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界与弹性: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的制度逻辑

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需要强化制度层面的认知与执行的双向路径,这正好切合于新制度主义理论关于制度研究主要关注的两个维度,一是属认知的制度分析、二是属实践的制度变迁。故此,在新制度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需要依循制度“认知-执行”双向路径对应的“边界-弹性”的双层逻辑框架。认知层上,通过制度分析的相关理论分析,发现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的制度认知要基于边界逻辑,即执行主体要理清制度价值层面的“多元”价值边界、主体层面的“规范”权责边界、技术层面的“有限”技术边界,以塑造对制度的理性认知;实践层上,通过制度变迁的相关理论分析,发现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的制度执行要基于弹性逻辑,即在制度执行前秉持弹性理念、执行中开展弹性实践以及执行后进行弹性评价,以促使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充分落地。

双重制度视角下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影响悖论的新解与验证

本文利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8—2020年的样本数据实证考察了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并基于双重视角,即企业外部非正式制度层面的政治关联和内部正式制度层面的股权激励,探讨其对政府补贴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1)适度的政府补贴有助于促进企业研发投入,即政府补贴对研发投入会产生倒U型影响;(2)政治关联会负向调节政府补贴与研发投入之间的倒U型关系;(3)股权激励与政府补贴之间具有互补作用,不仅能抵消过度补贴可能带来的抑制效应,还能进一步增强补贴初期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激励效应,将两者的倒U型关系转变为正向线性关系。此外,内生性问题分析结果表明上述结论具有稳健性。该研究结论有助于我国政府合理制定补贴政策,为企业科学使用政府补贴以促进研发活动提供有益启示。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及其实践--与西方政党制度的多维度比较

政党及其构成的政党结构关系联结着国家与社会,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政党制度。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既植根中国土壤、彰显中国智慧,又积极借鉴和吸收人类政治文明优秀成果而创造出的新的政党政治模式,在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显示出独特优势和强大生命力。通过对中西方政党制度中的政党与政党、政党与社会、政党与政权(国家)三重关系的比较分析,可以深入挖掘两者的同质性构成和异质性基础,从而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优势和实践模式作出学理阐释,更好地将其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军队制度审计:一个理论框架

正确地认知军队制度审计的各个基础性问题,是科学地建构军队制度审计制度的基础。文章以经典审计理论为基础,分析军队制度审计的各个基础性问题,提出一个军队制度审计的理论框架。文章分析的军队制度审计基础性问题包括:军队制度审计本质、军队制度审计需求、军队制度审计客体、军队制度审计主体、军队制度审计内容、军队制度审计目标、军队制度审计方法、军队制度审计结果及其运用。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国家荣誉制度的法治逻辑与价值意蕴

国家荣誉制度是一项重要的宪法制度,是宪法规定的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荣誉制度是在社会发展历程中生成和发展起来的制度安排,不仅是表达国家意志的重要手段,也是引导和激励社会成员积极投身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方法,更是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工具,因而国家荣誉制度具有政治性、权威性、规范性、引导性等重要特征。现代社会中的国家荣誉制度是一个多层次、宽领域的制度规范体系,其以法治为基础,通过特定的生成逻辑和所体现的价值意蕴实现了对国家核心价值观的弘扬和国家认同的建构。推进国家荣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使其更加符合国情和实践需要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围绕“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的重要部署安排,国家荣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需要坚持宪法精神,以构建国家荣誉制度法律体系为重点,推进国家荣誉的评选、授予、管理的法治化,从而更好地发挥其精神引领和典型示范作用。

中国民办高等教育制度何以变迁——一个多元动力的分析框架

通过对中国民办高等教育制度演变脉络的审视,可以发现整体性分析制度变迁动力是正确把握民办高等教育制度发展的关键所在。从历史制度主义理论出发,提炼出环境与观念、法治与权力结构、关键节点与行动者、制度稳定与变革循环等主要因素,以建构中国民办高等教育制度变迁的多元动力分析框架,由此发现:环境与理念变化综合性驱动制度变迁,宏观法制与权力结构变化主导性驱动制度变迁,历史关键节点及行动者选择变化加速性驱动制度变迁,制度稳定与变革变化则循环性驱动制度变迁;在不同历史阶段,各动力变量遵循各自的制度逻辑展开互动,共同推动中国民办高等教育制度变迁。

新时代我国高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与实践

进入新时代,党中央对考试招生制度改革进行顶层设计和重大部署。针对存在的突出问题,国家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以制度建设为核心,坚持育人为本,着力完善规则,强化综合改革,努力构建适应新时代要求的考试招生制度体系,积极稳妥推动高考改革。十年来,在促进学生健康发展、科学选拔各类人才和维护社会公平等方面取得重要成果,积累了宝贵经验。面对新形势、新挑战,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依然任重道远。今后一段时期,要坚定改革方向,保持改革韧劲,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努力构建与教育强国和教育现代化相适应的现代教育考试招生制度。

制度视角下全面从严治党的体系、逻辑与效能

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战略部署。制度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不仅贯穿始终,而且具有基础性和根本性。从制度视角分析,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中,由结构与功能不同的各项制度组成的全面从严治党制度体系,蕴含着全面从严治党所内含的体现在价值、规范与执行三个维度上的制度逻辑,其效能在于实现了党的价值原则与政治实践的有机统一,构建起以党的长期执政为核心的国家秩序,并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内在驱动力。

“枫桥经验”预防性法律制度建设的实践及其成效

宪法、法律在基层社会的实施,高质量的社会规范不可或缺。从多维视角、立足社会治理的“枫桥经验”预防性法律制度建设,既体现问题导向,又服务基层社会治理,追求良法善治的目标,取得了显著成效。“枫桥经验”预防性法律制度主要包括实行综合治理、追求公正效果、健全制度体系、就地化解纠纷,采取预防措施、坚持效果导向、建立预防机制、彰显预防效果,推动制度进步和完善。依法限缩公权力边界,实现基层社会治理方式规范化、治理手段柔性化、治理机制长效化,彰显了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优势。

制度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要素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人民为主体和中心的现代化,是进一步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本质和优势的现代化,其关键在于制度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赋予制度现代化以鲜明特质和突出优势:坚持人民至上,彰显党性与人民性的有机统一;坚持自信自立,彰显改革性与定型化的有机统一;坚持守正创新,彰显传承性与时代性的有机统一。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要素,对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不断推进制度现代化提出了更高要求。围绕中国式现代化核心要素,深入推进制度现代化要着力解决的关键问题是:进一步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确保党始终走在现代化前列;进一步完善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确保人民当家作主;进一步完善政府治理制度体系,确保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完善社会治理制度体系,确保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制度安排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现实需要,也是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然而,数据产权、交易、分配和治理制度不健全、核心技术存在短板、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脱节、寡头垄断平台“一家独大”、数字基础设施供求不匹配、数字鸿沟较大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带来了现实挑战。数据要素制度、数字技术制度、数字产业制度、数字平台制度、数字基础设施制度可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提供关键内核、强劲动能、生态体系、中介载体和坚实底座。因此,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走向深度融合需要加强相关的制度安排,未来应完善以“数据二十条”为核心的数据要素制度、“卡脖子”技术攻关制度、数字产业融合制度、数字平台治理制度、数字基础设施共投共建共享制度和数字鸿沟弥合制度。

扩大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的运行机理、现实风险和实施路径

扩大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是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结合数字科技产业发展与中国积极加入CPTPP、DEPA的趋势要求,以国际高标准规则和中国金融开放的问题为导向,厘清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的瓶颈和基于RTA规则的差距,从金融服务业务、金融市场和资本账户等领域分析扩大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的运行机理和现实风险,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有序扩大的长中短期目标、实施路径、战略规划和方案设计。文章的研究为中国克服金融开放瓶颈,推进“金融深化”,建设金融强国,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的自主性开放型金融理论知识体系提供有益贡献。

以制度型开放助推新质生产力发展:理论机制与政策建议

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通过制度型开放推动中国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标准的市场体系,是形成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重要途径。文章首先介绍了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及其提出的历史逻辑,然后分析了当前制度型开放的具体表现和中国的实践成效。在此基础上,揭示了制度型开放主要通过吸引和聚集全球高端生产资源、畅通和强化技术创新激励机制、参与并引领数字经贸规则制定、发挥市场优化配置资源的作用,以及提升生产性服务业的竞争力等途径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最后,对如何加快推进制度型开放,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目标:建立健全中国式现代财政制度

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已经在紧锣密鼓地推进。本文拟在理解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基础上,围绕财政管理体制、税制和预算制度三个方面阐述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目标。总体来看,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健全中国式现代财政制度。具体来看,建立健全中国式现代财政制度包括建立健全中国式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建立健全中国式现代税制和建立健全中国式现代预算制度。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应该能够较好地落实“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的定位要求,推动中国式现代财政制度的建立健全。

“制度—生活”视角下传统村落保护制度实践与调适——以苏州为例

在社会大转型时期,传统村落空间日益脱嵌于现代生活的需求,保护与发展之间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已转化为保护制度与日常生活之间的矛盾。基于“制度—生活”分析框架,以苏州为例,从微观动态的视角分析传统村落保护制度的实践及效果,并尝试揭示保护制度调适的内在逻辑。研究认为,由于保护制度的初始设计存在“权力和责任不对等”“权利和义务不对等”等问题,保护制度实践引发了多重生活困境,从而导致村民的不满。与此同时,基层组织对制度的选择性执行,造成保护制度执行力弱化。基于保护制度实践的反馈,制度制定者基于“责任上移,权利下移”,将日常生活的合理诉求纳入保护制度建设及其修订中,既推动制度与生活的趋同,又提升了保护制度的实施效果。

制度与过程:全过程人民民主视域下的党政关系

政党是民主实践的主导力量,中国共产党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的领导核心。如何处理好党政关系是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理顺各类政治参与主体之间关系的关键性问题。对党政关系的分析需要从制度和过程的分析范式切入,运用总体性的观点对全过程人民民主下新型党政关系的构建及其制度优势进行理论剖析和阐述,并在此基础上阐明全过程人民民主下新型党政关系的发展趋势和最新特点。全过程人民民主下的党政关系既是国家政治体制的核心要素,也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制度安排,在拥有独特的制度优势的同时,还是中国共产党的治理经验对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重要贡献。

城市新移民文化认同的制度影响及建构策略

城市制度是新移民融入城市必须面对的客观环境,也是城市新移民文化认同建构不可回避的因素。经过调查发现,制度体系、制度体验、制度成效及制度对新移民权益保障程度等因素对城市新移民文化认同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城市制度的作用机制表明,加强城市制度体系的系统性、科学性建设以完善制度体系,强化制度执行意识、保障制度执行资源、遵循制度执行机制以提升制度效力,完善文化产品供给机制、文化参与引导机制、文化创造促进机制以保障新移民文化权益等,是推进城市新移民文化认同建构的有效路径。

从产假到育儿假:生育假制度的革新路径与法律续造

生育假制度随生育政策变迁多呈现互动式、渐进式调整,我国生育政策由限制生育转向鼓励生育,生育假制度革新应与生育政策同频共振。当前,生育假制度由职工福利向法定权利过渡,其革新历程更侧重于生育假类型的扩容,忽视了生育假制度规范零散、生育成本分担机制失衡、保障范围局限等问题。为回应我国“生育主导型”人口负增长态势,构建有效提高公民生育意愿的生育假制度体系,须在保障公民平等就业权、实现生育假成本共担机制的前提下,基于“基础-发展-未来”的层级逻辑展开生育假制度的法律续造。补足生育假制度革新短板,明确系统化制度构架、社会化成本分担机制及硬法软法协同化法治保障的具体措施,以期实现家庭及社会领域下生育权利与义务的平等,稳步提升国家总和生育率。

环境风险治理的制度化与“制度化自反”

制度化是环境风险治理的有效路径,但制度化也会因为“制度化自反”而成为新的环境风险源。环境风险治理制度化体现在认知理性化、行为规范化和组织系统化等方面,获得了科学认知并开展有序的治理行动。但面对高度复杂性和高速流动性的环境风险时,制度化路径失效了,反而在应用中出现制度化的自反,制度化的路径成了新的环境风险的根源。环境风险治理中制度化自反表现为:风险认知理性化引发风险认知偏见,参与程式化带来民主形式化,组织规范运行却出现异化。总体来看,环境风险治理需要从制度主义转向行动主义,在行动主义框架下消除制度化的自反。具体来说,需要确立合作行动的治理理念,健全风险治理规则,构建合作行动组织体系,优化技术治理工具。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国家治理本质特征和比较优势

现代政党制度旨在通过规范权力分配、整合社会利益、建构国家认同、输送人才和监督权力来服务国家治理。但西方竞争型政党制度在一些实践中发生了对治理本位的偏移,体现在政府权威性式微、利益集团垄断权力、共同体意识淡化、民主赤字困境等方面。在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包括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践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这一制度彰显国家治理本质特征,以超大规模国家治理为目的、以现代化治理能力为核心、以人民整体利益为基础、以凝聚共识为需要、以民主监督为重点,成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制度保障,为人类政治文明提供重要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