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O年龄、公司风险与风险决策行为

选取2007～201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CEO为研究对象，探讨CEO年龄对上市公司市场风险和公司风险决策特征的影响。实证发现：CEO年龄越大，其所在公司的市场风险越小。进一步研究表明：老年CEO主要通过低风险决策行为来减少公司的市场风险，即：老年CEO在研发上投资较少，其公司经营杠杆比率以及过度投资程度相对较低。这一结论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老年CEO的风险决策行为，及对不同风险特征的上市公司如何聘请不同年龄的新CEO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CEO年龄、公司治理与海外并购--来自我国沪深股市的经验数据(2009～2014)

本研究基于高阶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最优契约理论,运用沪深两市上市公司在2009～2014年的海外并购数据,对CEO年龄以及与CEO紧密相关的公司治理对企业海外并购决策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1) CEO年龄整体上与企业海外并购决策负相关,说明年纪越大的CEO越不倾向于进行海外并购,越年轻的CEO则越倾向于实施海外并购。在年龄组Ⅰ(<=40岁)中,CEO年龄与企业海外并购决策在5%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说明在年龄小于等于40岁的CEO中,也就是处于青年成熟期的CEO越倾向于实施海外并购;处于中年稳健期(年龄组Ⅲ,49～55岁)的CEO,随着管理经营经验的不断累积,年龄越大越倾向于实施海外并购。(2)在公司治理对海外并购决策的影响方面,股权集中度与海外并购决策正相关,股权集中程度越高就越容易进行海外并购; CEO持股比例与海外并购决策负相关,CEO持股比例越高,CEO越不会做出海外并购决策。

CEO年龄、风险承担与公司价值

本文重点探讨CEO年龄与公司风险承担的相关关系，以及风险承担经济后果。文章选取了2003-2012年我国沪深股市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研究结果发现，我国董事长（总经理）年龄变化与公司总风险和公司特质风险存在负相关关系，而对系统性风险不产生影响。进一步考察风险承担和公司价值的关系发现总风险和公司特有风险会对公司价值提高具有促进作用，而系统性风险则会使公司价值遭受损失。

碳交易规制强度能否促进企业创新投入?--CEO年龄和公司年龄的联合调节作用

为探讨中国碳交易试点政策的实际成效,以2013—2017年中国碳交易试点地区控排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了碳交易规制强度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并基于高阶视角和资源基础视角验证了CEO年龄和公司年龄的单独及联合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第一,碳交易规制强度能明显促进企业滞后一期创新投入,在中国情境下验证了波特假说;第二,CEO年龄会负向调节碳规制强度与企业创新投入的关系,拥有年轻CEO的公司,碳规制强度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更显著;第三,公司年龄会正向调节碳规制强度与企业创新投入的关系,公司年龄越大,碳规制强度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越显著;第四,CEO年龄对碳交易规制强度与企业创新投入关系的调节作用还依赖于公司年龄,公司年龄越大,碳交易规制强度对年轻CEO企业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越显著。

CEO年龄对企业风险承担与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

文章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2006—2012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CEO年龄对企业风险承担与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CEO年龄越年轻,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越高;CEO年龄越大,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越低。进一步研究发现,年龄越大CEO的这种风险规避行为会导致资本配置行为的扭曲。具体来说,与年龄较年轻的CEO相比,年龄较大的CEO更容易导致投资不足问题的发生。

上市家族企业CEO年龄与薪酬关系实证研究

以2008~2018年中国上市家族企业为样本,结合社会情绪选择理论和社会情感财富理论,从个人和家族两个层面,实证检验了家族企业CEO年龄与其薪酬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随着CEO年龄的增长,个人薪酬呈现先升后降的倒U型特征,同时企业业绩却恰恰相反而呈正U型,反映出CEO随年龄增长带来的关注点变化使其从约束型社会情感财富向延伸型社会情感财富转变。基于高管年龄异质性的研究对于提高中国家族企业公司治理水平具有借鉴意义。

CEO年龄组与企业规模关系的列联分析

文中通过列联表分析了CEO年龄组与企业规模关系两个变量的期望频数,运用卡方分布检验这两个变量间的独立性.检验结果 P值(P值=0.000)小于显著性水平0.05,研究发现,CEO年龄组与企业规模存在依赖关系,两者为弱相关.

CEO年龄、风险承担与并购

本文基于高阶梯队理论,以2008-2017年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讨了CEO年龄影响企业并购决策及其绩效的作用机制与经济后果。研究发现CEO年龄与企业并购倾向、并购后市场反应和并购绩效均存在倒U型关系,企业风险承担是倒U型关系的作用机制。研究结论在考虑了自选择偏差、遗漏变量等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后依然成立。研究结果进一步丰富了从高管特征角度研究并购行为的现有文献,同时为企业高管考核与激励等制度安排提供了经验证据。

CEO年龄与企业绩效水平及其波动性的实证研究

文章以2008—2015年中国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为背景,基于OLS方法的多元回归分析和独立样本T检验的结果均表明:CEO自然年龄越大越有利于提高企业会计绩效水平并抑制其波动性,且CEO相对年龄能更显著地促进企业会计绩效水平,而CEO年龄对市场绩效水平无显著正向影响。进一步研究表明,老年CEO对企业的价值更大。

CEO年龄与公司风险承担——来自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上市公司2008-2013年数据为样本,对CEO年龄与公司风险承担的关系进行系统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CEO年龄与公司风险承担水平负相关,年长CEO更倾向于削减研发投入强度和进行多元化并购。此外,本文发现年长CEO更关注职业和收入安全,更为着力缓解代理冲突,更愿意迎合股东利益,从而持有更少现金和更高财务杠杆。

逐利动机下CEO年龄对企业并购行为的影响研究

从现有的国内外学者关于企业并购的研究成果可以了解到企业并购在资本市场中有着多重重要作用,有时甚至直接决定着企业的成败,许多并购并没有大幅度地提高企业的业绩,但是却提高了实施并购的高管薪酬。企业CEO在并购活动中扮演的角色使得CEO个人特征与企业并购活动密不可分。本文探究了CEO年龄对企业并购的影响以及其中的薪酬动机。研究结果表明越年轻的CEO并购倾向越大,并且这种关系是由并购带来的薪酬增长所驱动的。

CEO年龄、受教育程度与研发强度关系研究——以软件行业为例

本文以"高阶理论"(Upper Echelons Theory)为基础,并以2013年-2015年我国软件行业66家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了CEO年龄、受教育程度与企业研发强度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在我国软件行业上市公司中,CEO年龄、CEO受教育程度与企业研发强度均显著正相关。最后,基于对结果的分析本文提出了一些关于CEO选拔的建议。

CEO年龄与公司风险承担行为

高管个人特征与公司行为的关系是管理学关注的焦点问题。引入年龄的非线性函数形式,建立面板回归模型分析高管年龄这一个人特征对公司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机制,实证结果表明:CEO年龄对公司风险承担有显著的倒U型影响,即CEO在中青年时期,风险容忍度会逐步提升,公司风险承担行为也随之上升;中年时期(50—55岁)为顶峰,随后出现转折,随着年龄的增长,CEO趋向于风险规避,公司风险承担行为也随之下降。进一步对CEO两职合一的影响进行考察,发现CEO在兼任董事长时年龄对风险承担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而两职分离时风险承担的年龄效应将消失。最后我们考察股权激励的治理效应,发现实行股权激励的公司不再呈现风险承担的年龄效应。

股权集中度与企业研发投入:CEO年龄的调节作用

将CEO年龄视为股权集中度与研发投入关系的调节变量,以2010~2014年3620条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应用基于最小二乘法的多元回归分析方法进行实证分析。CEO年龄对企业研发投入无直接影响效应,但能正向调节股权集中度和研发投入的关系。作为探究研发投入决策的新视角,CEO相对年龄比CEO自然年龄对股权集中度与研发投入的关系具有更强的正向调节作用。用固定效应回归分析和基于时滞效应的回归分析方法验证了结果的稳健性。

CEO自恋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基于CEO个人特征的调节效应

基于高层梯队理论,以2010—2019年沪深两市A股民营上市公司为调查样本,考察CEO自恋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同时,引入CEO个人特征作为调节变量,考察对CEO自恋与企业创新投入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1)CEO自恋在促进企业创新投资方面发挥重要作用;(2)CEO的年龄负向调节了CEO的自恋与企业创新投资之间的关系;(3)CEO的学历正向调节了CEO自恋与企业创新投资之间的关系。本文的研究不仅对企业研发投入和CEO自恋研究提供重要的理论补充,尤其是对CEO个人特征的调节效应的研究也为企业任命高管提供了思路,对于多元解释CEO自恋以及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机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CEO职业关注与企业社会责任披露

本文以2008—2018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CEO职业关注对企业社会责任披露的影响及其机理。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职业关注将导致年轻CEO偏好于更低的社会责任披露。采用PSM匹配法和工具变量法,在考虑内生性问题的影响后,本文的结论依然成立。同时,利用Sobel中介效应检测方法,排除了CEO过度自信导致社会责任披露水平变化的影响机制。此外,在进一步分析中,采用分样本回归法,从三个角度确认业绩压力是影响年轻CEO与社会责任披露关系的影响渠道:企业所有权、CEO任职初期以及业绩稳定性等。本研究对改进CEO监管与提高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CEO职业关注与企业会计 信息披露质量

依据2001-2019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CEO年龄水平作为职业关注水平的代理变量,考量CEO职业关注对企业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CEO职业关注降低了企业的会计信息披露质量,CEO职业关注水平较高时,企业盈余管理倾向更强,应计质量更差,发生盈余粉饰的可能性更高。进一步分析发现,企业正向盈余管理倾向是CEO职业关注影响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渠道,职业关注与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关系受到财务业绩压力的干扰。

CEO任期与R&D强度:年龄和教育层次的影响

以2004—2008年披露的R&D支出的602个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了上市公司CEO任期与R&D强度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CEO的任期与R&D强度呈倒U型关系,且这一转折点发生在CEO任期约为7年的时候。不同年龄层次和教育层次的CEO,其任期与R&D强度的关系存在显著差异:年龄小于45岁的CEO,其任期与R&D强度显著正相关,年龄大于等于45岁的CEO,其任期与R&D强度显著负相关;学历低于本科的CEO,其任期与R&D强度呈倒U型关系,学历高于本科的CEO,其任期与R&D强度显著正相关,而学历为本科的CEO,其任期与R&D强度无显著关系。

CEO职业生涯关注与公司业绩波动性——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1999-2014年我国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样本,从管理者个人特征的角度出发,研究CEO职业生涯关注对上市公司业绩波动性的影响。以CEO年龄和新上任哑变量代理CEO职业生涯关注,从总体业绩波动性、纵向业绩波动性和横向业绩离散度三个方面构建公司业绩波动性代理变量。研究发现,CEO职业生涯关注对上市公司业绩波动性具有显著影响。具体而言,职业生涯关注较高的(年轻的或者新上任的)CEO所经营的公司具有更高的业绩波动性。本文的研究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公司业绩波动性的影响因素,也丰富了CEO个人特征和公司决策的相关研究。

高管年龄与公司并购——基于政治晋升激励视角

本文以A股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政治晋升角度考察了企业高管年龄与并购活动之间的内在联系。结果显示47岁(57岁)以下群体的高管年龄与并购行为之间显著负相关;进一步研究发现,市场化程度对年龄与并购之间这种负相关系具有弱化作用。我们的实证结果与职业生涯关注影响高管投资决策的假说是一致的。本文将政治晋升话题的研究对象与范畴从政府官员拓展到企业层面,深化了官本位思维对经济微观层面影响的理论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