奠基:中共建党先驱与国民党人的早期合作

中共二大是党倡导统一战线的伟大开端,其历史渊源可追溯到建党前夕,即陈独秀、李大钊等建党先驱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之间的早期合作。李大钊最早认识到统一战线的重要性,陈独秀最早将统一战线付诸实践,与其他革命政党合作革命,这成为中共建党先驱们的共同理想。但由于陈独秀、李大钊均缺席了中共一大,致使中共一大作出了“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这一较为极端的规定。根据列宁的殖民地和民族革命思想,在陈独秀主持下,中共二大决定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最终确定了统一战线方针,党的政治主张发生了重大改变。因此,可以说陈独秀、李大钊等建党先驱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人之间的早期合作,为党的二大制订统一战线战略起到了奠基的作用。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中国现代革命观念的形成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中国人的革命观念实现了由古代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换,从而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和清王朝的覆灭奠定了思想基础。在中国现代革命观念形成中,既承继了中国古代革命观念的有生命力有影响力的内容,又引入了西方近代革命观念、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和无政府主义革命理论,更有中国革命派思想家综合中西古今思想资源所进行的融贯与创新,如邹容初步提出的中国民主革命纲领、孙中山确立的三民主义、陈天华主张的"国民革命"与"英雄革命"相区分、朱执信主张的"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相并行,其中不仅包含了反清的内容,也不仅包含了反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内容,还包含了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压迫的社会主义理想追求。

论《品花宝鉴》中诗词的文人意绪

陈森以一种颓唐荒放之姿迷醉于舞榭歌楼之中,从而敷演出小说人物高品的放达谑浪的情调;与此同时,他那种人生失意无南北的落寞又与文人固有的清高交织在了一起,从而化出一段清怀独抱的孤鲠意绪。该意绪在书中屈道翁的诗里获得了倾诉。儒雅的气质与风范为历代文士所共同推许,然而就清中叶言之,乾嘉以来的许多文人士夫同时也染上了狎优的时代病。儒雅意趣与狎优风气在文人身上冲撞了起来,从而成为扭转一部分文士价值评判取向的一个诱因,因此正邪、雅俗之别成了陈森臧否个中人物的标准。借助诗词的照应,他理想中的人物梅子玉与杜琴言的因缘离合诗意般地演绎着,而那种深挚的清雅意绪也从中获证。作为一个深谙诗词之道的文人,陈森对诗词风格也同样有所追求,这在该书中表现为艳蔼、高逸两种风格并茂的局面。艳蔼之作处于作者追求眼光中的一般层次;高逸之气则属于作者对诗词风格的高层次追求。两种风格均体现了陈森对诗词与人生的解悟。此外,从表现范围观之,《品花宝鉴》中的诗词还外显了作家对淹博意趣的追求,这也是清代文人的一大特色。

孙中山与陈炯明交恶原因辨析

孙中山与陈炯明之间由产生嫌隙到矛盾斗争以至于公开的决裂,经历了一段较长的时间与发展过程,其根本原因在于孙中山统一中国的革命理想与陈炯明割据思想的激烈冲突,决不是因为陈炯明“具有民主思想”而“未必为国民党人以至孙中山所同意”。不顾史实地褒扬陈炯明,贬低孙中山,甚至于将“战乱带来的苦难”和“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均归咎于孙中山,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观点。在谋求祖国统一的过程中,孙中山并非没有“通过合法途径”进行斗争。恰恰相反,他正是从一次次和平努力失败的痛苦经历中,逐渐认识并且坚定地走上了用武力统一中国的道路。

五四运动与民主观念在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变化

1915—1924年新文化运动时期,民主观念与科学观念相伴随,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帜、口号与价值认同。1919年五四运动的发生,对新文化运动发生了强烈而深刻的影响,促使中国人重新思考追求民主、实现民主的道路,进而促使中国人对民主观念的理解和阐释发生了重大变化,由新文化运动初期的对欧美民主政治的单一性理解,转变为新文化运动后期的对民主政治的不同追求。陈独秀对"民主"内涵的新阐释,孙中山对"民权"道路的新探索,胡适力主从"问题"入手实现"民主",梁漱溟强调在儒学基础上认肯"民主",这些都是对民主政治不同追求的有代表性的体现。民主观念的这一变化,具有多方面的合理性,在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上有着积极的值得肯定的意义。

清代文人陈森行实与文学思想考

采玉山人陈森不仅是小说、戏曲家,在当时亦有诗名。他有明确的文学思想,主要反映在诗曲观念上。其文学思想主张是:一、诗歌创作要有独创性,有真性情,诗体必须明确。二、制曲应当注意运用典实,不妨多有骈绮明艳之词。三、谱曲时如果遇到辞、律不协的情形,应在不更动文辞的基础上,择调以就辞,"移宫换羽,两下酌改"。四、度曲讲究依据剧情的变化而变化,务必使文气通畅;严辨清曲、戏曲演唱之别。

陈森交游事迹考述

陈森在晚清文学史中颇为引人注目,但其生平却至今仍有大量存疑。细考陈森生平,按时间顺序及事件主题将其交游情况分别考述如次:《梅花梦》甫成之际的读者暨批评者群体,对陈森早年的创作审美趣味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青年陈森曾在除夕携诗访问寓居北京的同乡陆继辂,并因此互成忘年诗友;中年陈森在失意的孤独旅途中与觉罗.崇恩有过一次美好际会,陈森作于其时的《<枕琴轩诗草>题诗》是他除了传奇、小说之外至今尚存的稀有文献;咸丰七年,王拯以一首追悼诗,既宣告了陈森的离世,也预示着这位不得志的文人终于借助《品花宝鉴》留下了文名。

析孙中山与陈炯明对国家结构形式的不同选择

从理念上看:孙中山主张"以党治国",陈炯明则赞成"联省自治"。从方式上看:孙中山主张"联俄联共扶助农工",陈炯明则主张"粤人治粤"。从手段上看:孙中山主张武力北伐,统一中国,陈炯明则主张通过和平谈判谋求统一。从目标上看:孙中山主张实现"民生主义",陈炯明则力图建设"模范省"。

陈炯明与孙中山国家统一思想比较论

陈炯明曾是孙中山的追随者,但他的政治思想与孙中山颇不相同。在国家统一问题上,陈炯明坚持由地方自治开始,用和平的手段逐步实现国家统一,反对集权于中央或借助于革命政党与领袖;孙中山早期也曾有过和平统一与实行联省自治的设想,但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改而主张通过革命政党与革命领袖的集中统一领导实现国家统一,此后以县自治为基础进行国家建设。二者都主张在中国建立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在政治思想上有殊途同归之处。

“六一六”兵变与广州民众

“六一六”兵变后 ,陈炯明部到处焚杀劫掠 ,孙中山指挥海军炮击广州市区。双方的行为给广州民众带来了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广州民众奔走呼号 ,多方调停。孙、陈双方虽没有拒绝调停 ,但都是利用调停来谋求自己的利益 ,甚至把广州民众的安全作为谈判的筹码要挟对方。可见 ,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 ,民众虽有自己的判断力和愿望 ,但因无权无枪 ,难免软弱无力 ,不能左右事件的进程 ,注定是受害者。但民众在受害的同时 ,其呼声和要求也给当事各方增加了压力 。

论孙中山讨伐陈炯明集团的军事战略

孙中山为讨伐陈炯明集团制定、实施了远交近攻,离间直系、陈氏关系等战略。它们的推行客观上有利于打击陈炯明集团。而其中的广筹资金,构建讨陈联军,确保战略的权威性与科学性是从根本上打击、消灭陈氏集团的战略方针。

“六·一六兵变”前孙陈分歧研究补阙

陈炯明作为民国史上颇有争议的人物,他与孙中山从政见分歧演化到兵变决裂,这其中的是非曲直非常复杂。孙陈二人关系的这种演变,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其中既有个性的因素,也有对诸如北伐之类问题不同政见的因素。

陈炯明、孙中山与广东省宪运动

在联省自治运动中,陈炯明、孙中山与广东省宪运动的命运十分密切。陈炯明主政广东时期,通过省议会,积极推动省宪运动,出台广东省宪法草案,使广东省成为当时最有能力深入推进省区自治的希望之地。但是,围绕着省区自治和国家统一方略,陈炯明与孙中山产生严重分歧,导致广东省宪运动走向消亡。陈炯明与孙中山政治思想的对立,表征着两种中国政治发展模式不可避免的冲突。陈炯明政治主张的最终失败,意味着作为渐进调和的省宪自治运动模式无法回应时代需要,而集权政治模式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早期推进现代化的选择具有历史的合理性。中国政治发展由此实现从联邦主义到中央集权主义的转型。

陈其美与肇和舰起义

“二次革命”失败后 ,陈其美在孙中山的领导下继续举起民主革命的旗帜 ,积极策划反袁活动。 1915年 12月 5日 ,陈其美终于领导了肇和舰起义。他领导的这次起义是反对袁世凯复辟之第一声 ,云南护国起义之先导 。

联治民主制:陈炯明的联邦建国方略

作为中国近代重要的政治人物，陈炯明坚信建立在自治思想基础上的民主政治，赋予自治以人民自治、地方自治、军民分治与权力分治四大内涵。以此为出发点。陈炯明提出了“联乡治区、联区治县、联县治省、联省治国”的联邦建国方略，深刻认识到联邦制与民主政治之间的内在关系，创造性地擘画了联治民主制的宏伟蓝图。这一自下而上的联邦宪政理论，颇与孙中山自上而下的“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理论相龃龉，深刻呈现出中国近代宪政实践的历史命运。

陈独秀主张“国民革命”的缘起和缘由

1922年9月,陈独秀提出了一个用以代替“民主革命”的新口号———“国民革命”。陈独秀此举的重大意义,在于揭开了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的序幕。但他提出“国民革命”的原因及思想根源,至今尚没有深刻的揭示。实际上,陈独秀提出“国民革命”的动因,是为适应国共党内合作的需要。他一方面要解释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合作方式并非与资产阶级合并,另一方面又要把共产国际要求的“民族革命”与孙中山主张的“国民革命”密切结合起来,以便把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引向反帝反封建的民族革命。

明“五岳山人”诗碑、“铜梁山人”诗碑考——兼与张森楷先生商榷

合川钓鱼城忠义祠所藏明代"五岳山人"诗碑、"铜梁山人"诗碑是国家珍贵文物,也是陈文烛、张佳胤蜀中交游的重要见证,更是判断二人行年的重要凭据。从陈、张二人及从游者史修的仕宦经历看,诗碑作于万历三年,而不是张森楷先生推定的万历七年。

论陈济棠的心理改造主张——兼与孙中山的心理建设思想相比较

陈济棠主政广东期间,一直非常强调通过心理改造加强道德建设。此举一方面是为了控制人心,以巩固自己在广东的统治地位;另一方面亦显示出他对当时社会世风日下、道德败坏现状的深沉忧虑,并力图加以改观,为民族复兴奠定良好的民众心理基础。陈济棠当年对社会病态心理的分析和针砭,至今亦仍有值得我们惕厉的内容。本文还将陈济棠的心理改造主张与孙中山的心理建设思想进行了比较,以期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陈氏的心理改造主张。

地方意识与区域政局——以护法运动时期粤军“援闽”之役为例

地方意识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一种独特的政治文化,不仅在宏观历史进程中持续发挥作用,而且在特定时段里对某个区域的政局发展施加巨大影响。护法运动期间粤军"援闽"的故事,便是一个典型案例。1917年孙中山、陈炯明将前广东省长公署20营亲兵改编为援闽粤军,其间广东政坛乃至民众的"拒桂"情绪对此起到一定推动作用。1918年初粤军开拔至惠、潮、梅等地后,由于饷银不充一度惨淡经营。幸而该地区民众因为乡土观念为之输诚,有效缓和了局势,粤军借机在当地获得必要的经费支持。粤军开始攻闽后,福建民众的"自治"诉求悄然改变了闽南局势。在"闽人治闽"口号鼓动下,福建民军配合粤军取得了战役的胜利。各种地方意识在此间释放出的社会、政治能量,和其他因素一道左右了援闽之役前后粤、闽政局的走向。

孙中山、陈独秀对国共合作认识的歧异

国共两党的领导人孙中山与陈独秀对国共合作认识的出发点不同:孙中山试图通过国共合作要共产党人服膺其三民主义,陈独秀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希望借国共合作壮大自己的力量;对国共合作前途的认识也不同:孙中山是要建立以三民主义为基础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陈独秀则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建立苏维埃政权;在国共合作的领导权上,孙中山要中共完全服从国民党的领导,而陈独秀则强调共产党的独立性。歧异形成的主要原因是两党的理论基础差异、现实政治需要不同,以及共产国际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