靶向BCMA或CD19的CAR-T细胞免疫治疗后发生T细胞恶性肿瘤的风险

近日,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发布消息,已收到接受靶向B细胞成熟抗原(BCMA)或抗白细胞分化抗原19(CD19)的自体嵌合抗原受体T(CAR-T)细胞免疫治疗后出现T细胞恶性肿瘤(包括CAR阳性淋巴瘤)的病例报告。这些报告来自临床试验和/或上市后不良事件(AE)。

PD-1/PD-L1抑制剂与CAR-T细胞在甲状腺未分化癌免疫治疗中的研究进展

甲状腺未分化癌(Anaplastic Thyroid Carcinoma,ATC)是甲状腺癌分型中恶性程度最高的一种,其预后极差,患者五年生存率不超过0.2%。其放化疗过程中易产生严重副作用,影响患者正常生活,而免疫治疗发生不良反应的概率较低且疗效突出,因此近年来成为ATC治疗的研究热点。文章主要通过文献回顾探讨PD-1/PD-L1抑制剂与CAR-T细胞在ATC免疫治疗中的研究进展,为ATC的临床治疗提供新的思路。多项研究结果表明PD-1/PD-L1抑制剂与CAR-T细胞非常有希望成为未来ATC临床治疗的主要方式。 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更深度地探索ATC的免疫微环境特征,降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带来的严重不良反应,寻求更为有效的联合治疗方案。

影像组学和人工智能在预测非小细胞肺癌免疫及靶向治疗生物标志物表达状态上的研究进展

非小细胞肺癌(NSCLC)是癌症相关死亡的主要原因,晚期预后很差,免疫及靶向治疗的出现大大提高了患者的总生存期。因此,明确肿瘤生物标志物极为重要。病理检查是获得肿瘤生物标志物的金标准,但因其存在局限性而使得检测效果欠佳,临床需引入一种全面非侵入性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影像组学和人工智能方法的出现为无创预测免疫及靶向治疗生物标志物提供了可能。现就影像组学和人工智能在预测NSCLC免疫及靶向治疗生物标志物表达状态上的应用进行综述。

预防管理护理模式对非小细胞肺癌免疫治疗患者不良反应的影响

目的探讨预防管理护理模式对非小细胞肺癌(NSCLC)免疫治疗患者不良反应的影响。方法选取NSCLC患者100例,依据护理方式不同分为预防组与对照组,各50例。所有患者均给予免疫治疗,治疗观察2个周期(每个周期为4周)。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预防组实施常规护理+预防管理护理,比较两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结果护理后预防组的疗效客观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预防组护理期间不良反应发生率低于对照组,护理期间预防组的护理依从性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护理后的生活质量评分均较护理前显著增高,且预防组生活质量评分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预防管理护理模式在非小细胞肺癌免疫治疗患者的应用能有效减少不良反应的发生,提高患者的护理依从性,提高患者的客观有效率,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

非小细胞肺癌新辅助免疫治疗在临床中的应用进展

肺癌的发病率和病死率普遍较高,严重威胁大众身体健康。目前,手术仍然是对能够切除的非小细胞肺癌(NSCLC)的良好干预策略。免疫检测点类的抑制药物的出现极大程度上改变了NSCLC的干预效果。随着研究深入,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在治疗NSCLC的安全性和可行性方面也有着优异的表现,但仍缺乏远期预后评估,以及公认合理的治疗方案和疗程等。该文将阐述新辅助免疫治疗可切除的NSCLC的发展过程、作用机制及研究现状。

CAR-T细胞治疗后复发/难治性多发性骨髓瘤患者的临床特征

目的分析嵌合抗原受体T(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CAR-T)细胞治疗后复发/难治多发性骨髓瘤(relapsed/refractory multiple myeloma,RRMM)患者的临床特征,初步探索此类患者未来可能的治疗策略。方法以2020年1月至2024年6月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住院治疗的RRMM患者为研究对象,分析CAR-T细胞治疗后复发的临床特征及生存情况。结果共收集14例符合条件的RRMM患者,均接受靶向BCMA的CAR-T细胞治疗,中位无进展生存时间为17个月(范围:3~47个月)。疾病复发进展时,1例仅表现为髓外复发,2例继发浆细胞白血病,11例为髓内复发;7例检查细胞遗传学,其中4例患者存在1个高危基因,1例患者存在2个高危基因。首次挽救治疗中,常用药物包括达雷妥尤单抗(6例)、泊马度胺(5例)、卡非佐米(3例),3例患者入组临床试验。13例患者可评价疗效,总有效率为61.5%(8/13),其中完全缓解率为30.8%(4/13),非常好的部分缓解率为23.1%(3/13)。中位随访时间为15个月(范围:1~32个月),中位无进展生存时间为7个月。截至末次随访,死亡6例,中位总生存期为32个月;1例患者出现第二肿瘤,类型为肺癌。结论接受CAR-T细胞治疗后RRMM患者常见多类药物耐药,挽救治疗疗效及预后不佳。

自身免疫性肝炎患者血清巨噬细胞迁移抑制因子和白细胞介素-21水平变化及其对治疗应答的影响

目的探讨自身免疫性肝炎(AIH)患者血清巨噬细胞迁移抑制因子(MIF)和白细胞介素-21(IL-21)水平变化及其对治疗应答的影响。方法2017年12月~2022年11月我院诊治的AIH患者61例,均接受泼尼松联合硫唑嘌呤联合治疗。在治疗前,行肝穿刺检查,采用ELISA法检测血清MIF和IL-21水平。结果17例临床重度AIH患者血清MIF和IL-21水平分别(2.5±0.9)μg/L和(321.5±34.2)pg/mL,显著高于44例轻中度患者【分别为(1.5±0.5)μg/L和(174.7±20.5)pg/mL,P<0.05】;26例肝组织G3~G4炎症活动度患者血清MIF和IL-21水平分别(2.6±1.1)μg/L和(332.9±35.4)pg/mL,显著高于35例G1~G2患者【分别为(1.5±0.6)μg/L和(170.8±25.4)pg/mL,P<0.05】;经标准免疫抑制治疗,本组61例AIH患者生化学应答率为88.5%;9例超过6个月获得生化学应答患者血清MIF和IL-21水平分别(2.9±1.5)μg/L和(334.5±40.6)pg/mL,显著高于22例在6个月内应答患者【分别为(1.5±0.3)μg/L和(194.8±19.5)pg/mL,P<0.05】或23例在3个月内应答患者【分别为(0.9±0.2)μg/L和(100.6±9.2)pg/mL,P<0.05】。结论AIH患者血清MIF和IL-21水平升高,可能与病情重或对标准治疗应答差有关,值得进一步研究。

免疫联合抗血管治疗对比免疫单药治疗用于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单中心数据分析

目的:探讨免疫联合抗血管治疗对比免疫单药治疗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二线及以上治疗中的临床价值,为NSCLC的二线及以上治疗寻找合适的免疫联合治疗方案。方法:回顾性分析2017年1月至2020年11月该院收治的免疫单药治疗与免疫联合抗血管治疗的晚期NSCLC患者38例,其中免疫单药治疗(单药组)患者20例,免疫联合抗血管治疗(联合组)患者18例。比较两组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期(PFS)、客观缓解率(ORR)、疾病控制率(DCR)及不良反应。结果:单药组和联合组患者的中位PFS分别为4.84个月(95%CI=3.50个月~6.18个月)和8.13个月(95%CI=5.65个月~10.62个月),联合组患者的中位PFS长于单药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9);联合用药方案较单药方案在男性、吸烟、腺癌、程序性死亡受体配体1(PD-L1)表达水平≥1%的患者中的PFS更长(P<0.05),多因素分析显示PD-L1表达水平是影响联合治疗PFS的独立因素。单药组和联合组患者的ORR分别为10.00%(2/20)和27.78%(5/18),联合组患者ORR较单药组有提高,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158);单药组和联合组患者的DCR分别为65.00%(13/20)和77.78%(14/18),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632)。两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均可耐受,联合组患者未出现3级及以上的不良反应。结论:免疫联合抗血管治疗可延长二线及以上治疗的晚期NSCLC患者的PFS,PD-L1表达水平是影响联合治疗PFS的独立因素,联合治疗安全可控。

CAR-T细胞免疫疗法在实体瘤中的研究进展

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 T cell,CAR-T)成功治疗复发难治性白血病的历史已超过十年,如今,已有多款CAR-T细胞疗法获批用于治疗白血病和淋巴瘤等血液系统癌症,标志着免疫细胞治疗时代的到来。大量研究结果提示,CAR-T细胞疗法在实体瘤治疗领域同样充满潜力,但相关临床研究数据却不令人满意。CAR-T细胞疗法在实体瘤中面临靶抗原特异性不足、肿瘤物理屏障、异常代谢及免疫抑制性肿瘤微环境等多重不利因素,需要继续深入相关机制的研究,借助基因工程技术对CAR-T细胞进行改造,进一步提升其对实体瘤的疗效。本文就近年来CAR-T细胞疗法在实体瘤中的研究进展做一述评,探讨未来CAR-T细胞治疗的挑战和发展方向。

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的研究进展

近年来,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ICIs)及其与传统化疗、放疗等治疗方式的结合为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患者带来了重要突破,提供了新的治疗选择和希望。本综述主要阐述ICIs在晚期NSCLC中的不同治疗策略及其疗效和安全性。

细胞因子诱导的记忆样NK细胞与实体瘤免疫治疗的研究进展

自然杀伤细胞(natural killer cell,NK细胞)是一种先天性淋巴细胞,在抵御病毒感染和肿瘤侵袭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是先天免疫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NK细胞不具有抗原特异性,而近期的研究表明,NK细胞在半抗原暴露、病毒感染或联合细胞因子的激活后,表现出适应性和记忆样特征,后者可通过IL-12/15/18的短暂刺激诱导来实现。与正常NK细胞相比,这些细胞因子诱导的记忆样NK细胞能够长期增殖、存活,并且IFN-γ的产生及对肿瘤细胞的细胞毒性的效应器功能都得以增强,这使其成为肿瘤免疫治疗的优选细胞。在复发性/难治性急性髓系白血病的临床研究证明,细胞因子诱导的记忆样NK细胞过继性治疗是安全并有效的。细胞因子诱导的记忆样NK细胞已经开始肝癌等实体瘤的临床前研究,本文综述目前关于细胞因子诱导的记忆样NK细胞在实体瘤中的临床前研究的最新进展,为实体瘤免的疫治疗提供新思路。

非小细胞肺癌新辅助免疫治疗的预后影响因素:病理淋巴结转移程度与原发灶缓解程度

目的探讨新辅助免疫治疗后病理淋巴结转移情况及原发灶缓解程度对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患者预后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40例接受新辅助免疫治疗后行手术切除的NSCLC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评估病理淋巴结分期(N1/N2)和原发灶缓解程度[完全缓解(pathological complete response,pCR)/主要缓解(major pathological response,MPR)/非客观缓解(non-objective response,non-OR)]与无进展生存期(progression-free survival,PFS)的关系,并构建预后风险分层模型。结果病理淋巴结分期和原发灶缓解程度单独考虑时,与PFS无显著相关性,且两者无显著交互作用。对于N1患者,pCR/MPR的PFS优于non-OR(P=0.038);对于N2患者,原发灶缓解程度与PFS无显著相关性。将患者分为低危组(N1+pCR/MPR)和高危组(N1+non-OR/N2),两组PFS差异显著(P=0.003)。结论新辅助免疫治疗后,病理淋巴结转移程度和原发灶缓解程度是NSCLC预后的关键影响因素。基于两者的预后风险分层模型有助于指导个体化治疗决策,但仍需前瞻性研究验证。

妊娠滋养细胞肿瘤免疫治疗

妊娠滋养细胞肿瘤(gestational trophoblastic neoplasm,GTN)是一组罕见的由胎盘滋养细胞异常增殖引起的恶性肿瘤,包括侵蚀性葡萄胎(invasive mole,IM)、绒毛膜癌(choriocarcinoma,CC)、胎盘部位滋养细胞肿瘤(placental site trophoblastic tumor,PSTT)。

靶向B细胞:免疫性肾小球疾病治疗模式探索

基于糖皮质激素和经典免疫抑制剂的传统方案是免疫介导的肾小球疾病的主要疗法,但面临诸多挑战,如部分患者疗效不佳、无法耐受、频繁复发等。近年来,生物制剂在肾脏病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尤其是靶向B淋巴细胞的生物制剂,为难治性肾小球疾病找到了潜在的治疗新策略。靶向治疗的高特异性具有极高的临床价值,但如何合理、有效、安全地使用靶向B细胞生物制剂仍存在诸多问题,不同疾病的治疗方案和疗效评估,也需要进一步探索。

血清FGL1、LncSChLAP1对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免疫治疗效果及预后评估的价值

目的分析血清纤维蛋白样因子1(FGL1)、长链非编码RNA SChLAP1(LncSChLAP1)评估接受免疫治疗的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疗效及预后的价值。方法选取2019年4月—2022年12月南京市胸科医院呼吸内科诊治晚期NSCLC患者98例为NSCLC组,均接受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根据疗效分为有效亚组74例和无效亚组24例,以同期医院健康体检者50例为健康对照组。酶联免疫吸附实验检测NSCLC患者血清FGL1水平,实时荧光定量PCR检测血清LncSChLAP1水平;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晚期NSCLC患者化疗疗效的因素;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分析血清FGL1、LncSChLAP1对晚期NSCLC患者免疫治疗疗效的预测价值;Kaplan-Meier曲线分析血清FGL1、LncSChLAP1对晚期NSCLC患者生存预后的影响。结果血清FGL1、LncSChLAP1水平比较,NSCLC组高于健康对照组(t/P=57.365/<0.001、28.443/<0.001)。无效亚组TNM分期Ⅳ期比例、血清FGL1、LncSChLAP1水平高于有效亚组(χ^(2)/P=15.375/<0.001,t/P=35.077/<0.001、35.127/<0.001)。血清FGL1、LncSChLAP1高是影响晚期NSCLC患者免疫治疗疗效的独立危险因素[OR(95%CI)=1.327(1.104~1.596)、1.415(1.094~1.829)];血清FGL1、LncSChLAP1及两项联合的AUC分别为0.856、0.792、0.905,两者联合优于各自单独预测效能(Z/P=4.258/0.007、5.119/<0.001)。FGL1高、低表达组1年总体生存率分别为22.92%(11/48)、60.00%(30/50),LncSChLAP1高、低表达组1年总体生存率分别为27.66%(13/47)、54.90%(28/51),FGL1高表达组、LncSChLAP1高表达组晚期NSCLC患者1年累积生存率分别低于FGL1低表达组、LncSChLAP1低表达组(χ^(2)/P=14.180/<0.001、17.553/<0.001)。结论晚期NSCLC患者血清FGL1、LncSChLAP1升高,是新的评估晚期NSCLC患者免疫治疗疗效及生存预后的血清标志物。

免疫联合化疗新辅助治疗早期非小细胞肺癌达到完全病理缓解的患者术后无需使用免疫辅助治疗

围术期药物治疗是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免疫治疗药物的开发和在NSCLC治疗中的探索,新辅助/辅助免疫治疗也应运而生,深刻影响着NSCLC的治疗格局。在NSCLC新辅助/辅助免疫治疗的探索中,产生了众多的免疫治疗模式,也积累了一些循证医学证据,但仍然存在一些需要进一步探索的问题。

自然杀伤细胞2组成员A、程序性死亡因子配体1表达检测对PD-L1阻断免疫治疗肌层浸润性膀胱癌反应性的预测价值

目的:探究自然杀伤细胞2组成员A(NKG2A)及程序性死亡因子配体1(PD-L1)表达检测对PD-L1阻断免疫治疗肌层浸润性膀胱癌反应性的预测价值。方法:选取100例肌层浸润性膀胱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对其行PD-L1阻断免疫治疗后,根据治疗反应性将其分为缓解组和未缓解组;对缓解组患者随访3个月,将其分为复发组和未复发组。比较两组患者NKG2A和PD-L1在CD4^(+)和CD8^(+)上的表达水平,采用ROC曲线分析NKG2A和PD-L1预测膀胱癌患者治疗反应性的价值。结果:100例研究对象中,缓解组患者72例(72.00%),未缓解组患者28例(28.00%),两组性别、年龄比较无统计学差异(均P>0.05),但缓解组患者肿瘤直径小于未缓解组,NKG2A、PD-L1/CD4^(+)和PD-L1/CD8^(+)表达水平均低于未缓解组(均P<0.05)。膀胱癌患者NKG2A、PD-L1/CD4^(+)和PD-L1/CD8^(+)表达预测免疫治疗后缓解的AUC值分别为0.771、0.724、0.710;联合诊断的AUC为0.836。72例缓解患者中,出现复发29例(40.28%),未出现复发43例(59.72%),两组性别、年龄以及肿瘤直径比较无统计学差异(均P>0.05),但复发组NKG2A、PD-L1/CD4^(+)和PD-L1/CD8^(+)表达水平均高于未复发组(均P<0.05)。NKG2A、PD-L1/CD4^(+)和PD-L1/CD8^(+)表达预测膀胱癌患者缓解后复发的AUC值分别为0.775、0.740、0.728;联合诊断的AUC为0.874。结论:NKG2A、PD-L1/CD4^(+)和PD-L1/CD8^(+)在不同治疗反应性肌层浸润性膀胱癌患者外周血中表达水平不同,三者对于膀胱癌患者PD-L1阻断免疫治疗反应性均有一定的预测价值,且三者联合预测效能最佳。

不明原因复发性流产淋巴细胞免疫治疗前后HLA抗体的变化和妊娠结局

目的研究不明原因复发性流产(RPL)患者和正常生育人群人类白细胞抗原(HLA)抗体的状态;检测淋巴细胞免疫治疗(LIT)后HLA抗体的转阳率;对比不明原因RPL患者淋巴细胞免疫治疗后HLA抗体与妊娠结局,评估HLA抗体是否可作为LIT预测妊娠结局的有效指标。方法选取2014年12月3日至2015年6月10日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生殖中心门诊就诊的不明原因RPL患者24例作为RPL组,同期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体检中心体检的健康未孕女性30例作为对照组,两组年龄均在20~40岁。应用酶联免疫吸附法和流式细胞仪-微珠法,分别测定不明原因RPL患者LIT前后和健康生育者外周血的HLA特异性IgG抗体,根据HLA抗体状态分为4类,包括HLA-I类阳性、HLA-II类阳性、双阳性(HLA-Ⅰ类、Ⅱ类均阳性)和双阴性(HLA-Ⅰ类、Ⅱ类均阴性),比较两组人群HLA抗体状态,分析LIT后RPL患者HLA抗体的转阳率,及HLA抗体状态与妊娠结局的关系。结果RPL患者HLA抗体状态与健康生育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LIT促进HLA抗体转阳,LIT后不同HLA状态的活产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不明原因PRL患者,LIT前HLA特异性IgG抗体与正常生育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LIT可以促进HLA抗体转阳,免疫治疗后PRL患者HLA特异性IgG抗体与妊娠结局无关,HLA特异性IgG抗体不能作为LIT预测妊娠结局的唯一参考指标,尚需要结合其他免疫指标综合分析。

封闭抗体阴性的反复种植失败患者淋巴细胞主动免疫治疗助孕结局的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探究淋巴细胞主动免疫治疗(LIT)对反复种植失败的封闭抗体(BA)阴性患者助孕结局的影响及相关因素分析。方法选取2021年1月至2023年2月在我院自愿进行辅助生殖的BA阴性且反复种植失败患者84例作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均接受LIT治疗,根据治疗后是否助孕成功划分为助孕成功组(n=58)和助孕失败组(n=26)。对比两组患者一般临床资料[年龄、配偶年龄、体质量指数(BMI)、流产次数、不孕持续时间、窦卵泡数]、LIT治疗相关特征(LIT制剂浓度、治疗次数、BA阳性率),以及治疗前性激素及抗苗勒管激素(AMH)水平、免疫细胞水平(CD4^(+)T细胞比例、CD8^(+)T细胞比例、CD4^(+)/CD8^(+)比值)及炎症因子水平[干扰素γ(IFN-γ)、白细胞介素4(IL-4)、白细胞介素10(IL-10)、白细胞介素17(IL-17)、转化生长因子β(TGF-β)]。通过Spearman相关性分析、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法筛选接受LIT治疗的反复种植失败BA阴性患者助孕成功的影响因素。结果两组患者一般临床资料及基础激素水平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助孕成功组患者平均LIT制剂浓度及BA阳性率均显著高于助孕失败组患者(P<0.05);助孕成功组患者治疗前CD4^(+)T细胞比例及CD4^(+)/CD8^(+)比值均显著高于助孕失败组患者(P<0.05);助孕成功组患者治疗前血清IL-4、IL-10和TGF-β水平显著高于助孕失败组患者(P<0.05),而血清IL-17水平显著低于助孕失败组患者(P<0.05)。Spearman相关性分析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表明,BA阳性、LIT制剂浓度较高、CD4^(+)T细胞比例较高、CD4^(+)/CD8^(+)比值较高、血清IL-4、IL-10、TGF-β水平较高、IL-17水平较低均是接受LIT治疗的反复种植失败BA阴性患者助孕成功的重要影响因素(P<0.05)。结论反复种植失败的BA阴性患者接受LIT可有效使BA转阳,其中使用LIT制剂浓度较高、促炎性细胞因子水平较低、抗炎性细胞因子水平及免疫细胞水平较高且BA转阳率较高的患者更容易在辅助生殖策略下助孕成功。

靶向T细胞免疫治疗急性髓性白血病的策略

急性髓性白血病(AML)常伴有T细胞免疫功能不全,由于免疫检查点(IC)分子表达上调引起T细胞耗竭是其重要原因之一。利用IC抑制剂治疗AML有一定的临床效果,但患者T细胞耗竭的异质性很大,且还存在其他原因引起的T细胞免疫功能不全,多层面分析区分不同类型的免疫缺陷而采取相应的靶向T细胞免疫治疗才是理想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