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职位变更调节视角的CEO权力-薪酬敏感性研究——来自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2005-2014年中国民营上市公司样本数据,理论解析CEO权力强度、职位变更与薪酬激励间作用机理,重点考察CEO权力-薪酬敏感性关系以及职位变更对这一关系的调节效应,并借助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对变量间作用展开逐层检验。研究发现:CEO权力强度提升对薪酬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且权力强度-薪酬总额敏感度显著高于年薪报酬;职位变更对两者间关系发挥调节效应,其中权力强度-年薪报酬敏感性受到抑制,权力强度-薪酬总额敏感性反而得到促进。

薪酬委员会质量与CEO薪酬-业绩敏感度的关联性研究

基于我国上市公司2005-2010年的大样本数据,本文对薪酬委员会质量与CEO薪酬-业绩敏感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实证结果发现:在控制影响薪酬-业绩敏感度的其他特征变量后,CEO货币薪酬与会计业绩显著正相关,与股票业绩并不显著相关;薪酬委员会质量高的公司相比质量低的公司,CEO的薪酬-业绩敏感度更大,即薪酬委员会质量高对CEO薪酬-业绩敏感度有增量效应,但这种增量效应在高成长性公司、亏损公司以及国有控股公司里有所减弱。这些结论进一步深化扩展了"高层梯队理论"研究的视野,对规范上市公司治理、健全薪酬委员会制度具有借鉴意义。

家族企业的CEO激励与投资战略选择

家族企业特殊的股权结构可能对高管激励和公司投资战略产生重要影响,对此利用我国A股主板上市公司2012—2017年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与非家族企业相比,家族企业的CEO薪酬较高,但CEO薪酬业绩敏感性较低。家族企业中,家族CEO比职业CEO薪酬低,薪酬业绩敏感性也较低。与非家族企业相比,家族企业基于业绩的CEO变更的可能性较低,但职业CEO比家族CEO变更的可能性较大。投资战略方面,非家族企业更倾向于短期投资,表现为更高的流动比率和资产周转率。家族CEO战略目光更长远,更关注研究和开发、资本支出等长期投资战略。尽管两种不同类型企业在管理激励和战略方面存在差异,但公司业绩并没有表现出明显差异。

CEO的政治联系强化了职位壕沟效应吗?——基于民营上市公司CEO变更的验证

以董事会对CEO变更的决策为切入点,验证在政治联系的调节下,CEO变更与公司业绩的敏感性。对2007-2015年中国民营控股上市公司758例CEO变更的实证研究发现,CEO变更与公司上年业绩显著负相关,但CEO政治联系显著减弱了业绩—变更的敏感性,降低了被解雇的概率。换言之,CEO的政治联系成为其构筑职位壕沟的资本,弱化了董事会对CEO应有的监管和约束机制。其启发意义在于:中国关系型社会中,CEO利用政治联系形成的职位壕沟效应对董事会正式治理机制产生显著影响,业绩不佳不是董事会解雇CEO的唯一参考,还需考虑其政治联系而带来的社会资源对企业成长的影响,董事会须在雇佣新的CEO可能带来的业绩改善与解雇原CEO可能导致的关系损失间做出权衡。但需注意,在享有CEO的政治联系为企业带来优势的同时也需承担有可能发生的利益输送以及降低董事会治理有效性等而增加的治理成本与治理风险。

社会关系网络、公司治理弱效应与企业价值

文章选取2014—2019年在我国A股主板上市的制造行业公司为研究样本,以CEO-董事社会关系网络为切入点,实证检验CEO-董事社会关系网络与盈余质量、CEO薪酬-业绩敏感性及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CEO-董事社会关系网络会降低盈余质量、提高CEO薪酬-业绩敏感性并降低企业价值,并且CEO-独立董事社会关系网络对盈余质量和企业价值的负面效应比CEO-董事长的社会关系网络的负面效应大;与CEO-非薪酬委员会成员(仅限独立董事和董事长范围内)相比,CEO-薪酬委员会成员(仅限独立董事和董事长范围内)社会关系网络对CEO薪酬-业绩敏感性的正面效应更大。

大股东掏空与CEO薪酬契约

本文通过构建一个扩展的委托代理模型,考察大股东掏空对CEO薪酬契约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使用2005年至2011年间我国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大股东掏空导致CEO薪酬以及CEO强制性变更两者与公司业绩之间的敏感性均下降,同时,CEO在职消费上升,表明大股东掏空不仅直接侵占中小股东利益,而且破坏公司治理并增加代理成本,因此,只有继续优化股权结构并加强监管力度,才能强化大股东、管理层和中小股东的利益关系,切实改善公司治理。

控股股东干预与国有上市公司薪酬契约有效性:来自董事长/CEO纵向兼任的经验证据

以董事长/CEO在非上市控股股东单位兼任为切入点,本文分析控股股东干预对国有上市公司薪酬契约有效性的影响。结果发现,董事长/CEO纵向兼任会提高企业薪酬水平,降低薪酬—业绩敏感度。进一步的检验发现,董事长/CEO纵向兼任会显著降低高管薪酬、提高员工薪酬、降低员工薪酬—业绩敏感度,缩小高管-员工薪酬差距。本文的研究结果支持国有上市公司董事长/CEO纵向兼任的“和谐目标”假说,即纵向兼任增强了非上市控股股东的干预程度,导致上市公司承担更多的员工和谐目标,进而降低国有上市公司薪酬契约有效性。就监管政策而言,本文的研究结果意味着,我国需要同时进行非上市国有股东和国有上市公司的市场化改革,以提高国有企业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