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年龄偏向性特征检验——基于CHIP和CLDS数据的实证分析

年龄结构和技术背景是影响经济发展的两个重要因素,这两者都会对劳动者的产出效率产生重要的影响。分别采用了CHIP2002、CHIP2007、CLDS2012、CLDS2018四个年份上的横截面数据,对互联网信息技术和年龄产出关系特征进行了纵向对比分析。通过改进的明瑟方程,选定具体的子样本以保证产出效率和工资率的一致性,并对组群效应进行控制。结果表明,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年龄偏向性特征主要发生在2012-2018期间。这表现为劳动者黄金年龄整体前移,老年劳动者相对年轻和中年群体的相对产出效率显著下降。需要制定灵活化的退休年龄标准,还应充分考虑各职业和岗位上的劳动供求关系。

数字普惠金融与居民收入增长研究——基于地级市和CLDS的证据

数字普惠金融依托数字技术提升了居民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为探究其是否促进了居民收入的增长、其对不同层级居民收入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性,将2011~2017年我国285个地级市的统计年鉴数据、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库(CLDS)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进行匹配,采用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无论是宏观还是微观层面,数字普惠金融都促进了居民收入的增长,并且对中低收入群体促进效应更明显,在考虑了内生性及进行了各种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进一步的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促进居民创业来提高收入。研究结论为我国当前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居民收入包容性增长提供了理论依据。

近朱者赤:幸福的传染效应——基于CLDS 2014-2016的实证分析

研究他人幸福感对个体幸福感的影响有助于更加全面地理解和评价公共政策的真实效果,如何有效识别幸福感人际传递的因果关系是分析幸福传染效应的核心问题。文章利用2014年和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以社区为参照单位讨论与检验了人际间的幸福传染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在控制了个人、家庭与社区层面的相关因素后,社区其他人的幸福感对个体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分别以社区其他人的父母教育程度以及受访时间和天气作为工具变量,并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2SLS)的结果依然支持"幸福会传染"的结论。此外,包括指标、样本和方法调整在内的稳健性检验仍显示结果一致可靠。从群体差异来看,幸福的传染效应更加明显地发生于农村、家庭收入较低,以及自身幸福感和社会资本处于中高水平的群体。幸福在人际间传染的主要渠道有两条:一是个体通过捕捉模仿或认知联想他人的情绪与行为来改变其精神健康与社会信任水平,进而影响其幸福状态;二是他人积极的情绪与反馈有助于社会网络的构建与发展,从而通过促进社会互助影响个体的幸福感。幸福传染效应的存在为完善政策与项目的全面评估、加强社会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促进正能量的传播等提供了参考与启示。

竞争策略视角下的社工机构发展路径——基于CGSS(2010)与CLDS(2014)数据的实证研究

社会工作机构的发展始终面临内部的羸弱与外部的激烈竞争,在原始的市场增长与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双重环境下,社工机构对内面临同行的同质性竞争,对外则是更为宏大的资源竞争。CGSS与CLDS调查数据显示,社会工作机构面临社区低覆盖与社会低参与的双重特征。从竞争策略视角出发,在准入门槛偏低、专业水平参差不齐、行政化色彩浓厚的背景下,社会工作机构的行动策略是突出专业特色,进行精准服务,提高社会工作机构在社区的竞争力。

药品食品安全风险感知的社会影响因素——基于CLDS2014数据的实证研究

从药品食品安全风险感知出发,以CLDS2014数据为基础,考察社会分层变量与社会因素是否会影响到药品食品安全风险感知。研究结果显示:首先与其他风险感知相比,药品食品安全风险感知偏高;其次教育、收入对于药品食品安全风险感知具有正效应;一线城市的药品食品安全风险感知更高;社会信任、社区安全性对于药品食品安全风险感知具有负效应。评估药品食品安全风险感知有助于构建药品食品监测预警机制,论文最后针对研究结论提出应对措施。

社会资本促进农民工幸福感的提高——基于CLDS 2016调查数据

在提高城镇化质量、推行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框架中,农民工的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对于社会平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CLDS2016数据,构建多元无序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社会网络、社会信任和社会互助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网络、社会信任和社会互助对农民工幸福感有正向影响,其中社会信任影响程度最大。受教育程度可以提升农民工的生活幸福感,但存在“倒U型”结构;在县内务工对幸福感是正向促进作用,女性的幸福感要显著高于男性。因此提出发展农村义务基础教育,鼓励农民工多参与社区组织的活动,建立良好的邻里关系,拓宽农民工的社会网络,提高员工的社会资本水平等政策建议。

村庄经济状况与村庄社会整合——基于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8)的分析

"农村发展悖论"一直是困扰发展中国家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难题,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这是一个关乎农村社会整合的问题。研究者基于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中个体、家庭和村庄三个层面的数据,从村庄层面出发探讨了村庄经济状况对村庄社会整合的影响。研究发现:村庄经济状况对村庄社会整合的影响是切实存在的,其中,村庄非农收入占比对村庄社会整合具有负向显著影响,但村庄集体工业化与村庄社会整合具有U型关系。鉴于此,研究者不仅提出了村庄脱离农业生产会带来社会整合水平的降低,而且认为"农村发展悖论"是一个值得商榷的论断。换言之,村庄经济发展并不必然会降低村庄社会整合水平。

钟摆式发展:社区专职社会工作者人数及其影响因素--基于CLDS2014与CLDS2016数据的实证研究

从社区专职社会工作者人数规模出发,提出社工钟摆式发展观点,并基于2014年和2016年两期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简称CLDS)数据考察社区专职社会工作者人数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近年来社区专职社会工作者人数无论是总量还是每万人拥有社会工作者人数均有所下降,凸显社区社会工作者人数的钟摆式发展效应。进一步采用泊松分布统计分析可知:一是社会工作者发展地区不均衡性有所缓解;二是社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数量对于社区专职社会工作者人数具有显著正效应,社区经济结构也会影响社区社会工作者专职人数;三是社区主任的任职时间对于社区专职社会工作者人数具有正效应;四是社区治安恶化提高了对社区专职社会工作者人数的需求。据此,建议加大对发展落后地区的支持力度;提高现有社区专职社会工作者的服务质量;增设社会工作岗位;提高社区管理者对社区专职社会工作的认识。

延迟退休年龄政策的社会认同与影响因素——基于CLDS(2014)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4年中国劳动力调查数据(CLDS),考察我国劳动力对于延迟退休年龄政策的认同情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不赞同延迟退休年龄政策的人数是支持延迟退休年龄人数的两倍多;60后、70后与80后对于延迟退休政策社会认同较低;在劳动力就业能力方面,教育变量与职业类型对于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具有显著影响,收入的影响不显著;在社会认知层面,劳动力的生活幸福感与主观地位对于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具有显著影响。因此,建议根据不同年龄采取差异化和更具弹性的延迟退休年龄政策。

我国中等职业教育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研究——基于CLDS 2016的实证分析

教育是提高农村居民收入、促进农村居民生活富裕的重要途径,各地区日益重视对中等职业教育的资金投入,以提高乡村建设水平,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基于2016年CLDS农村劳动力个体问卷数据,依据明瑟收入模型,对中等职业教育影响农民收入的地区差异和结构差异进行回归分析,研究发现我国农村地区教育回报率为2.6%~4.6%,低于近年研究的测算水平;中等职业教育对西部地区农民收入的增效优于中东部地区,甚至中等职业教育对提高西部地区农民经营收入的效果优于高等教育;中等职业教育对农民个人收益的影响效果与其他中等学历教育相比没有明显优势。

我国残疾人主观社会地位及其影响因素——基于CLDS2014数据的实证研究

残疾人主观地位是衡量残疾人健康发展的重要标志,以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4数据为基础,重点考察319名残疾人的主观地位现状与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我国残疾人的主观社会地位偏低,未来上升态势明显;我国残疾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对于主观地位具有直接影响,就业对于残疾人主观社会地位具有明显的拉动作用;生活质量水平与社会支持情况能显著提高残疾人的主观社会地位,残疾人的幸福感与满意度、互助性对于主观社会地位影响显著。从这些结论出发,建议从提高残疾人的生活质量、增加对于残疾人的社会支持、健全残疾人的社会保障体系、落实残疾人就业政策等方面提升残疾人的主观社会地位。

基于CLD模型的风电叶片延寿区间估计

为确定在役风电叶片到达设计寿命后能否延寿继续使用,提出一种基于恒幅寿命图模型的延寿区间计算方法。首先,分析叶片在运行工况下的载荷状况,采用应力-寿命(S-N)曲线分析弯矩作用下的疲劳寿命,进而定义弯矩-寿命(M-N)曲线。根据M-N曲线和CLD模型的映射关系建立延寿估计的CLD模型。基于延寿估计的CLD模型计算待退役叶片已累积的疲劳损伤,并从疲劳损伤估计可持续延寿的时间。最后,以某型叶片为例应用该方法进行延寿区间估计。

贴敷约束阻尼层的螺栓连接板半解析动力学建模及减振分析

在太空环境中太阳翼帆板的振动难以抑制,因此太阳翼帆板的减振研究至关重要。利用双搭接螺栓连接板结构模拟太阳翼帆板的展开状态,研究了通过贴敷约束阻尼层对其进行振动抑制的方法。创建了贴敷“H型”约束阻尼层双搭接螺栓连接板结构的半解析动力学模型,包含:利用层间剪切变形原理,推导了约束阻尼层结构的应力应变关系,用复模量表征黏弹性层的阻尼特性;考虑螺栓的影响区域,提出用复面弹簧单元和修正质量模拟双搭接螺栓结合部的刚度、阻尼和质量特性;引入正交多项式作为位移容许函数,利用拉格朗日方程和Hamilton原理建立了局部贴敷“H型”约束阻尼层的螺栓连接薄板的动力学方程。进行了实例研究,通过组建的试验系统证明了所创建的复合结构半解析模型在求解固有特性及振动响应参数方面的合理性,同时试验及半解析模型计算结果均证明约束阻尼层对双搭接螺栓连接板具有减振效果。最后,基于所创建的半解析模型分析了贴敷面积及约束阻尼层厚度对双搭接螺栓连接板减振效果的影响。

建筑内开窗密封胶条的优化设计

为了建筑内开窗的密封系统设计满足要求,本文通过介绍利用CAE分析软件,对建筑内开窗的密封胶条设计断面形状进行分析验证,通过设计实例内开窗密封胶条结构进行非线性有限元仿真分析,生成CLD曲线图对密封胶条压缩负荷值进行分析,并对密封胶条断面形状进行优化,改变压缩负荷。同时对实际产品进行测试,其实验检测结果和优化仿真结果对比均符合设计要求,证明了该方法可缩短建筑内开窗的密封系统研发周期,提高工作效率。

从土葬迈向火葬:农村安葬方式取向及其影响因素——基于CLDS2016数据的实证研究

当前我国农村安葬方式正在发生显著变化。基于CLDS2016年村居调查问卷,研究发现,我国农村安葬方式呈现出"土葬"消"火葬"长的趋势,从三类安葬方式出发,考察我国农村安葬方式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显示,人地矛盾是推动农村选择火葬的重要动力,经济发展削弱了土葬的可能性,农村宗族力量有助于农村选择火葬方式,而封山育林政策提高了农村选择火葬的可能性。作为介于土葬与火葬之间的将骨灰盒装入棺材安葬的火葬与土葬在影响因素上并无显著差别。据此建议,发展农村经济与政策治理是实现农村安葬方式从土葬迈向火葬的重要路径。

村庄组织化程度可否促进工商资本嵌入?

工商资本下乡是解决农村资金短缺的有效措施。然而,当前资本无法与村庄深度融合,村庄自有的内部组织成为搭建嵌入平台的良好选择。采用CLDS2016村庄层面的问卷数据,借助熵权法从村庄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两方面构建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利用OLS回归模型和交互项模型,从生产和生活角度入手,对村庄组织化程度能否促进工商资本嵌入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村庄组织化程度对于资本的生产性和生活化嵌入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村庄组织化程度每提高1%,资本的生产性嵌入增加6.51%,生活化嵌入增长1.79%。(2)对于不同区域、地形和耕地占比的村庄,组织化程度带来的促进作用具有异质性。(3)工商资本的生活化嵌入主要依赖于村庄正式组织推动,非正式组织则是助力资本生产性嵌入的关键。(4)经济利益联结和产业基础都与村庄组织化程度存在协同效应,但人际关系和中间组织不具有调节作用。建议加强村民主体地位,注重村庄禀赋差异,促进中间组织发展,构建利益联结机制,以提高村庄的组织化程度。

经济地位、主观社会地位与居民自感健康

本文采用2012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首次全面调查数据,从经济地位和主观社会地位角度出发,并依次控制人际关系及情感因素、人口学特征和自然因素与特殊嗜好因素,系统考察其对我国居民自感健康的影响。结果发现,代表较高经济收入的社会经济地位因素对居民自感健康有积极影响;控制客观经济地位因素后,主观社会地位对各年龄层的居民自感健康的影响依然相当显著,当前社会等级和预期未来高的社会等级都能显著提高居民自感健康水平。

村庄组织化程度与农地经营权流转——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利用CLDS2017村庄以及家庭层面的问卷调查数据揭示村庄组织化程度如何影响农地流转率,从而为地方政府从村庄层面有针对性地推动农地流转提供决策参考。研究结果表明:村庄的组织化程度显著影响农地流转。具体而言,组织化程度每提升1%,农地流转率增加2.53%,家庭层面的微观证据也支持这一结论。在异质性影响上,组织化程度对山区农地流转的作用高于丘陵地带,对中西部地区的作用高于东部地区。机制分析的结果表明:村庄正式组织的组织化程度更为关键,农业专业合作社是村庄组织化程度作用于农地流转的重要渠道。研究启示:针对性地提升村庄的组织化程度,尤其是正式组织的组织化程度,以此建构起村委与村民以及村民之间良性的信任合作机制,因村制宜地落实农地流转的政策意图;充分发挥农业专业合作社对农地流转的促进作用,扩大合作社的覆盖面。

村庄人口差异与村庄社会整合——基于2014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的分析

人口流动与社会整合的关系是一个经典性话题,但就农村社会整合而言,随着人口大流动时代的到来,相关理论解释不仅存在一定的局限而且需要做进一步的延伸。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2014年数据,从村庄人口差异出发探讨了其对村庄社会整合的影响。研究发现:村庄人口差异对村庄社会整合的影响是切实存在的,但不同的测量指标对村庄社会整合的各个维度具有不同的影响。因此,人口流动本身并不会直接影响村庄社会整合,其带来的村庄人口差异才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基于上述,提出了人口流动背景下提升村庄社会整合的几个思路或方向,即:立足于村庄人口差异、重建村庄公共性和创新村庄社会整合机制,并在最后进行了研究反思和研究展望。

互联网普及促进了农村经济转型吗?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评价互联网普及的经济转型效应对农村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鉴于此,本文对中国互联网普及的制度背景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利用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集中的农村家庭数据和城市层面的互联网普及数据,采用省份固定效应模型,经验分析了互联网普及对农村经济转型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互联网普及能够促进农村经济转型,具体表现为提高农户农业劳动生产率、促进农户非农参与以及增加农户非农收入。采用工具变量两阶段估计、替换解释变量、替换被解释变量和使用其他微观数据集进行稳健性检验,均显示上述结论稳健可靠。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高平均受教育程度的家庭、高硬化路面占比、存在非农业经济的村庄以及高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城市,互联网普及对农村经济转型的促进效应更强。此外,机制分析表明,互联网普及主要通过增强信息能力、拓展社会资本和降低风险厌恶程度三种渠道来促进农村经济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