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lming the Margin of Society——Chengdu through the lens of independent filmmaker Chen Zhong

Regarded as the first independent filmmaker in Sichuan, Chen Zhong madeh is debut movie "Love Poems" in his hometown, soon after receiving his MFA on film from Temple Univers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love story, set in Chengdu, perfectly captures the lifestyle of urban poor in the margins of Chinese society.

“连行诗”命名的合理性研究——以陈东东的《七十二名》(组诗)为中心

不论是中国的古诗词还是自外国传入的现代诗,分行作为显性的外部特征,一直都是构成诗歌的重要条件与标准。陈东东提出“连行诗”的这一概念冲击了大众对于诗歌秩序的认知,将诗歌文体的定义重新聚焦于内容本身。在表现方式上,“连行诗”纠正了诗歌鉴赏对于形式的过分依赖,打破了旧有的分行标准,给予诗歌新的表达自由;在审美层面,“连行诗”纠正了过分私我化的表达趋势,强调日常的主体思索与精神表达,推动了检视原则的变更;在文体本身的定义中,“连行诗”的命名引出了诗歌的独特性与情感内核,缓和了变更引发的焦虑。在各个层面的质疑之下,“连行诗”作为形式本身已具备了诗性的意义。

一座北方文化大宅的“空间诗学”——“午亭山村”图画及题诗研究

“午亭山村”这座文化大宅的建筑历史、风格等问题,学界已有研究,但这座宅邸最重要的主人陈廷敬赋予此空间的人性价值——即“午亭山村”之“空间诗学”还未阐明。其内涵主要借绘画和题画诗道出,包括:诗人与画家在梦想和想象的层面上“体验”着这个空间,他们用微缩的画上“家宅”反照出士人“平天下”理想,并以之象征清初战乱平息、南北统一的政治空间。“午亭山村”之空间诗学展现了较高层次的文化品位。在清代,这类“纸上家宅”的诗画大量涌现,是引导我们诠释古人内心空间、地域意识乃至家国情怀的重要文献。

复与变:陈子昂、张九龄《感遇》组诗比较研究

在咏怀系列脉络中,陈子昂与张九龄均为承上启下的人物。学术界有关陈、张二人的对比研究主要集中于其诗歌内容的阐述上,除了诗歌中的情感抒写以及美学意涵之外,还包括二人思想体系差异的情况,而在“咏怀祖师”阮籍对二人的影响方面未受到太多注意。本文意图将二者的作品放在阮籍咏怀诗脉络之下,探究其在题材、表现手法、结构和内涵方面的异同,以加深对两位诗人及其作品的理解。

王闿运与同光体的诗学取向

在晚清诗坛,同光体继湖湘派后兴起,成为主流诗派。同光体诸巨擘面对湖湘派领袖王闿运和他倡导的汉魏六朝诗,态度各异,映射出其内部不同的诗学取向。陈衍对汉魏六朝诗不甚重视,且在审美取向和诗学目的上与王闿运有很大的分歧,于王闿运坚守六朝攻击甚力,立论过于矫激。沈曾植倡"三关说",由唐宋上溯至六朝,看重晋宋诗包孕的佛学和玄学的精深义理,与王闿运所欣赏的缘情绮靡异趣;在拟古问题上,沈曾植不完全否定"明七子",这与王闿运相近,不过沈曾植要求打通元祐、元和、元嘉三关,和王闿运呆守六朝自是不同。由是,沈曾植对王闿运便略有轻诋。陈三立在创作上的成就高于其他同光诗人,这和他融通六朝与唐宋、诗学上要求"能自树立不因循"密不可分。他早岁从王闿运游,于汉魏六朝诗曾深入涵咏,后虽历三唐而入宋,并不废对王闿运的推重。同光三老之间的上述差异,也显现了同光诗人为建立新的诗学范式而做出的不同努力。

元初陈与义诗风的流衍与江西诗风的转变

元初,陈与义诗风(主要是在江西地区)的流衍情况,是其时诗坛一个颇可值得注意的现象,这是元初江西诗风转变的一个重要体现和重要方面,刘辰翁在其中起了重要的推阐作用。其原因则在于:一方面陈与义"清俊"的诗风容易为江湖诗人接受;另一方面,也容易投世人之所好。这种现象可以看作是宋诗派对唐诗创作特点和创作要素的某种汲取;而从一个更长的历史时段考察,也毋宁说是宋诗派向"宗唐得古"风气过渡的一个重要环节。

论陈邦彦诗歌中的国家情

陈邦彦是明末清初岭南著名的诗人、散文家、民族英雄,"岭南三忠"之首,与黎遂球、邝露并称为"岭南前三家",有"粵中杜甫"之称。他的诗歌表达出强烈的国家之情,有对国土沦丧的忧虑和悲痛,有中兴国家的愿望和建功立业的大志,有对自己不被重用和国家内讧的失望,有为国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耿耿忠心。

陈孚诗歌论

陈孚在有元一代时见高节,为人称颂,在山水诗、咏史诗等领域各有所成。陈孚诗歌意趣丰富,天趣自成,呈现出一种回归唐风的美学努力,展示了元代诗坛的变革路向。但是,陈孚及其诗歌创作长期以来为文学史家所遗忘,实为憾事。

论胡穉《增广笺注简斋诗集》

宋人注宋诗中的胡穉《增广笺注简斋诗集》是现存最早的陈与义别集传本,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该本还是现存诗歌注释中最早使用"笺注"这一名称的著作,对诗歌注释名目的扩展亦有贡献。胡穉采用"知人论世"的解释方法,将陈与义诗编年,并撰有《简斋年谱》,在此基础上考证创作背景与时事今典,从而解释诗意。胡穉还准确地引出陈与义诗中的典故出处,重点探讨陈与义对杜甫、苏轼、陈师道等人诗法的继承和变化,总结了陈与义的诗法渊源。

陈祚明交游及《采菽堂古诗选》编选意图考论

清初陈祚明所编《采菽堂古诗选》体现出折衷七子、竟陵两派的诗学批评特色,在明中期以来出现的各类古诗选本中颇具特色。本文主要考述陈祚明的交游情况及《采菽堂古诗选》的编选意图。认为其诗学倾向与交游有着一定的关系,编选《采菽堂古诗选》则主要出于对当时宗宋派的回应,对格调诗学以汉魏、盛唐诗为典范的视野拓展,及强调古诗编选的辩体眼光、诗史品格与鉴赏批评功能等。

陈子昂《感遇》诗与《庄子》的哲学关联

从"感遇"的释义出发,从客体和由客体所激发的主观情怀两个层面,对陈子昂《感遇》诗38首的内容和艺术进行深入剖析。在这组诗歌中,诗歌意象往往直接沿用哲学概念,这些概念及其哲学旨归与《庄子》有着几乎一致的出处,显示了这组影响与争议巨大的诗歌与《庄子》之间的深刻的哲学关联。陈子昂在感知和感叹天道、世道这样巨大而不可抗拒的对象时,采用的是《庄子》"道观"的方式,从而使得个人及其托身的有限空间与巨大而无限的对象之间产生一种可能的联接,形成强烈的反差,使这组诗歌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庄子》是诗意的哲学,《感遇》是哲学化的诗歌,采用哲学概念充当诗歌意象,其艺术感染力不是来自于文学意象的感性魅力,而是来自于对天道、人生和自我生命的哲学感喟。《庄子》和《感遇》,在许多地方呈现出相当的同质性。

论陈邦彦的“雄直”诗风

陈邦彦是明末清初岭南著名的诗人、散文家、民族英雄,"岭南三忠"之首,与黎遂球、邝露并称为"岭南前三家",有"粵中杜甫"之称。他是岭南诗派的传承者,他的诗歌既继承了岭南诗派一直以来"雄直"的风格,又影响了"岭南三大家"艺术风格的形成。他的诗歌雄壮豪迈,又多运用赋的手法,抒情上多用直抒胸臆的方法,而且往往在诗歌的结尾卒章显志。

论《宋诗精华录》所选东坡诗

苏轼诗歌,既是宋诗之典型,需以一种最大化的方式,来呈现宋诗的精彩;也需以一种最恰当的解释,来说明宋诗的典范。因而,唐宋诗比较的角度,无疑是一个最为适合表现苏诗之精义的解释框架。东坡其人其诗,完全可以成为唐宋比较的标本。文章以陈衍《宋诗精华录》所选东坡诗为典型,从雅兴高致的心灵境界、瘦硬通神的山水写意、世俗人生的静观细省、化解悲哀的慧命双修、理趣成为人生戏剧以及由虚入实的现实世界六个方面,作唐宋比较。既力探石遗的评赏与圈点的幽旨,亦融合学界与个人唐宋诗观,力图发展出一套系统深入的苏诗比较论述。

陈后主、隋炀帝与陈隋诗史的转变

陈隋之际,最值得后人关注的一大诗史现象是艳情与边塞的消长变化。陈后主和隋炀帝先后推波助澜,为诗史的转变发挥了巨大作用。陈后主的艳情诗在艳情的背后蕴含着巨大的悲哀,可称为哀怨宫体诗,它是梁陈艳情诗的绝唱。隋炀帝用艳情旧题描摹山水自然,改变了江左艳情诗的流向。陈后主边塞诗是萧梁宫廷边塞诗的回光返照,宫闱气大幅减少,笔触较前人更显精致。隋炀帝边塞诗剥极将复,上承建安风骨,洗净六朝粉黛,具有豪侠气概和帝王威势。

论陈祚明的诗歌美学思想

陈祚明的诗歌美学思想,散见于《采菽堂古诗选.凡例》及诗歌评点之中。强调以言情为本,推崇清雅之美,崇尚多元审美取向,是其诗歌美学思想的基本特征。虽然陈祚明并没有提出带有质变性的诗学范畴,但是他拓展了传统诗学范畴的理论内涵与外延,表现出融通的批评个性,从而对清代诗学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水浒后传》作者事迹新证

关于《水浒后传》的作者———陈忱的生平事迹历来都存在着一些模糊和错误的认识,现根据《东池诗集》和有关资料,对其进行了澄清和辨正。其实陈忱不仅是“惊隐诗社”的成员,同时还是“东池诗人”中的核心人物,依据《东池诗集.初集叙》可证实陈忱生于明万历乙卯仲春,即公元1615年3月,且自号“默容居士”。另外,《东池诗集》中有陈忱的八首诗为前人所未发现。这些都为研究陈忱的生平事迹和诗歌提供了新的材料。

陈子昂“兴寄”说的实质及其历史地位

千年来人们将陈子昂《修竹篇》诗序概括为"兴寄"说,认为这是一种"借复古以革新"的理论。其实,这段话只能概括为"道弊"说。陈子昂站在"风雅"之道的立场上指斥晋宋齐梁五百年文章"道弊",实质上是用诗歌政治工具否定诗歌的自觉发展,因此,"道弊"说是一种借复古以倒退复辟的理论。作为一种复古理论,陈子昂只是呼应了唐太宗的"怀古"说,生前没有产生影响,在其死后一百多年才由韩愈等人无限拔高奉为教主,并由此而导致唐诗乃至整个古典诗歌的衰亡。

论赋得诗的渊源与流变

赋得诗兴起于梁陈时期,这些诗作多是分题作诗,敷衍成篇。梁代赋得诗巧构形似之言,体现了重赋写的特质。陈代赋得诗以赋咏古人诗句、咏史为主,形成了比较固定的赋得体的诗题形式,这些诗作工于写景、情景交融,艺术技巧和审美特征进一步增强。在唐宋科举制度的影响下,以赋得为题的试贴诗大量出现,其格律对仗要求严苛,作者自由发挥的空间进一步受到限制。随着科举制的废除,赋得诗也随之销声匿迹。

胡怀琛、周作人现代小诗研究之比较

1920年代,以胡怀琛和周作人为代表的现代小诗研究,是新诗诞生以来第一次对传统诗学的认真反思,同时又是对西方诗学的深层次思考。他们的研究既有相同之点,又具相异之处。特别是胡怀琛的小诗研究,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今日看来,它们对于中国现当代诗歌的发展,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