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上市公司CEO薪酬业绩敏感性研究——基于代理理论的视角

以中国的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公司规模、负债代理成本、收益风险、董事会治理、权力自利与股权性质对我国上市公司CEO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研究发现上述六个特征均能对业绩敏感性产生显著影响。其中财务杠杆和收益风险与业绩敏感性负相关,符合经典代理理论的预测,说明我国薪酬契约的设计具有一定的有效性。

论混合股权结构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

为了探究混合股权结构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文章以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门限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不同持股比例对业绩敏感性的影响。研究发现: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较高,民营与外资参股可以显著提升薪酬业绩敏感性;国有持股比例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存在门槛效应,当国有股比例低于37.7%时,高管薪酬对业绩上升及下降均敏感,当高于该比例时,高管薪酬对业绩出现黏性。以上结论可为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经验参考。

资产误定价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

以2010—2020年的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资产误定价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研究发现,资产误定价显著抑制了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机制分析发现,代理成本提升和信息透明度上升是资产误定价影响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主要作用渠道。进一步分析发现,管理层权力显著强化了股价低估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抑制作用。相较于其他企业,股价高估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抑制作用在国有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较高的企业中表现得更明显。研究结论丰富了资产误定价对公司行为影响的研究,同时为完善高管薪酬激励与契约设计提供决策参考。

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与并购中业绩承诺的履行

企业高管无疑是影响并购中业绩承诺履行的重要因素,目前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高管认知方面,对于与高管利益密切相关的高管薪酬契约在其中的影响却鲜有研究。基于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的视角,以有并购并处于承诺期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用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衡量高管薪酬契约的有效性,研究发现,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越高,业绩承诺的完成率和完成的可能性也越高。本文将其中的作用机制归结为高管薪酬契约对业绩承诺履行的正外部性或“溢出效应”,以及业绩承诺补偿条款的“倒逼效应”,并分别从企业产权性质以及业绩承诺补偿方式的视角进行了验证。结论对于进一步完善业绩承诺履行机制有参考价值,同时也拓展了高管薪酬契约外部性的研究文献。

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与研发投入文献综述

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一直以来都是国内外学术界广泛研究的热点。薪酬业绩敏感性能够激励为激励管理层加大投资决策。通过多年来不断发展,为更好解决委托代理问题,提升高管创新意识,自2010年国资委实施EVA考核后,由此建立的基于EVA考核的薪酬激励机制丰富了此类研究。本文将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与研发投入的关系文献进行梳理,希望能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研发投入、媒体关注度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

本文基于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2011~2020年数据,实证检验研发投入对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以及媒体关注度对研发投入和薪酬业绩敏感性关系的影响。研究表明: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研发投入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正相关;在此基础上加入媒体关注度研究发现,媒体关注度能抑制研发投入对高管薪酬业绩的敏感性。

商业信用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影响研究

本文对2010—2021年沪深A股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进行实证研究,考察了商业信用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并深入探索背后的影响机理以及在内控质量不同的企业间的差异性影响。结果显示:从供应商处获得的商业信用有助于提高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向下游客户提供的商业信用会降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供应链上下游的商业信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企业利润质量的好坏,进而向股东传递信号,股东借此信号来判断管理层行为动机和工作能力并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进行有效调节;在内部控制质量薄弱的企业,商业信用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之间的关系更显著。

职业忧虑、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与企业创新——基于新任CEO视角

文章以2007-2014年沪深两市非金融类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新任CEO视角考察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发现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上对新任CEO研发强度有显著的正面影响;但这种促进效应在民营企业中表现较弱。进一步检验职业忧虑对二者关系的影响,发现当职业忧虑水平较高时,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对新任CEO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会减弱;但这种调节效应主要体现在民营企业,在国有企业不明显。研究结论对我国如何制定管理层薪酬契约以促进企业创新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与企业双元创新--股权集中度与独董比例的调节作用

数字化通过“连接”实现了各种技术创新、各种方式重新组合。在此背景下,企业应培养动态的双元创新能力以适应竞争日益激烈的数字化环境。本文基于2009—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与企业双元创新之间的关系,引入股权集中度和独董比例两类公司治理变量作为调节项检验其中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越高,企业越有可能减少探索式创新活动,股权集中度显著增强了两者之间的关系,并在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与利用式创新之间起到正向调节作用。独董比例削弱了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对探索式创新的抑制作用,起到正向调节作用,以期为企业设计高管薪酬结构、完善公司治理因素、促进双元创新提供实践指导。

家族参与会影响职业CEO薪酬业绩敏感性吗——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8-2015年在A股首发上市的家族企业为研究样本,比较了职业CEO与家族CEO薪酬业绩敏感性差异,然后以引入职业CEO的家族企业为样本,从家族所有权和家族参与管理两个角度分析了家族参与所形成的监督机制对职业CEO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职业CEO薪酬业绩敏感性显著高于家族CEO;家族所有权越高,家族参与管理的程度越大,职业CEO薪酬业绩敏感性越低,说明家族参与所形成的监督机制与薪酬激励之间存在替代关系;在家族监督机制较强的情况下,控股家族可以通过所有权和参与管理增强对职业CEO的监督,降低代理问题,减小对薪酬契约的依赖性较低。

云南省省属国有企业中高管薪酬契约存在的问题研究--基于业绩敏感性和薪酬黏性视角

国有企业的薪酬制度是学术研究的重要话题,也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制定有效的薪酬激励契约是改善国有企业经营绩效的关键一环。立足新时代全面深化国企薪酬制度改革的大背景,本文结合云南省省属国有企业薪酬制度存在的现实问题,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和薪酬黏性角度,分析应该如何提升云南省省属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契约的有效性。首先,探讨云南省国有上市企业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程度的高低,以及国有企业高管薪酬黏性的程度,分析云南省国有企业薪酬制度存在的现实问题;其次,基于代理理论、公平理论和激励理论,分析应该如何提高国有企业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程度和降低国有企业高管薪酬黏性程度,改善云南省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最后,从发挥激励性薪酬的作用,促进短、中、长期激励手段相结合和强化业绩考核与薪酬分配紧密联动等不同视角,探讨改善国有企业薪酬制度的策略。

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研究综述与展望

作为高管薪酬制度研究重要话题之一的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引起学术界和实践界的广泛关注,国内外学者围绕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因素及经济效果等话题展开了较为深入的探讨。通过收集整理近年来以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为主题开展研究的大量文章,基于现有研究成果发现,信息披露、董事会特征等企业内部治理因素以及媒体、分析师关注等外部治理机制均会影响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表现,而企业的创新活动投入、高管机会主义行为、对风险持有态度也会受到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在现有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总结和反思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研究现状,提出有待深入探究的研究方向。

国有企业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研究——基于薪酬干预的视角

西方企业的高管薪酬结构包括短期年薪激励和长期股权激励,而中国的国有企业高管股权激励比例较低且受到薪酬管制。本文采用2012—2018年的地方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国有企业高管薪酬敏感性问题。实证检验发现:无论采用市场业绩还是财务业绩,地方国有企业的薪酬业绩敏感性都较高,说明高管薪酬的激励和约束作用较强;地方国有企业还存在一定的薪酬黏性,当业绩下降时,其薪酬变化小,薪酬业绩敏感性下降;进一步采用薪酬干预指数,发现薪酬干预程度越低,企业的业绩越好。本文厘清了国有企业高管薪酬与业绩的关系,为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市场化改革提供了经验证据。

薪酬委员会质量与CEO薪酬-业绩敏感度的关联性研究

基于我国上市公司2005-2010年的大样本数据,本文对薪酬委员会质量与CEO薪酬-业绩敏感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实证结果发现:在控制影响薪酬-业绩敏感度的其他特征变量后,CEO货币薪酬与会计业绩显著正相关,与股票业绩并不显著相关;薪酬委员会质量高的公司相比质量低的公司,CEO的薪酬-业绩敏感度更大,即薪酬委员会质量高对CEO薪酬-业绩敏感度有增量效应,但这种增量效应在高成长性公司、亏损公司以及国有控股公司里有所减弱。这些结论进一步深化扩展了"高层梯队理论"研究的视野,对规范上市公司治理、健全薪酬委员会制度具有借鉴意义。

国有企业战略投资与CEO薪酬的非对称设计

国有企业战略投资对于满足国家战略发展需求,推动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然而,战略投资会给国有企业带来高昂的代理成本,需要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保障战略投资的活力和效率。从CEO薪酬设计的角度发现,国有企业战略投资对CEO薪酬绩效敏感性的影响存在非对称性:与绩效上升时相比,绩效下降时国有企业战略投资对CEO薪酬绩效敏感性的影响更强。这说明,国有企业对于战略投资的CEO薪酬设计呈现出重约束、轻激励的特征。异质性分析表明,通过减少政府的干预、拉长控制链能在一定程度上引发国有企业激励效应(针对战略投资)的薪酬设计。研究结果对于优化国有企业战略投资的薪酬设计、促进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启示意义。

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的敏感性因素分析--金融业的证据(2000～2005年)

高管的薪酬取决于很多方面的因素,既有主观因素又有客观因素。金融企业与其他制造性企业又有较大的不同,影响薪酬的因素较为特别。文章实证研究了我国上市金融类企业高管薪酬与其业绩之间敏感性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公司规模、负债比率、收益波动性与敏感性负相关,外资进入、高管任职时间、金融监管以及董事会的独立性对这一敏感性的影响不显著。

分析师关注与薪酬业绩敏感性:基于职业声誉和产权性质视角

文章以2002-2012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分析师关注对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分析师关注显著提高了薪酬业绩敏感性,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外部监督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明星分析师关注对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更为显著;相对于民营企业,分析师关注对国有企业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程度更大。本文的研究为分析师关注对公司治理的影响研究提供了增量证据,同时对完善薪酬激励契约具有参考价值。

盈余管理、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与内部控制治理效应

以2006—2014年我国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不同方向盈余管理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并探讨内部控制对该现象的治理效应。研究发现,盈余管理会降低薪酬-业绩敏感性,将盈余管理按照不同方向分组的回归结果显示,当管理者进行向上调增的盈余管理时,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而当管理者进行向下调减的盈余管理时,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有所减弱。对此,企业良好的内部控制具有一定的治理效应,能够削弱盈余管理对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但针对不同方向的盈余管理,内部控制的治理效应有所不同。研究显示,在采用业绩性薪酬制度的背景下,管理者权利的存在会诱使高管通过盈余操纵来影响自身收益,现行的内部控制虽然具有治理效应,但仍存在缺陷,实践中需进一步完善内部控制的执行方式,提高内部控制质量,从而使其实现应有的治理效应。

政府干预、管理层权力与国企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

以2004～2006年间的国有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政府干预、管理层权力对国企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干预降低了由当地国资委所控制国企的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但对当地由中央国资委所控制国有企业的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没有显著影响;对地方国有企业而言,独立董事比例越高,其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反而越低,没有发现两职合一对其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有显著影响;对中央国有企业而言,独立董事比例和两职合一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都没有显著影响。

财务困境、超额薪酬与薪酬业绩敏感性——基于政府补贴的调节效应

以我国上市公司2006-2012年的财务困境和非财务困境公司的数据为样本,通过考察财务困境与超额薪酬及薪酬业绩敏感性之间的关系,验证政府补贴对财务困境与超额薪酬及薪酬业绩敏感性间的调节效应。结果发现,政府补贴正向调节了财务困境与超额薪酬及薪酬业绩敏感性之间的关系,政府补贴是管理者攫取超额薪酬的途径之一,并改变了财务困境上市公司薪酬与业绩之间的敏感性。研究显示,政府补贴会改变财务困境对超额薪酬的抑制作用机制,降低薪酬契约的激励效应,这为我国进一步完善薪酬契约和合理配置政府补贴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