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结构与家庭债务: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微观证据

基于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从微观角度探讨家庭人口结构对家庭借贷需求及其债务规模的影响。结果显示:(1)老年人口抚养比与家庭借贷需求正相关,即老年人口抚养比的上升将促进家庭债务的累积。(2)少儿人口抚养比与家庭借贷需求负相关,少儿人口的增加反而将抑制家庭借贷市场的发展。(3)小型化的家庭更趋于借贷。(4)人口结构的变动主要借助收入分配这一机制作用于家庭借贷需求。

子女数量、社会保障供给对代际转移方向的影响——基于CFPS2018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采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问卷(CFPS2018)数据,在同时考虑代际转移方向、父代和子代双方的人口学特征以及老人参加社会保障项目现实情况的基础上,探讨子女数量和社会保障供给对代际转移方向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子女数量对经济代际转移方向和照顾代际转移方向均有正向显著影响。相对于未参加各类社会保障的老人而言,参加养老保险的老人更易发生向下的经济代际转移,参加医疗保险的老人更不易发生向上的经济代际转移但更易发生向下的照顾代际转移,领取其他政府补助的老人更不易发生向上的经济代际转移。是否参加医疗保险在子女数量对向下的经济代际转移这一影响路径上的中介效应显著,是否领取其他政府补助在子女数量对向上的经济代际转移这一影响路径上的中介效应也显著。提出,未来需要落实国家三孩生育政策、开拓和创新养老服务模式以及构建高质量的社会保障体系。

精神贫困对个体返贫的影响研究——基于CFPS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脱贫攻坚全面胜利后,群众的精神脱贫问题成为防范返贫风险的新挑战。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2016、2018年三期微观调查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和条件Markov模型分析了精神贫困对个体返贫的影响。研究发现:精神贫困个体更易返贫;当存在风险冲击时,非精神贫困的个体不易返贫;当个体具有医疗保险或当地政府具有较高公信力时,精神贫困对于返贫的影响减弱,互联网的缓解作用不明显。相关部门应对精神贫困进行有效识别,积极做好引导工作,激发个体内生动力。同时,要加大对脱贫个体的医疗资源投入,健全公共服务体系,努力打造政府公信力,进而形成防范返贫的合力。

公共教育支出促进还是抑制了教育代际流动: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CFPS数据,采用教育代际弹性模型,探究中国的公共教育支出对教育代际流动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教育存在明显的教育代际效应,且这种代际效应在父辈高收入和低收入群体中表现更为显著;不同阶段公共教育支出对子辈教育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义务教育阶段公共教育支出对子辈教育影响相对较大,高中阶段公共教育支出影响相对较小;父辈的经济优势可以转化为子辈教育的优势。公共教育支出对教育代际传递具有抑制效应,能够促进教育代际流动。政府有必要在公共教育支出规模增长的同时优化公共教育支出结构,确保弱势群体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促进教育公平与社会流动。

数字金融对家庭创业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实证分析

数字金融能够有效缓解微观经济市场主体可能面临的融资约束问题。家庭作为微观经济市场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研究数字金融对家庭创业的影响有助于丰富我国普惠金融精准施策效果的研究。文章基于2016年、2018年和2020年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运用Probit二值模型实证分析数字金融对家庭创业的影响情况。研究发现,数字金融总体上促进了家庭创业水平,其中数字金融的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两个方面的影响显著;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对家庭创业的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接受教育水平程度高的家庭更为显著。由此提出,在中西部地区要大力推进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缩小数字金融鸿沟;坚持问题导向,解决教育资源分配和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促进教育和金融双公平;鼓励新技术创新,构建跨区域跨行业的信息综合服务共享平台。

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儿童义务教育的影响--基于CFPS数据的经验研究

随着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速度的加快,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动到城市就业。父母劳动力流动对农村儿童义务教育的影响成为一个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的课题,也引起了政府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本文利用北京大学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的数据,使用多元回归的方法,就父母外出务工对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子女教育质量的影响展开了经验研究。结果表明,父亲从事非农业工作会对子女的义务教育有正的影响,而母亲外出就业的影响并不显著,基于此,笔者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医疗保险对相对贫困的缓解效应——基于CFPS四期数据

运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2、2014、2016和2018年的四期数据对相对贫困的医疗保险缓解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证实,医疗保险能有效缓解居民的相对贫困。在设定家庭人均收入中位数的40%、50%和60%三条相对贫困线下,参加医疗保险能使居民陷入相对贫困的概率分别下降3.9%、4.6%和4.8%。医疗保险缓解相对贫困效应呈异质性特征,东部地区弱于中、西部地区,农村强于城市,中老年群体强于青年群体。机制分析发现,居民通过参加医疗保险来改善健康状况、增加非医疗消费支出,从而降低陷入相对贫困的风险,而居民良好的受教育状况能进一步强化医疗保险对相对贫困的缓解效应。为充分发挥医疗保险缓解居民相对贫困的效应,须进一步加大公共财政对医疗保险的支持力度,加快实施医疗保险基金全国统筹机制,积极推进“健康中国”战略和医疗保险制度“适老化”改革。

互联网使用具有幸福效应吗——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分析

互联网快速发展对我国居民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采用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实证分析互联网使用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与居民幸福感正相关,居民使用互联网能令其幸福感提高14.1%;采用工具变量法与稳健性检验进一步研究发现,居民使用互联网的幸福效应依然显著;居民个体差异会影响互联网使用的幸福效应,农村、男性、低龄及中低教育阶层居民能获得更高的幸福感。因而应改善互联网设施,普及互联网教育,提高互联网普及率,以有效提高我国居民因使用互联网而带来的幸福感。

普惠金融发展能够防止返贫吗?——基于微观家庭多维贫困脆弱性的视角

将金融健康纳入普惠金融指标体系框架,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构建包括可得性、使用性和健康性三个维度的普惠金融指数,实证检验普惠金融对多维贫困脆弱性的影响,以探究普惠金融防止返贫的作用。结果表明:首先,普惠金融总指数及其分维度指数均与多维贫困脆弱性显著负相关;其次,机制检验表明,普惠金融可以显著降低多维贫困水平及其不确定性;再次,普惠金融减缓多维贫困脆弱性的作用在农村比在城镇更明显,在西部地区比在东部和中部地区更明显;继次,随着分位数水平的提高,可得性的作用整体呈下降趋势,使用性和健康性的作用整体呈上升趋势;最后,分不同金融服务和产品来看,银行存贷款、养老保险和商业性保险防止返贫的作用明显。

数字金融双重属性与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基于多维减贫视角

在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双重背景下,充分发挥数字金融的减贫作用是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工作重点。论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2018年的面板数据,借鉴A-F方法构建多维贫困状态指标,分析了数字金融对农村家庭多维贫困的影响。结果显示,数字金融发展显著减少了农村家庭陷入多维贫困状态的概率,促进了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机制分析发现,缓解信贷约束和信息约束是其重要渠道,数字金融兼具数字普惠和金融普惠的双重属性。进一步而言,从地区宏观禀赋看,数字金融在传统金融可及性较低和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状况较好的地区多维减贫效应更明显;从家庭微观禀赋看,数字金融的多维减贫效应在户主较年轻和户主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家庭中更明显。论文的政策启示是: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应积极推进数字金融发展,更好发挥其对农村家庭的多维减贫效应,同时重点关注传统金融可及性和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较薄弱地区,加强对农村地区的老年人和低学历群体的培训教育,增强数字金融普惠深度。

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

关于养老保险对消费的影响至今尚未形成一致结论。由于现实中影响消费的因素众多,且受家庭特征影响较大,因此,本文选用CFPS(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数据研究养老保险对消费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在控制家庭特征时,参与养老保险的家庭消费显著高于未参加养老保险的家庭,因此政府通过完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提升消费在中国是适用的。我国应通过提高养老保险覆盖率、统筹城乡养老保险制度、平衡城乡消费、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等手段促进消费。

城乡贫困代际传递的比较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高速发展,居民平均收入迅速增加,繁荣的背后是不容忽视的贫富差距和严重的贫困问题。近年来,"穷二代"现象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这其中涉及到一个重要的问题——"贫困代际传递"。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对贫困代际传递问题进行了比较研究,分析了城乡贫困代际传递的差异及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研究发现,父母的教育程度尤其是母亲的教育程度对贫困代际传递具有显著的影响。笔者认为,在农村,改善农村的教育状况,加大对农村的教育补助力度是抑制农村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举措;在城市,提供多样化的医疗保障和公平的就业机会,防止"因病致贫"以及保障低收入群体的就业是解决城市贫困代际传递问题的有效对策。

守望如何相助——中国家庭互助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在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日渐完善的背景下,家庭间的互助行为正悄然发生变化。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和对中国家庭互助行为的存续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表明,家庭互助行为在当前依然广泛而深刻地存在;家庭的社会网络规模越大,与亲友联结越深,家族文化越深厚,家庭互助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社会救助收入、家庭负债情况与家庭互助收入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家庭收入、家庭政治资本、养老保险收入及社会捐赠支出等与家庭互助支出形成正向关系。另外,新组建的年轻家庭及老年家庭较其他类型家庭更有可能获得来自家庭网络内部的接济。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共同遭遇自然灾害时,即使是联系紧密的家庭之间,也可能因个体家庭的"自身难保"而使得原有的"互助格局"濒临瓦解,它进一步凸显了社会保障在灾害风险化解方面的重要性。在与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互动中,传统的家庭互助发挥着重要的经济保障和福利提升的作用,公共政策应给予保护和支持。

女性家庭地位越高就越幸福吗?

人们普遍认为,女性家庭地位越高就会越幸福。然而,本文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基于有序响应模型和条件混合过程法,研究发现女性拥有更多家庭事务决策权未必能改善其幸福感。分样本回归显示,对于受教育少以及受强外部传统文化规范约束的女性群体,家庭决策权对其幸福感的负向影响尤为显著。这一发现,对将来关于个体幸福感的研究具有重要启示,即只有把外部文化规范等社会背景考虑进来,家庭决策者身份的幸福效应方向才能最终确认。此外,本文关于传统文化规范力量仍然主导着女性幸福感的发现,也为政府部门制定致力于赋权女性的政策提供了论证基点。

子代教育、社会网络与收入代际流动性

社会阶层分化背景下,收入代际良性流动能缩小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公平。采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探讨子代教育和社会网络对收入代际流动性的影响。结果显示:子代教育和社会网络均能促进收入代际向上流动,前者作用较后者更大,二者交互变量的影响显著为正。进一步研究发现:提升子代受教育水平是城乡居民、东西部地区及中低收入家庭实现收入代际向上流动的主要途径,而社会网络对农村、中部地区及中等收入家庭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面向教育和社会网络,城乡居民应结合地域及自身资源,充分借力教育促进子女实现收入代际向上流动;中部地区和高收入群体要提升子代教育质量,提高教育促进收入代际流动性的彰显度;低收入家庭亟需迈向中等收入群体,继而融合教育和社会网络力量以达到收入代际跃迁。

网络经济发展的异质性群体消费效应探讨

网络经济的崛起成为居民消费扩容提质的重要推力,然而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等个体特征却深刻映射在网络经济发展对不同消费群体的差异化影响中。聚焦我国异质性消费群体的网络消费行为及其消费需求影响因素,本文构建网络经济发展对于不同年龄段、不同收入水平以及城乡消费群体消费选择的作用机制分析框架,进而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建立回归模型,实证考察网络经济发展对异质性消费群体的影响。研究发现:网络经济发展对于异质性消费群体一致表现为促增效应,但对于异质性消费群体的影响差异化显著;青年和中年群体具有较强的网络消费偏好,老年群体在网络消费领域中仍存在较大的消费潜力,将成为网络经济发展和内需扩张的重要目标群体;网络经济发展对于高收入群体消费的引致作用强于低收入群体;同样的,相较于农村地区,网络经济发展对于城镇地区的消费作用更强。基于此,本文提出应不断丰富网络经济营销策略,力求满足网络消费的个性化需求,既要实现青年群体网络消费维稳,充分挖掘中老年消费群体的消费潜力,也要推动网络经济发展深入农村落后地区,破解逐渐显现的消费不平等问题。

老年人健康冲击是否挤出家庭教育支出?——基于医疗支出的中介效应检验

本文研究了我国三代户家庭内最高一代老年人的健康冲击对家庭教育支出产生的挤出效应。在构建三期世代交叠模型的基础上,分析了老年人健康冲击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机制,并运用2012和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老年父母的健康冲击对家庭教育支出施加了显著的负向影响,存在以医疗支出为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进一步地,根据城乡二元体制的差异以及家庭收入水平的异质性进行子样本估计,结果显示,老年父母健康冲击对家庭教育支出的挤出效应在农村家庭和中等收入水平的家庭更为显著,并且都存在以医疗支出为中介变量的显著中介效应。本文研究表明,为了缓解老年人健康冲击对家中子代的教育投资和人力资本的积累产生不良影响,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尤其是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制度就显得格外重要。

民族地区数字生活提升家庭幸福感了吗?

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数字经济在赋能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数字生活也成为居民新的生活方式。那么数字生活是否提高了家庭幸福感呢?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2018年的面板数据,分析了民族地区数字生活与家庭幸福感的关系和影响机制。实证结果显示,数字生活能够显著提升民族地区家庭的幸福感。机制分析发现,数字生活不仅提高了家庭的物质生活水平,也丰富了家庭的精神生活,进而提升幸福感。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生活对家庭幸福感的影响对农业户口、信贷可得性低、使用互联网频率低的家庭效果更好。本文的政策启示是,加快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提高家庭数字生活水平,推进数字中国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互联网使用、抚幼负担与家庭收入

在生育政策逐渐放宽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背景下,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使用Heckman选择模型、处理效应模型(Treatment Effect Model)等实证策略研究了抚幼负担在互联网增收中的调节效应。研究表明,在考虑抚幼负担的负向调节作用后,互联网的增收效应仍然是显著的。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相比于城市,乡村家庭的抚幼负担对家庭收入的负向影响更为显著,同时互联网的增收效应也更强;分位数回归结果显示,在低收入家庭中互联网的增收效应更显著,而在高收入家庭中抚幼负担的负向调节作用更大;门槛分析表明,抚幼负担在互联网增收中的负向调节作用存在与人力资本水平相关的非线性关系,随着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抚幼负担的负向调节作用呈现出逐渐增大的趋势。扩展分析进一步表明抚幼负担在互联网增收中的负向调节作用会随着家中幼童年龄的增加而呈现出倒U型特征。最后提出应着重提升农村地区网络覆盖范围和质量,改善学前儿童照管方面的公共服务,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