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O教育背景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

高学历水平通常意味着拥有更扎实的专业素养以及更理性的行为,而在愈发重视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资本市场中,作为核心管理者的首席执行官(CEO),其教育背景是否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水平具有重要联系?基于2007—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实证检验CEO教育背景对企业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基准回归结果表明,高学历CEO能稳健地提升企业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进一步的机制分析结果表明,CEO学历水平有效提升了CEO能力,从而促进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提升,而CEO能力所隐含的声誉也是重要机制之一。分项检验结果显示,高学历CEO主要提高了内部环境、控制活动及信息与沟通等方面的信息披露质量。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对于代理问题成本高、规模小的企业,高学历CEO对企业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的提升效应更为明显。研究结论丰富了CEO个人特征的经济后果研究和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因素研究,为经理人的治理作用增添了新的经验证据。

CEO信息技术背景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

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具有信息技术背景的CEO能够着眼于未来发展趋势,发掘企业绿色创新潜力。基于此,利用2012—2021年我国A股上市企业的数据,探究CEO信息技术背景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CEO信息技术背景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并通过推动数字化转型和提高内部控制质量两种中介机制助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CEO信息技术背景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在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及行业竞争较强的企业中更加显著。结论丰富了CEO信息技术背景的经济后果及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对推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重要启示。

控股股东决策控制、CEO激励与企业国际化战略

国际化是企业重大战略举措,控股股东和CEO分别作为战略决策者和执行者,对国际化经营存在深刻影响。本文利用手工收集的上市公司国际化经营数据,基于代理理论的研究表明,当控股股东拥有战略决策控制权时,企业更可能采用国际化战略,并且国有控股股东比民营控股股东更倾向于采用国际化战略。采用国际化战略后,国际化扩张的快慢取决于CEO努力程度,控股股东需通过适当的激励机制调动CEO的积极性。总体上,薪酬、股权激励均有助于实现CEO激励相容,但股权激励的效果更为突出。对民营企业而言,股权激励的效果优于薪酬激励;而对国有企业而言,薪酬激励的效果更佳,股权激励尚未发挥应有的作用。本研究清晰有效地区分了控股股东和CEO分别作为战略决策、执行者对公司战略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了控股股东与CEO之间存在的协同作用,为CEO激励机制设计提供了理论和实证依据。

家族控制、职业化经营与公司治理效率——来自CEO变更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2-2008年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CEO变更的视角,考察了家族控制和职业化经营特征对不同类型家族企业公司治理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由于家族所有权与管理层的分离以及家族控制对管理层的有效监督,相对于非家族企业和家族CEO企业,在职业经理人担任CEO的家族企业中,代理问题较低,CEO变更与公司业绩之间具有较强的敏感性,公司治理效率较高。家族职业化治理效率的实现机制主要是所有权监督和董事席位控制。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公司较差的经营业绩期间,CEO变更决策所导致的代理问题会影响公司价值。上述研究结论说明,在CEO变更的情境中,家族控制特征降低职业化经营的家族企业中的代理问题,加重家族成员担任CEO的企业中的代理问题。

控制权获取、CEO变更与合谋掏空——基于上市公司并购事件的研究

通过并购获取公司的控制权、随后变更CEO并与之合谋是大股东掏空行为得逞的重要途径。利用2007~2015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得到的结论有:公司控制权转移一般同时会引起CEO变更,但控制权转移并不必然导致掏空;如果并购方以劣质企业为并购目标,并且实施的是跨行业并购,掏空是大股东获取控制权的主要动机。进一步,若控制权转移的同时发生CEO变更,其目的是实施掏空动机下大股东与高管的合谋行为。为此,本文建议针对那些动机难以合理解释的并购行为,提前识别掏空与合谋行为,并加强监管。

控制性股东与CEO的亲缘关系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

CEO与控制性股东之间的亲缘关系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培育有重要影响。基于2001-2005年的面板数据,以上市家族公司为样本,检验了上市公司CEO与控制性股东之间的亲缘关系与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之间的相关性,以及规模和企业寿命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表明:(1)上市公司CEO与控制性股东之间的亲缘关系可以促进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而缺少亲缘关系则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有阻碍作用;(2)亲缘关系与技术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受资产规模与企业寿命的影响,即企业资产规模越大,发展越成熟,亲缘关系对技术创新能力的贡献越弱。

权益性超额薪酬、CEO权力强度与真实盈余管理

基于公司治理角度,以2011—2016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非平衡面板数据为样本,分析了A股上市公司真实盈余管理水平是否受到高管团队权益性超额薪酬的影响以及CEO权力强度和内部控制质量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高管权益性超额薪酬与真实盈余管理呈显著正相关关系,CEO权力强度能够显著加强权益性超额薪酬对于真实盈余管理的正向影响,而高质量的内部控制整体上能够抑制权益性超额薪酬对于真实盈余管理的促进作用。

CEO权力、最终控制人性质与CEO薪酬权重

最新指标CEO薪酬与排名前三高管薪酬的比例关系（CPS），是衡量CEO在管理层内部权力的重要变量。本文采用2007～2010年上市公司作为样本，考察CPS与公司治理、产权的关系。研究发现，反映CEO权力的指标，包括CEO与董事长两职合一、CEO任期、CEO属于高管中唯一董事会成员、CEO持有股权等，都与CPS显著正相关，表明CEO确实通过其权力为自己薪酬谋福利，也是一个代理问题。研究还发现，相对于民企，国企的CPS显著更低，这可能是国企更注重公平，也可能是因为国企CEO目标多元化。研究表明，应该同时关注高管整体和高管内部薪酬结构及其代理问题，这对薪酬机制改革和监管都具有借鉴意义。更重要的，研究提供了CEO权力与代理问题研究的定量指标衡量方法，突破了现有文献定性指标衡量的限制，为代理问题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变量。

控制权转移、资产重组与CEO更替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运用变化模型,选用总资产收益率(ROA)作为企业绩效衡量指标,选取2000年至2008年间发生控制权转移的242家我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了控制权转移、资产重组以及首席执行官(CEO)更替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控制权转移后公司绩效不仅没有得到改善,而且还有恶化的倾向;资产重组对企业绩效有显著的改善作用;而CEO变更对企业绩效没有显著影响。这说明,单纯的控制权转移及随后的CEO更换并不能改善企业的绩效,而只有通过资产重组改变资产质量和发挥资产的协同效应,才能改善企业绩效。

名人CEO与企业战略风险承担

以2006—2013年CCTV、福布斯中国、第一财经频道、财富中国、华夏时报五大权威媒体评选出的各类最佳商业领袖为样本,本文实证检验了名人CEO对企业战略风险承担的动态影响。研究发现,CEO的名人称号会持续抑制企业的战略风险承担,支持了"身份控制效应"假说。这一效应在控制内生性偏差和样本自选择偏误后依然成立。进一步分析发现,"身份控制效应"仅在媒体曝光度高、CEO自信程度低、企业绩效较好的样本组成立。本文还发现,多次获奖或连续获奖并不能改变名人身份对于战略风险承担的抑制效应,且连续获奖会进一步强化"身份控制效应"。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企业选聘名人担任CEO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CEO激励、媒体关注与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关系研究

以2012—2014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CEO激励、媒体关注与内部控制有效性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媒体关注能明显提升企业内部控制有效性,CEO激励能显著强化该效果,但CEO持股并未在网络媒体提升内部控制有效性方面起到调节作用。上述结论在不同产权结构的企业中有所差异。进一步检验发现,CEO激励对于内部控制有效性的提升也起到直接促进作用。研究结论肯定了媒体监督的外部治理功能,同时表明内外部治理的共同作用对于提升企业内部控制有效性更加关键。

政府控制层级、CEO政治关联与代理成本:来自国有发电上市公司经验证据

笔者以国有发电公司为样本,采用Heckman两阶段回归方法,实证研究了CEO政治关联对代理成本的影响。结果显示,CEO政治关联会显著增大代理成本。其中,央企CEO政治关联会显著增大隐性代理成本,而地方国企CEO政治关联会显著增大显性和隐性代理成本,且其对代理成本的增幅明显大于央企,说明国企普遍存在的CEO政治关联加重了代理问题。

CEO权力强度与企业双元创新投入决策——市场化水平及内部控制的调节作用

如何选择合适的创新策略,是企业管理者面临的重大战略问题。以市场化水平和内部控制为调节变量,基于2014—2017年中证高新技术企业指数成分股数据,研究CEO权力强度与企业双元创新投入决策关系,结果发现:CEO权力强度促进企业创新投入;相较于利用式创新投入,结构权力对探索式创新投入的抑制效应更显著,所有制权力、专家权力和声誉权力对探索式创新投入的促进效应更显著;相较于探索式创新投入,市场化水平对CEO权力强度与利用式创新投入的调节效应更显著;相较于利用式创新投入,内部控制对CEO权力强度与探索式创新投入的调节效应更显著。结论拓展了CEO权力与双元创新研究领域,可为企业利用CEO权力调节双元创新投入水平提供实践指导。

CEO权力强度、内部控制与创业板上市公司盈利预测质量

以2012—2016年发布业绩预测公告的创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回归分析法,分析了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盈利预测质量是否会受到CEO权力强度的影响,以及内部控制质量和产权性质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CEO权力强度与盈利预测质量呈显著负相关关系,高质量内部控制整体上能够显著抑制CEO权力强度对于盈余预测质量的负面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即使在CEO权力较大的样本区间内,内部控制在保证会计信息质量方面依然有效。在多重委托代理关系下,国有产权性质强化了CEO权力强度对于盈利预测质量的负面影响。

股权结构与企业发展特征对CEO报酬影响——对大型上市企业的研究

文章以深、沪两市大型上市公司样本,采用多个模型回归分析大公司企业特征变量、股权结构和CEO的报酬关系。结果表明:(1)大公司CEO报酬的制定标准主要根据企业的规模和成长性,而短期投资收益的作用不显著。(2)股权结构与CEO的报酬关系主要表现在:①CEO的股权激励制度尚未在大公司实行;②国有股的比例减少、流通股和外资股增加,以及其国际化趋势促使CEO获得高的报酬;③CEO报酬与股权控制度正U型关系。

跨国公司派遣CEO的决定因素研究——基于韩国数据的实证分析

跨国公司向海外子公司派遣CEO问题一直是国际经营中的一个重要的研究主题。基于控制和调整观点以及组织学习理论,在跨国公司向海外子公司派遣CEO的影响因素中,文化距离对跨国公司派遣CEO没有显著影响,但是海外子公司的规模和母公司的所有权比例对派遣CEO有正向影响,而本地经验有负向影响。这些结果表明,上述两种观点在跨国公司CEO派遣中起互补性作用。

CEO声誉与企业内部控制质量

CEO维护声誉的不同方式会导致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发生不同变化。在有效契约假说下,为保证决策的有效执行,CEO会提高内部控制质量;在寻租假说下,为掩饰个人机会主义行为,CEO会降低内部控制质量。文章以2010—2021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CEO声誉与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之间的关系,以检验上述两个竞争性假说。研究发现,CEO声誉与企业内部控制质量正相关,表明CEO倾向于做出有益于公司长期价值的决策以维护其声誉,支持了有效契约假说。异质性检验发现,当企业内外部风险较高、控股股东为国有股东或机构股东以及控股股东控制权较大时,CEO声誉与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之间的正向关系更为明显,表明在企业内外部风险较高以及内外部监督作用较强时,CEO通过提升公司长期价值维护其声誉的可能性更高。文章结论丰富了CEO声誉理论研究,为经理人市场的治理作用提供了经验证据。

CEO声誉与企业税收激进程度——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高管声誉作为一种隐性激励机制,究竟会给予高管动力还是压力?本文以2011年至201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CEO声誉对企业税收激进程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CEO声誉抑制了企业税收激进行为;(2)从公司外部监督环境来看,媒体报道倾向越负面,CEO声誉对企业税收激进程度的抑制作用越强,但这种效应是短期的;(3)从公司内部治理有效性来看,内部控制质量越高,CEO声誉对企业税收激进程度的抑制作用越强;(4)进一步研究发现,相比国有企业,CEO声誉对企业税收激进程度的抑制作用在民营企业中更强。本文补充和拓展了企业税收激进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为声誉机制发挥外部治理效应提供了经验证据,也为理解管理层声誉对企业税收激进的作用提供了新视角。

财务困境中的CEO权力和银行贷款——基于中国ST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以2008-2016沪深未退市ST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在财务困境当中CEO对内控制力、政治关联、银行关系这些CEO权力对于银行贷款获取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在财务困境当中,CEO的对内控制力能够显著的帮助获取银行贷款,而CEO的银行关系、政治关联这两种外部影响力对于其获取银行贷款反而较难。进一步研究发现,CEO的对内控制力、银行关系对于企业获取银行贷款不因企业性质的不同而不同。政治关联在民营企业当中能够获取更多的银行贷款,但是在国有企业当中,由于其天然性的政治资源,CEO的政治关联并没有让企业业绩变好,反而让其陷入财务困境,降低了银行贷款规模。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 CEO来源与审计费用——来自上市家族企业的经验证据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已经成为我国资本市场上一种非常常见的现象。所谓的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是指控股股东将自身所持有的股份作为质押标的物,抵押给银行、证券公司、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后获得信贷资金的一种债务融资方式。这种融资方式在便利性、快捷性方面比其他融资方式更具优势,能够快速地帮助控股股东解决资金短缺的问题,但也使得企业面临着控制权转移风险。正因如此,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股股权质押行为引起了学术界与实务界的普遍关注。虽然,现有研究探讨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审计费用的影响,但鲜有学者深入家族企业层面来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为此,文章以2008—2017年我国A股上市家族企业作为研究对象,深入考察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审计费用的影响,并分析了CEO不同来源产生的调节效应。在此基础上,我们进行了研究设计,并构建了相关的研究模型,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相关性分析、多元回归分析和机制分析验证了文章提出的相关机制及假设。研究发现,家族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审计师收取的审计费用显著正相关;同时,与家族CEO相比,非家族CEO会明显地削弱家族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审计费用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进一步分析发现,控股股东进行股权质押后会导致公司治理风险与盈余操纵风险显著增加,从而提高了家族企业的审计费用。最后,考虑潜在的内生性问题,重新度量审计费用,并缩小家族企业样本范围后,我们的研究结论依然保持不变。以上研究结论表明,家族企业控股股东进行股权质押所产生的风险能够被审计师识别,因而审计师会通过收取更多的审计费用来予以补偿;同时,非家族CEO能够制约家族控股股东的利益侵占行为,将有助于审计师更好地识别家族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所产生的风险,因此审计师可以根据家族企业CEO的不同来源实施差异化的收费策略。文章不仅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拓展至家族企业层面进行了研究,也丰富和补充了审计收费的相关文献,因而对于审计师实施差异化的收费策略具有一定理论贡献与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