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冲突长期化背景下中亚区域互联互通建设新态势及影响探析

历史上贯穿亚欧大陆腹地的主要交通运输路线的形成、走向总因外部势力对该区域的征伐,及势力的消长而发生改变。这既是区域地缘政治结构变化的结果之一,亦是导致特定变化的变量之一。后冷战时期,中亚区域被单一外部势力掌控的可能性持续下降,围绕区域性互联互通建设的大国博弈更加复杂多元。近两年,中亚国家基于自身国家利益提出新的互联互通建设规划,主动性、话语权均有较大增长,并已获得实质性突破。近代以来沦为大陆“腹地”的中亚区域或将因此彻底转变成新的亚欧大陆“枢纽”。究其原因,俄乌冲突长期化所引发的冲击令本区域地缘政治格局调整显著加快,并反映在了包括交通运输建设等诸多领域,目前分析,这对中亚国家利大于弊。

2005-2020年亚洲中部干旱区生态站月潜在蒸散量数据集

潜在蒸散表征大气蒸发能力,是衡量区域蒸发能力的重要指标,也是评价气候干旱程度变化、水资源供需平衡、植被耗水量等的关键参数。在收集中亚生态系统监测网络12个生态站和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CERN)11个位于西北干旱区生态站的气象观测数据基础上,经过数据质量控制与插补,采用Penman-Monteith模型计算潜在蒸散量,生成了2005-2020年亚洲中部干旱区生态站月潜在蒸散量数据集。本数据集时间序列较长、覆盖多种生态系统类型,可作为亚洲中部干旱问题研究的基础数据、模型输入数据、模拟结果验证数据等,也可为该区域水资源的合理开发与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研究提供数据支撑。

中亚地区2001-2020年250 m及2020年30 m分辨率植被生长季NDVI数据集

中亚地区是北半球最大的干旱和半干旱区,其生态环境十分脆弱,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响应较为敏感。由于该区域的特殊地理位置,维护该区域生态系统的稳定对全球经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植被具有重要的生态环境指示作用,其时空分布格局和变化趋势是评估区域生态状况的重要指标。归一化植被指数(Normalized Difference Vegetation Index,NDVI)作为研究植被最常用的遥感指数之一,能够表征植被的时空变化特征。本数据集利用MODIS13Q1产品生成了中亚地区2001–2020年长时间序列空间分辨率为250 m的生长季均值NDVI数据,并使用基于规则的分段回归Cubist算法,结合Landsat数据,融合得到了能够更好表征地物细节的30 m空间分辨率的2020年生长季均值NDVI数据。同时,本数据集从数据源的质控,模型训练优化,以及模型独立验证三个方面对数据产品进行质量控制,以确保数据的精度和可靠性。本数据集的生成为中亚地区植被动态变化和空间格局的分析提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持。

地区主义演进和中亚的“新黄金时代”

以“C5+1”机制为特征的区域间合作已成为中亚国家对接国际体系的主要形式,而在中亚历史上出现的“黄金时代”就与区域间合作密不可分。本文借助中亚与阿拉伯世界关系,讨论了区域间主义与中亚地区主义的相互影响,分析了地区主义的演进路径,透过历史的多棱镜可以看到,包容开放是中亚地区主义获得成功的有效路径,这也是中亚发展区域间主义的基本条件。但是,在构建包容开放的地区主义进程中,中亚国家将面临诸多挑战。解决好上述挑战,中亚国家就能早日走向区域性的繁荣发展之路,并进入中亚的“新黄金时代”。

原油价格对中国-中亚贸易合作影响的研究

自“丝绸之路经济带”正式提出以来,我国与沿线国家秉持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理念开展了多次合作,为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目标而努力。构建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正是“一带一路”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途径,对促进中亚地区经济发展与和谐稳定也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而原油作为中国-中亚贸易合作的重要战略性资源,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文章基于MS-VAR模型,探究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对中国-中亚贸易合作的冲击。研究表明:第一,经济系统可以划分为波动期(区制1)和平稳期(区制2);第二,原油价格与中国-中亚贸易合作情况间彼此关联,且具有显著的“非线性”特征。当经济系统处于波动期时,国际原油价格正冲击对中国-中亚贸易合作产生明显的推动作用。当经济系统处于平稳期时,国际原油价格正冲击对中国-中亚贸易合作产生的效应较为微弱。研究通过了稳健性检验,并基于上述结论提出了三点政策建议:第一,关注波动期时国际原油价格波动趋势;第二,多元化合作模式;第三,加快上海原油现货和期货市场的建设。

中国在中亚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的国别和产业选择

近年来,中国与中亚五国的贸易合作不断深入,在能源、农业等领域内展现出极强的经济互补性。而境外经贸合作区正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平台,也是促进中国与中亚五国进行贸易合作与共同发展的一个关键载体,为中国企业进一步“走出去”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条件和有力的支撑。以中国与中亚五国的境外经贸合作区为主要研究对象,运用熵权法和“冷热国”对比法等相关实证方法,分析探讨其在建设过程中涉及的国别及产业选择问题,并针对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一带一路视域下中国—中亚农业合作提升对策研究

中亚五国作为“一带一路”发展框架下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近年来,中国与其农业合作日益深化。中亚五国农业生产概况包括农产品贸易、农业基础设施、农业投资与项目合作、农业技术与人力资本等与中国进行农业合作,其农业优势不突出、农业市场发育滞后、农业领域的保护支持制度不完善和农业发展模式单一影响着中国—中亚农业合作的效果。应以以下方法解决问题,推进合作进程:注重优势互补,拓宽农业合作渠道;依托多边机制,制定农业合作标准;保障粮食安全,建立风险防范机制;创新发展模式,融合农业与相关产业。

中国-中亚能源和矿业领域安全发展合作前景展望

中亚地区与中国山水相连,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首倡之地,十年来中国和中亚国家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取得丰硕成果。中亚地区能源矿产资源丰富,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和中亚在能源矿业领域的安全发展是双方共同的诉求。基于对中亚五国能源矿产资源开发与合作现状、能源矿业安全治理模式的系统研究,对未来中国与中亚五国在能源矿业领域安全发展的合作潜力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了加强能源矿业领域安全发展交流互鉴、定期召开六方会谈、开展“小而美”务实合作的合作模式以及优先开展矿山安全和油气安全两个合作领域的建议,为加强中国同中亚各国在能源矿业领域的安全发展与务实合作提供有益参考借鉴。

中亚5月土壤湿度异常对6月降水的影响

利用1980—2019年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提供的ERA5月平均再分析数据和全球降水气候中心(GPCC)提供的逐月降水数据,分析中亚前期5月土壤湿度异常对后期6月局地降水变化的影响。结果表明:(1)中亚春季逐月土壤湿度总体表现为北部和中部高、西南和东南低的空间分布特征;3—4月土壤湿度年际变化的大值区主要位于中亚西南部;中亚北部土壤湿度在3月呈显著增加趋势,4—5月显著减少;中亚西南部3月土壤湿度显著减少。(2)中亚中部地区5月土壤湿度异常与当地6月的降水变化呈显著正相关,通过95%信度检验。5月土壤湿度正异常可以持续到6月,导致6月局地蒸发量增加,大气可降水量增多;同时地表向上潜热通量增加、感热通量减少、波恩比减小,进而导致大气边界层降低、低层大气湿熵增加、对流不稳定能量增大,有利于降水天气的发生。(3)前冬Ni?o3.4指数与中亚中部地区次年5月土壤湿度和6月降水异常都呈显著正相关,5月土壤湿度是厄尔尼诺-南方涛动(ENSO)影响次年6月中亚中部地区降水异常的重要媒介,但土壤湿度可独立于ENSO影响6月降水。

2000—2020年中亚大型湖泊湖冰物候时空变化

湖冰物候变化特征是区域气候变化的敏感指示器之一。近几十年来,由于全球变暖和人为活动的影响,中亚地区的气候发生了显著变化,准确监测湖冰物候对于了解中亚地区气候变化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通过对中亚地区7个大型湖泊(卡拉库尔湖、巴尔喀什湖、咸海、阿拉湖、斋桑泊、查蒂尔-科尔湖以及马卡科尔湖,面积>100 km^(2))2000—2020年的长期地表反射率数据、气象数据以及湖泊资料的综合分析,利用GIS相关技术探讨其湖冰物候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中亚地区的湖泊在9月中旬至11月上旬期间开始结冰,11月底到12月底会完全封冻,湖泊平均冻结时间为35 d;湖冰在3月底至5月中开始消融,4月上至6月上会完全消融,湖泊平均消融时间为18 d。(2)2000—2020年中亚7个湖泊中有5个湖泊开始冻结日期呈现延后的趋势,平均延后速率为4.86 d·(10a)^(-1),巴尔喀什湖开始冻结日期呈现提前趋势,提前率为1.44 d·(10a)^(-1)。完全消融日期呈现提前的趋势,平均提前率为2.90d·(10a)^(-1)。7个湖泊的平均湖冰存在期为171d,其中有4个湖泊湖冰存在期呈缩短趋势,完全冻结期呈现整体缩短趋势,其中巴尔喀什湖缩短最明显,缩短速率为9.02d·(10a)^(-1)。(3)中亚7个湖泊湖冰的冻结-消融空间模式主要分为两类:湖水从两岸向湖心逐渐冻结,消融时从湖岸到对岸;湖水自湖岸冻结至对岸,越先冻结的湖区越先消融。(4)中亚地区湖泊湖冰物候变化受到湖泊本身(海拔和面积)和气候(气温和降水量)等多个因素的影响,气温是影响湖冰物候的关键因素,气温越高,湖冰存在期越短;面积主要影响湖泊的冻结日期,面积越大,湖泊的湖冰存在期越短;湖冰物候也表现出一定的海拔依赖性,随着海拔的升高,湖泊的湖冰存在期越长。

中亚造山带南缘北山东段中生代以来阶段隆升:磷灰石裂变径迹年龄的制约

北山造山带地处中亚造山带中南缘,位于哈萨克斯坦板块、西伯利亚板块、塔里木板块的交汇部位(余吉远等,2023;唐卫东等,2023)。北山造山带是了解中亚地区古大陆地质构造演化历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窗口,该地区自早古生代以来经历了多期次、多阶段的俯冲、碰撞、伸展运动.

十九至二十世纪之交俄罗斯的中亚考察与奥登堡的敦煌探险

19—20世纪之交,中亚是英俄两国角逐的舞台。为了获得新市场和原材料来源地的控制权,沙俄开始对中亚进行了一系列的探险考察。在此背景下,谢尔盖·奥登堡(S.F.Oldenburg,1863—1934)先后主导了前往中国新疆和敦煌的两次探险。1914—1915年,奥登堡率领探险队前往敦煌对莫高窟进行了详细的考古调查,并通过各种方式收集了大量古代文献与文物。奥登堡敦煌探险收集品后来分藏于埃尔米塔什博物馆、俄罗斯科学院档案馆圣彼得堡分馆和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自那以来关于该收集品已有大量研究成果问世。

清朝与瓦罕关系述略

瓦罕,是一个位于帕米尔高原最南面的土邦。1759年清政府平定大小和卓之乱后,瓦罕成为清朝的外藩属国。但乾隆时期瓦罕与清朝的关系比较疏远,清政府不仅对瓦罕的求援置之不理,而且在布鲁特部落劫掠瓦罕人、牲畜一事上大多本着息事宁人的态度。乾隆朝之后,瓦罕与清朝的关系进一步疏离。在浩罕骚扰中国新疆的活动中,瓦罕多次派人参与其中。1883年,在英国的纵容下,瓦罕被阿富汗吞并,中瓦宗藩关系正式瓦解。而这与英俄在中亚的大博弈紧密相关。在这一过程中,英俄两国探险家扮演着重要角色。总的来说,清朝与瓦罕关系的流转变迁,映照着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传统的以“朝贡”和“羁縻”为中心内容的宗藩体制从兴盛走向衰亡的历史。

新冠肺炎疫情以来中国与中亚各国关系论述

新型冠状病毒席卷全球后,中国与中亚国家相互支持,展开积极的国际合作,在多边框架下双边关系迸发新的生机与活力,成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体现了后疫情时代中国与中亚关系的高质量高水平发展。同时,近年来上合组织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和活跃度进一步增强,“中国+中亚五国”会晤机制为中国同中亚国家合作开辟新的广阔空间。

吉尔吉斯共和国楚河州库兰德金矿床地质特征及找矿标志

吉尔吉斯斯坦境内天山成矿带是整个中亚地区成矿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连接境内外“中亚金腰带”的核心部位,产出了大量金矿床,库兰德金矿床就是其中之一。矿体受北东向及近东西向矿化蚀变带控制,含黄铁矿化石英脉为直接找矿标志。目前共发现主要金矿体6条,主要赋存明特金组下段,矿体主要受南北奥科托尔克伊断裂控制,矿体最大延长852 m,倾向135°~240°,倾角54°~72°。本矿床属于含金蚀变岩型金矿床。

土耳其在中亚地区软实力的发展及局限

土耳其是中亚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外部行为体之一,中亚也是土耳其外交战略布局中的关键地区。苏联解体后,土耳其积极介入该地区,通过制度外交、文化外交和科技外交等多种路径促进自身软实力的发展,效果显著,有效提升了土耳其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改善了其国家形象,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土耳其的国际话语权。但是,另一方面,土耳其在中亚地区软实力的发展还面临着诸多挑战。究其原因,土耳其自身的中等强国实力无法支撑起其“称霸一方”的雄心壮志;对坚持多元务实外交政策的中亚国家而言,与土耳其合作只是“备选项”;中亚地区地缘政治环境复杂,土耳其在该地区的活动势必会受到俄罗斯、美国、伊朗等力量的制衡。

大国与中亚国家间“C5+1”对话机制的发展现状、动因与前景

“C5+1”机制在近些年来成为中、美、俄、欧、印等大国介入中亚事务的主要借助手段,突出表现为参与大国日益增多和对话层级不断提升。大国近年来之所以重视以“C5+1”机制介入中亚事务,主要是因为大国在中亚利益的整体性和有限性、中亚区域合作取得新进展等原因,但根本原因在于中亚地区大国竞争的加剧。“C5+1”机制在近年来的兴盛,对中国的中亚外交具有双重影响。展望未来,大国的意愿仍将是决定“C5+1”机制存续与发展的关键要素,同时不同大国参与下的“C5+1”间既有竞争又有合作的基本关系面在较长时间内不会改变,以及阿富汗有可能成为“C5+1”的成员国,扩展为“C6+1”。这些对中国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中国应着力提高“C5+1”机制下与中亚国家间的务实合作水平,同时也应密切关注其他大国“C5+1”机制的进展,取长补短,推动中国对中亚外交行稳致远。

蒙元时期新疆、中亚驿道新论

蒙元时期,新疆、中亚驿道的兴衰与当时的政治局势和军事活动密切相关。帝国早期,漠北通往中亚的驿道经过阿尔泰山。失里吉叛乱后,此道受阻,忽必烈开始在畏兀儿地区修筑驿站。后来,该地驿道安全受到海都叛军集团的严重威胁,忽必烈转而扩建塔里木盆地南缘驿道。蒙古诸汗国约和后,新疆、中亚各驿道相继复兴,直到1347年开始走向衰落。新疆、中亚道路的畅通几乎贯穿整个蒙元时期。诸汗国不和时,欧亚大陆物质文化交流的发展并没有受到阻碍。

从“以俄为师”到自主探索:中亚国家反恐政策的演变

打击防范恐怖主义对于维护中亚地区稳定与安全有着重大意义。在内外形势深刻变化的背景下,中亚各国的反恐政策经历了两个较为明显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为1991年至“9·11”事件发生前,其特点可总结为“以俄为师”;第二阶段为“9·11”事件发生后至今,其特点为自主探索。在三十多年的探索中,中亚反恐在观念上形成了严禁宗教歧视、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以及尊重国家主权及其独特身份的特征。在制度上,中亚各国纷纷建立起更强调反恐政治目的的反恐法律体系和更完备的国内外反恐组织体系;在行动上,则更注重开展多元平衡的国际反恐合作以及强调反恐举措的全面性。中亚反恐政策的调整受到中亚各国对外部势力干涉的不满、恐怖主义形势新变化以及上海合作组织规范扩散效应等因素的影响。截至目前,中亚国家已初步形成具有特色、符合自身需要的反恐策略。

“一带一路”跨域治理视域下中国—中亚跨界民族问题及其应对研究

中国与周边中亚国家间跨界民族问题的存在及其影响是当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实现长久安全与持续发展的重要变量因素,关系到“一带一路”跨域治理进程中我国与中亚命运共同体建构和中国—中亚跨域一体化合作的行稳致远。着眼于兹,有必要围绕“一带一路”跨域治理的目标与框架,针对中国—中亚跨界民族问题的理性认识与科学处理展开深入、系统地研究。对此,本文结合理论与现实,沿循“利用理论解构现实”到“建构理论指导现实”的逻辑路径,就“一带一路”跨域治理视域下中国—中亚跨界民族问题及其应对进行探索,分析了中国—中亚跨界民族问题的内涵及其对“一带一路”跨域治理的多重影响;从主权维护、区域安全、民生发展等三个维度探讨了“一带一路”跨域治理语境下应对中国—中亚跨界民族问题的主要旨趣;继而基于“一带一路”建设稳定与合作,由国际合作体系完善、公共产品协同供给、多元机制复合运用等若干面向提出了应对中国—中亚跨界民族问题的实践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