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Great Victory of Marxism in China

1921年，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人民历史命运的重大事件。建党90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断在实践创新进程中推进理论创新，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伟大胜利，这是中国人民唯一历史选择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伟大胜利。历史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必须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归根到底是党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的三重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归根到底是两个行”这一重要论断。把握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既要认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又要把握基于中国实际实现历史性巨变的规律和道理,以及根据中国实践提炼升华的真理和理论。在探索理论的交织网络、历史的深远脉络以及实践经验的丰富土壤的过程中,揭示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深刻洞见,多维度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内在规律,有助于深入理解并准确把握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在哪里,并从中真正体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精髓。

从自主到自信:历史逻辑下的中国式现代化探索

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可以概括为百年来党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现实践飞跃的辉煌历史进程。百年征程中,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的认识,既动态体现了不同时期国内外形势的中外历史特征,又科学指引了现代化实践的发展。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以独立自主为基石,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坚持主权平等原则,积极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从立足国情、把握特色到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的理论挖掘与行动践行,充分体现了历史主动精神,生动诠释了一个大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自主自立到自信自强的伟大飞跃。

中国共产党“本领意识”的历史演进、主要源泉和强化举措

基于“忧患意识”“问题意识”基础上的“本领意识”是推动中国共产党不断实现自我革命、自我完善的强大动力。百年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集体基于不同的历史条件及其历史任务,对党当时所面临的问题进行了深度概括,并相应地提出了针对性解决措施。纵观历史,可以发现,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本领意识”产生、发展和解决的重要主题。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起点、主要内涵与使命追求

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化经历了前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对现代化进程产生重要影响的历史事件或时间节点。这造成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历史起点的争议,而历史起点的确认对理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内涵与使命有着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后,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任务,开启了社会主义性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但它需要解决洋务运动与辛亥革命提出的现代化命题和遗留的现代化任务。这种历史任务的承接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接续发展,不断丰富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内涵,形成了一条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实现共同富裕、兼具现代化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抗拒外来压力与对外开放相结合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道路内涵的不断丰富,表明的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承载的历史使命与中国人民的现代化追求在不断拓展,一方面是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另一方面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内涵与使命在本质上是写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对人类社会前途命运作出最大贡献。

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三重向度——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视角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开辟了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新境界,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领域。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社会理想、内在特质、哲学基础、价值导向等方面所具有的相通相融性为二者的结合奠定了基础。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动二者结合对于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开拓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以及拓展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为此,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历史主动的精神自觉、守正创新的原则遵循、互学互鉴的实践导向,不断汲取真理和智慧的力量,走好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之路。

理解“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的三重向度

“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蕴含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发展之间的内在逻辑。马克思主义是具体地发展着的科学理论,是历史和时代的产物,这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必然性。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行”在它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守正创新,弥合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时空距”,锻造了走在时代前列的中国共产党,而且与国家发展和时代演进产生良性互动。面对新时代新阶段党的中心任务,全党必须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坚持马克思主义“一元指导”、有力推动“两个结合”、合理吸收外来文化、深入贯彻“六个必须坚持”,从而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并为完成这一中心任务构筑坚实的理论支撑。

中国共产党把握历史主动的六个向度

把握历史主动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是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的问题。在百余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把握历史主动主要体现在六个向度上,即主动把握历史发展规律、主动选择发展道路、主动抓住发展动力、主动总结经验教训、主动坚持理论自觉、主动增强历史担当。历史已经证明,只有把握住这六个向度的历史主动,中国共产党才能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才能保证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伟大事业不断取得胜利,才能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共产党在安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宣传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安源工人运动期间,通过教材、演讲、歌谣、戏剧等宣传形式将晦涩难懂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符合劳工群体认知水平的话语。在毛泽东、李立三、刘少奇等领导人的重视与躬行下,契合广大工人的文化水平以易于革命理念传播,采取灵活宣传策略以减少阻力,在促进本地教育事业的发展、提高团体意识感、增加集体记忆、加速群体身份认同以及开启工人智慧等方面都取得了不少的成就。但是,也存在教员不足、教材短缺、工人疲惫等问题。中共在安源对工人阶级宣传动员的开拓,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开启,积累了宝贵经验。

网络党建平台建设的思考

网络的快速发展和广泛运用,在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提供新平台、新机遇的同时,也给执政党建设带来了新风险、新挑战。建设一批紧跟时代、贴近实际、针对性强的网络党建平台,对于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具有重要意义。网络党建平台建设需准确处理好一元化与多样性、先进性与群众性、大众化与化大众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看家本领”的逻辑必然

百年探索史、奋斗史深刻昭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习近平总书记倡导中国共产党人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看家本领",其背后蕴含历史、现实与理论的深刻逻辑必然性:它既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光辉传统予以承继的历史必然;也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哲学思维有效化解改革发展问题的现实必然;还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透视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前提与方法论意义,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持久的指导作用以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必然。

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议。这次会议强调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性,首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论断,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要求。这次会议之所以能够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论断和基本要求,是有着深刻原因的。这次会议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论断和基本要求,在党的历史上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

中国共产党民生为本理念刍议

重民生者得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中国共产党民生为本的价值理念凝聚着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的具体体现。民生为本是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也是永葆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色的关键所在。

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的理论基础、时代逻辑与实践路径

政治建设是政党为了保持自身政治属性而进行的一系列建设活动。政治建设在党的建设中起着根本性作用,统领其他建设,是党的建设的“灵魂”和“根基”。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发展与创新,也是对社会主义建设现实逻辑的回应与把握,更是对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总结与深化。具体来讲,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回答了“什么是”党的政治建设,新时代在现实上回答了“为什么”要进行党的政治建设,全面从严治党在实践上回答了“如何”进行党的政治建设。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提出的三个问题——与黄少群、匡胜两先生商榷

在毛泽东1938年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之前两年内,新启蒙运动学者、延安文化人、共产党理论家对文化运动的民族化以及马列主义中国化、具体化问题多有论述,但大多是从某个局部提出问题的。从该命题提出的场合、立论的高度以及所产生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来看,可以认定毛泽东是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第一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发展的必然,是中国革命运动的必然,是＂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发展的必然,也是毛泽东个人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的必然。把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看作是压制王明和党内留苏势力的＂花招＂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该命题的提出有着不可忽视的国际背景,共产国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及其后续演变有着重要的影响。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途径和特征

延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途径具有十分明显的历史特征。主要体现为:以学术中国化为先声;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理论前提;以马克思主义的广泛宣传和深化教育为重要形式。考察和分析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途径和特征,是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经验的必然要求。

中国知识界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论争——以20世纪30-40年代为中心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一个与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高度耦合的命题,同时也是一个具有深刻思想文化背景的命题。在其提出之初,中国知识界就对此命题的内涵、合理性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热烈的争论。经过争论,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直接、明确地回应了各种质疑,辨析了各类认识误区,证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性和正当性,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在学理上得到进一步完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再探析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如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之下重要的二级学科已有十年,但作为这一专业领域研究的前提性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在学界仍然存在不同的解读。分析研究党的历代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认识,梳理并评析学界已有观点,并从理论与实践、普遍与特殊、主体与客体、内容与形式四对范畴入手整体性地厘清其科学内涵,从而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这一学科的发展提供学理支撑。

论1919-1927年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

从意识形态宣传的视域来看,相较于1919年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入、传播,1919-1922年这一期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属于真正的宣传阶段,而1922-1927年中国共产党人则侧重于解决"如何结合中国实际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为以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提供了有益的经验积淀。

新中国成立初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述评

新中国成立初期是中国共产党在各个领域进行除旧布新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既是巩固和确立党的执政地位的根本需要,也是新政权引领和推动社会发展以及进行思想改造和凝聚力量的现实需要。目前,学界对新中国成立初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研究主要是从整体上进行的,包括必要性、路径与举措、历史经验和启示、成效等内容。这些研究虽然取得了积极成效,但还有待于在整体研究基础上合理选取不同研究视角,加强与党在其他历史时期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对比分析,深入挖掘有关史料,增强研究说服力,并进一步严密研究逻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