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历年间岑参诗歌创作的转变与价值

岑参作为盛唐气象的代表诗人,大历入蜀后诗风从壮丽豪迈转向切实平淡,情绪从激昂高亢转向忧郁低迷,在描写对象的选取和对现实的关注上也有了新的拓展。岑参大历年间诗风的鲜明转变,与安史之乱后政局动荡及自身仕隐矛盾密切相关,不仅反映了岑参晚年的行迹、思想,更可见其创作成熟后的审美转变,并对后来大历诗人群的创作产生一定的影响。

从“战士”到“文士”——论高适、岑参之边塞身份的认同与转变

戎马风尘的边塞生活和雄浑悲壮的塞外书写共同构建了高适、岑参的边塞诗人身份,因而诸家论及高适、岑参也多集中于出塞经历,偏重于二人边塞文人身份,认为“功名只向马上取”是其志向所在。他们在拓边戍守中渴望寻求建功立业的机会,也在人民痛苦不幸的遭际中开始对定边安民有了新的思考。高适诗作中有“激昂仰鹓鹭,献替欣盐梅”之语,岑参也常有“圣朝无阙事,自觉谏书稀”之论。结合二人“谏臣”经历我们不难发现,他们不只将入幕从戎、立功疆场当作唯一的报国之路,也希望谏言立策来解除国家边患,拯民济世。从“战士”向“文士”,造成这一身份认同转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探究其背后成因对以高适、岑参为代表的边塞文人的研究与其诗歌创作尤为重要。

论岑参七言诗歌在清代的高度接受——以选本和诗话为中心

与明代以前一般把岑参作为边塞诗人不同,清人从体裁角度进一步明确岑参七言诗歌创作在诗坛的地位,认为岑参七言歌行可为“唐人第一”,七律温雅为唐之“正声”,七绝可与王维并举,成就仅次于李杜等大家。岑参边塞诗人形象与“最善七言”风格在文学史生成过程中不断得到强化,显示出文学史生成过程中对其突出成就的筛选与强化。清代诗话更为繁荣且诗歌理论趋于系统化,对边塞诗的深入阐述与大力创作使清代成为文学史中甄选岑参诗歌特质的重要一环。

唐代边塞诗中的南疆形象和西域文化书写——以岑参诗歌为例

岑参作为清代以前中国文学史上少有的深入西域地区并创作大量西域诗歌的诗人,其西域诗中记录了南疆地区的形象和他眼中的西域文化,这些诗歌对南疆地区的战略要地情形、自然景观和西域文化景观进行了书写,丰富了自汉代以来人们对西域、南疆形象的认知和想象,书写了唐代西域地区的文化形态。本文梳理了岑参两次出塞的时间与路线,认为岑参边塞诗中的地名书写传达了唐朝西域在国家战略层面的重要性,通过对沙漠、戈壁、天山、风、雪及其他“奇异”之物的书写,使西域文化以诗歌的形式流布。岑参边塞诗中对西域地区马、乐舞、语言及其他意象的书写,彰显了西域文化的精神特质,再现了西域地区社会文化生活中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状况,将西域文化以边塞诗的形式保留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中。以岑参为代表的唐代边塞诗人们开拓出来的边塞诗是我们理解西域文化的重要途径,也成为之后历代西域诗人想象西域的文化记忆宝库。

论岑参诗歌创造奇象奇境的艺术

"实中求奇"和"想象出奇"是岑参创作边塞诗和山水诗的两种表现方法。他最擅长运用夸张、拟人与比喻。他的诗歌构思新巧,善写奇幻的梦魂。造语奇峻,起句尤奇丽警拔。多用因果句和名词语句,并与杜甫同时创造颜色字置于第一字的奇句,更奇妙的句式是使抽象词与具象词直接联结。他炼字以意胜,常把名词与形容词用作动词,其动词诗眼平字见奇,常字见险,使诗句的意象活灵活现。

严武再帅剑南抑或三镇蜀川考

史籍中关于严武节度剑南一事,语焉不详,或谓再帅,或言三镇,文史学界对这一问题亦多有分歧。文章结合杜甫、岑参诸人与严武有关的诗歌,证之以史,考辨严武确仅两为节度使镇剑南。

论岑参边塞诗中的矛盾心态

岑参是唐代具有典型文化意义的边塞诗人。在他的边塞诗中,突出地反映了他出塞与思乡、建功与归隐的矛盾心态。这不仅与他的家庭背景、个人气质等有直接关系,而且也是当时社会文化影响的结果。解读岑参的矛盾心态,对我们进一步认识诗人及其作品都有重要意义。

岑参边塞诗新论——以人缘和地缘为视角

人缘和地缘两个维度拓展了岑参边塞诗研究的新视野。从人缘关系来考察,岑参的幕中同僚很多,但多位同僚都先他回京,这影响了岑参边塞诗中的情绪表达,岑参西域送别诗是其边塞诗的主要题材;从地缘视角去辨析,岑参先后入安西、北庭幕,不仅有主帅之别,更为重要的是有天山南北地域的差别。

“胡地”与岑参边塞诗之奇峭美

作为典范的盛唐诗人,岑参一生有两次出塞经历。两次出塞的经历不仅奠定了岑参边塞诗人霸主的地位,而且为其边塞诗带来盛唐其他诗人所没有的奇峭之美。无论是写景、记事还是抒情,岑参都不以平凡语出之。岑参边塞诗的奇峭之美,首先体现在内容上,还体现在格调上。

高适、岑参与盛唐边塞诗的人性内涵

以高适、岑参为代表作家的盛唐边塞诗是产生于特定历史时期的、具有特殊意义的文化现象,是"盛唐气象"的重要表征。盛唐边塞诗这种文化现象所蕴涵的人文精神突出体现为人性的张扬。盛唐边塞诗的意义可归总为三个方面,即边塞情怀、边塞风物和边塞战事。边塞情怀的核心是功业情怀。功业情怀具有两面性。边塞风物的特点是雄奇壮伟。高、岑的战争诗并非纪实,他们的战争观可概括为胜概和非战。

从两个传统中确认岑参边塞诗的写实特质

边塞诗的创作实际存在着写实和想象两种方式,即写实的边塞诗和想象的边塞诗,以此可以将边塞诗区分为两大创作流派,这也形成了边塞诗的两大创作传统。岑参边塞诗的写实性在盛唐诗坛独树一帜,其重要价值之一在于以诗证史,以诗歌证西域舆地。岑参边塞诗的诗题具有纪实和叙事功能,而且诗题中地点明确,统观各诗诗题又具有认识其西域行迹的系统性。

从对西域与岭南的治理看唐代民族政策的南北差异性——以柳宗元、岑参的诗文创作为考察中心

唐代中央王朝对岭南、西域的文人输出是民族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处置贬官流犯和激励忠臣名将的文人输出差异反映了唐代中央王朝民族政策的重北轻南。唐代中央王朝对西域、岭南民族地区的治理在征讨挞伐与羁縻怀柔,文化认同与民族文化交流,经济政策与经济交往活动等方面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差异性。而造成民族政策差异性的原因主要在于羁縻民族政策的灵活性,南北地理环境的不同,南北民族历史发展的不同及南北民族形势的变化。

入幕边塞:陆游接受岑参的新契机

陆游的诗歌受到盛唐诗人岑参的很大影响。入幕边塞是陆游接受岑参的新契机:相似的入幕经历,是陆游接受岑参的条件;陆游对岑参的接受具体表现在其入幕后的边塞军旅诗歌创作上;向往岑参遇合于盛世、贤主,有机会建立军功,是陆游在入幕后接受岑参的根本原因。

陶渊明与岑参的仕宦经历、山水田园诗风格比较

陶渊明的人生经历及诗文创作对唐宋两代文人的影响深远,尤其对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影响更为显著。盛唐边塞诗派的代表人物岑参的山水田园诗也深受他的影响,尤其在岑参早期的生活与创作受其影响最大。陶渊明与岑参在家庭出身与仕宦经历方面有着很多的相似性,二人的仕宦经历都体现了仕与隐的矛盾,并且这种矛盾都是通过山水田园诗表现出来的。对二人的诗歌风格进行比较,可以看出岑参山水田园诗的创作不但深受陶诗之影响,而且在艺术表现上较陶诗更为成熟,二人的山水田园诗分别体现了不同的风格特征。

岑参入蜀未与杜鸿渐同行

诗人岑参晚年入蜀,途中并未因蜀乱自梁州返京。虽入入蜀平乱的杜鸿渐幕,却未与杜同行入蜀。岑参晚于杜鸿渐抵达成都。

陆游与唐诗史“盛唐”观念之建构

钱钟书《谈艺录》指出陆游为宋代诗人中"学太白最似者"。陆游"入蜀"途中、仕蜀期间对李白、杜甫、岑参的专题研习,是他诗风转变的一个重要契机;陆游的文学新思想("文气"说、"雄浑"品目等)继往开来,也为宋末唐诗史"盛唐"观念之建构开了先河。

边塞诗人的另一种解读方式——岑参送别诗思想感情和艺术特色探赜

岑参边塞诗的成就是众所周知的,他的送别诗却较少为大家所关注。其实岑参的送别诗不仅是诗人真性情的流露,也是他人性美的展现,是研究岑参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从潇洒健马到落寞病马--浅析岑参、杜甫、李贺诗歌中马意象变迁及意义

唐代诗歌喜用马意象。盛唐边塞诗人岑参诗歌中的马意象甚是丰富,“走马”“良马”“骏马”“金马”“裘马”等等,或动感十足,或彪壮威武,即使暗示战争的“铁马”“汗马”“征马”都蕴含着潇洒、奔放、刚健的色彩;杜甫笔下的马意象既有壮年时“白马”“逸马”的健骏,更有身经安史乱后“病马”“瘦马”“驽马”“老马”的病态落寞,饱含作者复杂的体验;中唐“鬼才”李贺《马诗》中马意象则有才高的“骏马”、失意的“困马”、形劣才庸的“凡马”,它们或表现对才高志傲的自许,或抒发困顿失意的愤懑,或抨击蹇马得志的不公。情感奋激中带有悲切,消沉中时露颓废,盛唐边塞诗中阳光、刚健的马意象很难再觅。他们诗歌中马意象剪影的变迁不仅是大唐帝国盛衰的缩影,也具有一定文学史意义,它为我们理解唐诗嬗变提供一个鲜活的案例。

岑参《白雪歌》'天山路'新解

本文在分析乌鲁木齐周边地理环境的基础上,对岑参<白雪歌>中'天山路'提出新的看法.并据此提出,<白雪歌>中描述的轮台城的具体方位应在今天新疆米泉市古牧地古城.

岑参蜀中诗歌“主景”特点探析

唐代诗人岑参晚年在蜀中生活四年,其诗歌创作延续了他一贯的"主景"特点,但却又表现出与其边塞诗不一样的风格特征。他的蜀中写景诗清幽奇险、感情深沉,显示出作者晚年的落寞处境和复杂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