作用时间和最佳作用浓度。 结果 发现 EGCG实验组中 ,HL- 60细胞生长被显著抑制 ,DNA凝胶电泳中可见 DNA条带 ,其细胞超微结构明显改变。当 2 50 ug/ml EGCG作用细胞 6h时 ,其诱导细胞凋亡的作用最明显。 结论 EGCG可体外诱导 HL- 60细胞凋亡 。

宝岛禹王曹谨研究述评

曹谨是在中国台湾历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历史人物之一。迄今学界围绕曹谨的生平事迹、施政措施、修建曹公圳、民本思想、抗英保台和文化资源开发等方面的研究业已取得较大学术进展。但总体而言,学界对于曹谨的研究仍有深入拓展的学术空间,还需进一步加强海峡两岸及与海外学界的交流与对话,多方挖掘和整理资料,拓宽研究视角,开辟研究新领域,尝试新的研究方法等。

从曹氏三代人对儒学的态度看魏晋儒学的衰落

曹魏统治者对儒学不重视的态度,是魏晋儒学走向衰落的重要因素之一。分而言之,操、丕、睿三人的这种态度又各有其原因:曹操是出于完成统一大业的急迫心情,无暇顾及,而且所下“唯才是举”令对儒家核心价值观起了严重的破坏作用;曹丕为了稳固地位,取悦儒士派,虽采取了一些重儒的措施,但一则在位时间太短,二则并非因内心悦服而为之,其结果不免流于形式化;曹睿对法家兴趣特浓,所下“尊儒贵学”的诏令无一真正落实,最终儒学不仅没有“尊贵”起来,反而日呈凋敝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