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逐渐放逐的卢梭:以梁启超的认知为中心

有"中国的卢梭"之称的梁启超,对卢梭思想进行了有力宣传。就他对卢梭思想的认知而言,经历了明显的变化过程:在1900年前是全盘颂扬;从1900年至1902年对卢梭思想的推崇较为审慎,其间进行过详尽的学理分析,还表露了些微的异议;自1903年起开始质疑并逐渐走向否定,最终则完全抛弃了卢梭思想。

富营养化对三湖水环境影响及防治探讨

近年来由于水质污染而导致水环境恶化 ,从而使湖泊富营养化日趋严重 ,扰乱了人民的正常生活环境和阻碍了工农业生产发展 ,严重时也影响了社会稳定。为此 ,了解湖泊富营养化现状 ,探讨湖泊富营养化原因是解决湖泊富营养化的关键 ,该文在大量资料收集、整理和总结的基础上 ,对太湖、巢湖、滇池水质污染状况及治理进行了阐述 ,并针对当前污染状况提出治理对策 。

科玄之争的学术回响——胡适、梁启超墨学阐释的异同离合

在清代学术理路和西潮冲击之下,墨子及墨学在清末民初引起知识分子的广泛关注。作为现代学术史上的典范性人物,胡适和梁启超对于墨学的偏爱和阐释可以说具有典范意义,其学术主张存在共同性,同时也存在着差异性。二人都比较重视墨子的《墨辩》部分,以此来发明中国传统学术的"科学精神",但二人对于墨学的理解和阐释也存在根本性差异:一主"智",一重"爱"。以话语分析的视角看,现代性的科学话语和反省现代性的玄学话语构成了胡适和梁启超墨学知识生产的核心要素。可以说,"五四"之后中国思想界对于文化现代化的思索呈现出多岐性,正是对于文化现代性的不同方案导致了胡适和梁启超以及不同学术群体对于传统阐释产生差异。因此,胡适和梁启超关于墨学研究的异同离合可视为近代中国一典型的学术史事件。

论梁启超的美育思想与书法教育实践

梁启超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最像先贤苏东坡的文化名人,与康有为相比也更有现代文化气息。他对文化传播规律、美育教育作用等更加关注,也更为自觉,其以"新民说"为核心的美学美育思想有强烈的使命感和功利性,但他也能顾及文艺的娱乐消闲功能。特别是在面对书法艺术的时候,他对把玩和收藏书法碑帖、挥毫及鉴赏书法作品、讲习与示范书法技巧等都深有体会,并通过言传身教、正面引导,在书法教育实践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既有严整的专题书论,更有大量的碑帖题跋以及书作传世,还参与了书法活动及文人雅集、书法交流等,其间都渗透着他的美育思想,体现了他对书法教育、书法文化创造及传播的关切。梁氏美育思想与书法教育都体现出弃玄秘、求务实、重引导的思维特征,迄今仍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晁补之的辞赋学论略

晁补之是宋代第一位全面研究辞赋学和大规模辑录骚体作品的学者 ,著《重编楚辞》、《续楚辞》、《变离骚》三书。他的研究涉及楚辞篇次、屈子精神、文体辨析、本事考述等方面 ,首开宋代辞赋学风气 ,对朱熹、祝尧等人的辞赋观产生了直接影响。

梁启超社会主义思想探析

梁启超在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和影响。他不仅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而且还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思考。梁启超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有其深刻的思想根源。尽管由于我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发展程度的差异和文化背景不同,梁启超的社会主义思想存在很多认知局限,但他对于中国社会主义问题的许多思考仍具有理论价值,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和研究。

从中韩关系史中谈汉学之东渐

中国乃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文化积层之厚,在东亚地区无出其右。韩国与中国近在咫尺,韩半岛文化受汉学之影响,自然所在多有。远在箕子时代即有"八条之禁",卫氏朝鲜汉朝铁文化的东传,也多处留下明显痕迹,而汉四郡设立所出现之乐浪文化,更是把韩半岛社会进一步带向高度文明。佛教进入中土后,儒、释、道糅合的结果,固然丰富了中国本身学术思想,同样藉中国传入的佛教、道教,也很快为高句丽、新罗、百济所接受。之后白居易之诗、苏东坡的词固为韩国人士所传诵,而程、朱理学更成为韩国君臣是非对错的准绳。即使到了近代,黄遵宪、梁启超的言论,也为韩国迈向开化之南针,所以中韩关系史中,汉学东渐之痕迹,随手可觅。此固由于宋太祖等"覃声教于四方"之作为,而韩国君臣士人仰慕中华文物,也功不可没。因为追求文明与进步,本就是所有人类共有之天性。

论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的确立

梁启超虽然是中国民族主义的启蒙者,但是其自身民族主义思想的确立却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从观念的角度来看,梁启超最初产生的是夷夏有别意识,但他后来却高举起天下主义及黄色种族主义大旗。经过理性的思考,梁启超最终依据西方民族主义理论,确立了团结国内各民族共同抵御帝国主义侵略的"大民族主义"。梁启超的"大民族主义"思想具有高度的思想价值。

1962年前的陈其宽“游”与留白的艺术

东海大学早年规划设计在第一阶段完成后,其建筑语言或多或少受到了外界的质疑,亟待寻求新的可能性。1959年年中张肇康带着伤感的心情离开他苦心经营、投注心、力的东海大学,陈其宽则接受吴德耀校长的邀约创办建筑系。此时贝聿铭已表明除教堂外,不再参与东海大学其他建筑的规划设计事务,因此留在东海大学的陈其宽就有机会展现他个人对建筑的看法,开启了"游"与白墙诗意的第二阶段。从1954年的女生宿舍规划与1956年纸上建筑的青年中心竞图中就已看到陈其宽日后多数作品的创作母题,即"游"与留白。陈其宽从自己钟爱且不受限制的中国现代绘画实践中获取灵感,再转译到建筑,从1959年的校长公馆一路实验到1963年的艺术中心,共5件作品,可算他职业生涯的啼声初试,成果辉煌。文章将集中论述校长公馆、招待所与女白宫,旧建筑系系馆与艺术中心将留待第四篇专栏文章与路思义教堂、双曲抛物面的议题合并讨论。

1959年前的张肇康 乌托邦的寻回与想象的中国性

东海大学规划案是华人当代建筑史里独特且可遇不可求的孤立事件。究其原因,一是业主是中国基督教大学联合董事会,有丰富的教会大学办学经验,又有能力寻求各方捐款支持;二是天时地利,集结了三位当时最杰出且亲炙格罗皮乌斯教诲的建筑师--贝聿铭、陈其宽、张肇康;三是摆脱了可能较为制度化与保守的华人社会,来到边陲之地--台湾。这样的时空背景造就了早年东海大学在前后两阶段的特殊成果。文章对张肇康在第一阶段的实验与特殊贡献深入分析,着重空间布局与建筑语言的参涉来源,以及如何改编与调配来自托马斯·杰弗逊的校园典范及日本传统建筑的语言,最后也试着揭示具民族情怀的知识分子所必然产生的悲剧性,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一直是历史发展的重要轨迹,潜藏在其中的张力也是历史引人入胜之处。

历史演变中的校园现代性从中国十三所教会大学到东海大学

文章试图爬梳中国教会大学在空间规划上的历史演变,特别聚焦在格罗皮乌斯主持的协同建筑师事务所(TAC)主导的华东大学规划案(1946-1948年)及贝聿铭领军的东海大学规划案(1954-1963年)。这两个规划案涉及了如何将现代的观念置入华人校园,传统中国园林与合院又如何与西方最前卫的观念对话。这是一场不容易的战役,看似是在封闭校园里的战役,其实所呈现的观念在任何华人社群的地方都值得参考。因此,我们试着揭示规划设计背后的历史脉络与复杂性,并分析其不断挑战自身的创作手法。

两个“事件”之二 早年东海大学校园的乌托邦

东海大学早期校园规划与设计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重要的建筑实验,其中关键人物为贝聿铭、张肇康、陈其宽等三人,前两位曾就读于哈佛大学建筑研究所,是格罗皮乌斯的学生,陈其宽亦曾在其事务所工作过。东海大学的建筑经验一方面继承了包豪斯现代主义的精神,另一方面也尝试探索中国传统文化再运用的可能性。这三位建筑师中,陈其宽与张肇康的角色最为关键,前者全程参与各阶段的规划与设计,后来创办了东海大学建筑系,对建筑教育也提出不少看法;后者在东海大学校园的第一阶段着力甚深,特别是在细部设计现代性的转化方面。文章尝试从历史的角度厘清台湾这一重要建筑"事件"的发展过程。

论梁启超的学习思想

梁启超学习思想对学习的目的、内容、方法及所需的内外条件都进行了系统深刻的论述,形成了一套被世人标榜的体系,对当今大学生学习有一定的启发。梁启超学习思想的形成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包括政治经济因素以及西学的影响,并受到其生活背景、受教育过程特别是家学的影响、从教经历中经验的积累。梁启超学习思想从其产生根源到内容,都使教育者及受教育者受益匪浅,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其学习思想宝藏有待我们进一步挖掘。

近代知识精英的“国民”话语及其政治维度刻画——以梁启超和陈独秀为例

"国民"话语是启蒙运动的产物,其溯源于近代知识分子对民族国家的诉求。在此过程中,以梁启超和陈独秀为代表的知识精英于批判"国民性"的同时,参照西方的民主制度和民主思想,建构了具有独立人格和权利自由观念的"国民"新意象。"国民"话语本身内在地涵盖了对公民身份的承认,刻画和标识了民众的政治维度,促进了近代以来公民社会的化育和生成。

中国物理教育从无到有并达到国际水平的历程(中)

本文中篇叙述了从辛亥革命到抗战爆发前民国时期中国物理教育发展的历史过程.在此期间一批优秀的大学建立起来,物理教育初具规模,且有很大的发展.大批毕业生出国留学,归来後成为我国物理学界的领军人物.一批物理学家献身于科学救国、实业救国事业,做出很大的努力,甚至牺牲.

论梁启超“豪杰译”与德莱顿“拟译”之异同

清朝末年,"豪杰译"出现并盛行于中国译坛。"豪杰译"与英国翻译家德莱顿提出的"拟译"都主张在翻译时对原作进行一定程度的改写,不同的是作为翻译清末政治小说的主要方法",豪杰译"以其杂糅的文白语体和雄壮激越的气势在近代中国思想启蒙和文化传播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德莱顿的"拟译"则没有在英国产生类似的作用。

全面抗战初期秉志在上海--以秉志致赵元任三封书信为中心

秉志于1938年、1939年分别3次致信赵元任,主张中国应走国富民强的“中庸之道”,鼓励爱国青年走上科学之路,呼吁中国社会各界共同努力发展科学,坚信“黎明之临”终将到来。这3封书信与秉志当时发表的公开论述、研究论文相互印证,表明秉志在战时上海依然坚持生物学研究、组织运作中国科学社以及出版发行《科学》与《科学画报》,从侧面展现了秉志在战时上海的工作情况与精神追求。

中国物理教育从无到有并达到国际水平的历程

本文分为上、中、下3篇。上篇叙述了前清时期从洋务运动、甲午战争、戊戌维新、义和团拳匪之乱、庚子之变、废科举,直到普遍建立新式学堂的历史过程。此阶段我国的物理教育处在萌芽状态。中篇叙述了从辛亥革命到抗战爆发前民国时期中国物理教育发展的历史过程。在此期间一批优秀的大学建立起来,物理教育初具规模,且有很大的发展。大批毕业生出国留学,归来后成为我国物理学界的领军人物。一批物理学家献身于科学救国、实业救国事业,做出很大的努力,甚至牺牲。下篇叙述了抗日战争和战后复员时期的中国物理教育发展。多难兴邦,抗战时期条件极端困苦,却激发出西南联大这朵教育史上的奇葩。中国近代教育,从教育理念到办学体制,从课程设置到图书仪器制备,都是从西方引进的。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完全靠到西方国家留学。截止到20世纪40年代末,一批本土培养的高水平科学家出土了。

试论郗超之《奉法要》

郗超的《奉法要》深入浅出地阐述了由"戒"到"定",由"定"再到"慧"的奉法历程;深刻地阐释了佛法要义,对当时名士对佛教的理解与追随产生了较大影响。

试论梁启超关于道教态度的文化心态

梁启超的关于道教的态度是在西方话语背景之下对道教的判断,他的文化心态是在西方文化殖民的背景之下对待西方宗教话语的被迫接受和对本民族文化认同感的弱化,其目的是回应西方的政治和文化侵略,以说明中国文化的非宗教性或理性特征,其背后的动机是国家主义,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客观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