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上市公司CEO薪酬业绩敏感性研究——基于代理理论的视角

以中国的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公司规模、负债代理成本、收益风险、董事会治理、权力自利与股权性质对我国上市公司CEO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研究发现上述六个特征均能对业绩敏感性产生显著影响。其中财务杠杆和收益风险与业绩敏感性负相关,符合经典代理理论的预测,说明我国薪酬契约的设计具有一定的有效性。

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公司治理水平与双元创新

双元创新是企业顺应市场变化、获取竞争优势的关键,探究如何推动企业进行双元创新、如何平衡探索式创新与利用式创新决策,对企业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以2012—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讨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对双元创新的影响以及公司治理水平在二者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对企业利用式创新和探索式创新具有促进作用,且对探索式创新的促进作用更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公司治理水平能够显著提升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对探索式创新的促进作用,但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与利用式创新之间关系的影响并不显著。据此,提出企业应设计合理的薪酬方案、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加大双元创新投入等建议。

职业忧虑、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与企业创新——基于新任CEO视角

文章以2007-2014年沪深两市非金融类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新任CEO视角考察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发现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上对新任CEO研发强度有显著的正面影响;但这种促进效应在民营企业中表现较弱。进一步检验职业忧虑对二者关系的影响,发现当职业忧虑水平较高时,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对新任CEO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会减弱;但这种调节效应主要体现在民营企业,在国有企业不明显。研究结论对我国如何制定管理层薪酬契约以促进企业创新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论混合股权结构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

为了探究混合股权结构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文章以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门限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不同持股比例对业绩敏感性的影响。研究发现: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较高,民营与外资参股可以显著提升薪酬业绩敏感性;国有持股比例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存在门槛效应,当国有股比例低于37.7%时,高管薪酬对业绩上升及下降均敏感,当高于该比例时,高管薪酬对业绩出现黏性。以上结论可为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经验参考。

家族参与会影响职业CEO薪酬业绩敏感性吗——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8-2015年在A股首发上市的家族企业为研究样本,比较了职业CEO与家族CEO薪酬业绩敏感性差异,然后以引入职业CEO的家族企业为样本,从家族所有权和家族参与管理两个角度分析了家族参与所形成的监督机制对职业CEO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职业CEO薪酬业绩敏感性显著高于家族CEO;家族所有权越高,家族参与管理的程度越大,职业CEO薪酬业绩敏感性越低,说明家族参与所形成的监督机制与薪酬激励之间存在替代关系;在家族监督机制较强的情况下,控股家族可以通过所有权和参与管理增强对职业CEO的监督,降低代理问题,减小对薪酬契约的依赖性较低。

非金融类上市公司连锁股东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研究

连锁股东同时持有多家企业的股权,从而在企业之间形成了股东关系网络,为企业高管管理能力的发挥提供信息优势和资源优势.以2007—2020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股东关系网络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研究表明股东关系网络与高管的薪酬业绩敏感性有显著的正向关系,说明股东关系网络能够提高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机制研究发现,股东关系网络通过影响会计信息质量,从而影响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在代理成本较低或市场化水平较低地区的企业,股东关系网络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提升作用更加显著.

资产误定价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

以2010—2020年的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资产误定价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研究发现,资产误定价显著抑制了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机制分析发现,代理成本提升和信息透明度上升是资产误定价影响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主要作用渠道。进一步分析发现,管理层权力显著强化了股价低估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抑制作用。相较于其他企业,股价高估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抑制作用在国有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较高的企业中表现得更明显。研究结论丰富了资产误定价对公司行为影响的研究,同时为完善高管薪酬激励与契约设计提供决策参考。

薪酬委员会质量与CEO薪酬-业绩敏感度的关联性研究

基于我国上市公司2005-2010年的大样本数据,本文对薪酬委员会质量与CEO薪酬-业绩敏感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实证结果发现:在控制影响薪酬-业绩敏感度的其他特征变量后,CEO货币薪酬与会计业绩显著正相关,与股票业绩并不显著相关;薪酬委员会质量高的公司相比质量低的公司,CEO的薪酬-业绩敏感度更大,即薪酬委员会质量高对CEO薪酬-业绩敏感度有增量效应,但这种增量效应在高成长性公司、亏损公司以及国有控股公司里有所减弱。这些结论进一步深化扩展了"高层梯队理论"研究的视野,对规范上市公司治理、健全薪酬委员会制度具有借鉴意义。

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的敏感性因素分析--金融业的证据(2000～2005年)

高管的薪酬取决于很多方面的因素,既有主观因素又有客观因素。金融企业与其他制造性企业又有较大的不同,影响薪酬的因素较为特别。文章实证研究了我国上市金融类企业高管薪酬与其业绩之间敏感性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公司规模、负债比率、收益波动性与敏感性负相关,外资进入、高管任职时间、金融监管以及董事会的独立性对这一敏感性的影响不显著。

分析师关注与薪酬业绩敏感性:基于职业声誉和产权性质视角

文章以2002-2012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分析师关注对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分析师关注显著提高了薪酬业绩敏感性,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外部监督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明星分析师关注对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更为显著;相对于民营企业,分析师关注对国有企业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程度更大。本文的研究为分析师关注对公司治理的影响研究提供了增量证据,同时对完善薪酬激励契约具有参考价值。

盈余管理、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与内部控制治理效应

以2006—2014年我国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不同方向盈余管理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并探讨内部控制对该现象的治理效应。研究发现,盈余管理会降低薪酬-业绩敏感性,将盈余管理按照不同方向分组的回归结果显示,当管理者进行向上调增的盈余管理时,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而当管理者进行向下调减的盈余管理时,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有所减弱。对此,企业良好的内部控制具有一定的治理效应,能够削弱盈余管理对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但针对不同方向的盈余管理,内部控制的治理效应有所不同。研究显示,在采用业绩性薪酬制度的背景下,管理者权利的存在会诱使高管通过盈余操纵来影响自身收益,现行的内部控制虽然具有治理效应,但仍存在缺陷,实践中需进一步完善内部控制的执行方式,提高内部控制质量,从而使其实现应有的治理效应。

政府干预、管理层权力与国企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

以2004～2006年间的国有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政府干预、管理层权力对国企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干预降低了由当地国资委所控制国企的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但对当地由中央国资委所控制国有企业的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没有显著影响;对地方国有企业而言,独立董事比例越高,其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反而越低,没有发现两职合一对其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有显著影响;对中央国有企业而言,独立董事比例和两职合一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都没有显著影响。

财务困境、超额薪酬与薪酬业绩敏感性——基于政府补贴的调节效应

以我国上市公司2006-2012年的财务困境和非财务困境公司的数据为样本,通过考察财务困境与超额薪酬及薪酬业绩敏感性之间的关系,验证政府补贴对财务困境与超额薪酬及薪酬业绩敏感性间的调节效应。结果发现,政府补贴正向调节了财务困境与超额薪酬及薪酬业绩敏感性之间的关系,政府补贴是管理者攫取超额薪酬的途径之一,并改变了财务困境上市公司薪酬与业绩之间的敏感性。研究显示,政府补贴会改变财务困境对超额薪酬的抑制作用机制,降低薪酬契约的激励效应,这为我国进一步完善薪酬契约和合理配置政府补贴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债转股”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研究

"债转股"对高管激励具有显著影响,基于A股上市公司样本研究发现,相对于非"债转股"公司来说,"债转股"公司的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较高,"债转股"能提高对公司高管的激励效应。提高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要结合公司治理结构的优化,当单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过高时,可以引进新的股东改善公司治理的监督机制以更好地激励高管;企业所有权分配的支配权的让渡必须依靠各产权主体之间的资源谈判来完成,应使债权人在公司治理中更好地发挥相机治理及其对高管激励的替代效应。

上市公司未决诉讼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

选取2008—2014年沪深两市主板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首先比较了未决诉讼与已决诉讼的风险差异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不同影响,验证了诉讼事项的风险主要来自于未决诉讼;然后从未决诉讼的涉诉频率、涉诉总额两个维度,对上市公司未决诉讼对其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发现未决诉讼的涉诉频率越高、涉诉总额越大,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越低;最后区分公司的产权性质,发现较之国有上市公司,民营上市公司在面临未决诉讼时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下降更为显著。

管理层权力、薪酬与业绩敏感性分析——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薪酬激励并不必然减轻企业代理问题,管理层权力可能弱化公司治理使得薪酬机制成为代理问题的来源。本文基于中国证券市场研究了管理层权力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管理层权力大的企业与其他企业相比,高管的货币薪酬更大,但业绩并没有更好;而且,管理层薪酬与盈利业绩的敏感度更高,与亏损业绩的敏感度更低,部分企业出现薪酬业绩弱相关甚至不相关。本研究为理解我国上市公司治理和薪酬激励的现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证据。

管理层薪酬和公司业绩敏感性存在性研究:理论梳理和文献综述

公司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是高管薪酬制度研究的热点之一。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定义基于两种不同的假设:业绩决定薪酬或薪酬决定业绩。文章以高管薪酬定义特征分类和两种不同决定关系为标准进行文献归纳。目前国内外的研究大部分认为高管薪酬和公司业绩之间存在相关性,后续研究有待能具体量化敏感性的大小。

市场化进程、企业特征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

结合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制度背景,就不同地区市场化进程差异对企业高管薪酬契约的影响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高管薪酬与会计业绩的敏感性降低,与市场业绩的敏感性增加,这表明市场化改革的深化改变了高管薪酬契约中不同业绩指标所占比重的大小;同时,区分不同性质和行业的研究发现,市场化进程对国有企业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显著大于非国有企业,对保护性行业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显著小于竞争性行业,这表明市场化进程的宏观背景对不同性质和行业的企业高管激励契约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

内部控制对国有企业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研究——基于国有企业分类改制的背景

在国有企业分类改制的背景下,文章以2009-2015年上市国有企业为样本研究内部控制质量对国有企业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并按公益类和商业类国有企业进行分组研究,结果表明:内部控制质量的提高对公益类国有企业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影响不显著;对商业类国有企业进行细分后发现,内部控制质量的提高对竞争型和行政垄断型国有企业的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影响显著增强,而对自然垄断型国有企业的影响不显著。由此可见,内部控制的实施在不同类型国有企业中影响不同,内部控制并不是提高全类型国有企业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良药,国有企业分类改革必须对症下药。

管理层权力、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与企业创新

薪酬业绩敏感性能激励高管做出对公司发展有利的决策,然而在公司管理层权力较大时,会干扰这种激励效果,进而影响各项决策。基于此选取2009-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尝试从管理层权力视角研究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能有效促进企业创新,进一步发现管理层权力对二者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当管理层权力较大时,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对企业创新的激励作用会减弱,但这种调节效应主要体现在非国有企业,在国有企业不明显。因此,企业应结合本公司管理层权力大小和产权性质等因素,制定适当的薪酬契约激励高管做出对企业创新有利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