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社会之外:城市“两新”组织聚集区社会治理的困境及其超越——以上海陆家嘴金融城为例

新时代"两新"组织聚集区的社会治理存在着个体化的公共参与困境、异质化的组织嵌入困境和技术化的制度转型困境。以"两新"组织聚集区--上海陆家嘴金融城创新社会治理为例,从治理模式、治理方式、治理场域等视角,分析"国家-社会"二分法之外以党建引领的社会治理的独特机制,可以进一步揭示这种独特机制背后所蕴含的公共性价值和实现路径。

以人民为中心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模式

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铸就当代中国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的国家治理模式,使其既具备现代国家治理的一般特征,又在制度属性和价值导向上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是当前面临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本文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模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家治理模式,它是现代国家治理模式在中国的创新与发展。这一模式的核心特征和本质属性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其内在逻辑和运行机理是以人民为导向,通过发挥中国共产党在整个国家治理体系中统领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形塑支撑经济发展、满足需要、提升人民幸福的整体性制度结构和社会经济运行体系。新时代要进一步完善和优化以人民为中心的制度安排,构建“党-政府-市场-社会”四元一体良性互动的现代国家治理模式,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文化领导力: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维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要"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实质上就是指党要适应形势和任务的变化,以与时俱进的态度认识和实现思想领导。从广义的角度理解和看待思想领导,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执政党治国理政的实践条件下,可以理解为文化领导。当前,包括意识形态工作在内的整个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加强和改进,实际上就是在确保领导权的前提下,如何不断增强文化领导力的问题。

试论中国共产党在转型期农村基层自治发展中的政治功能

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乡村生活的巨大变化,乡土利益的重新配置以及乡村社会分层化、利益多元化、生活方式多样化促使农村经济社会的转型,基层自治作为农村基层治理模式和乡村民主政治制度日益呈现出新的态势和特点。基层自治作为党领导人民在基层扩大民主、实现民主管理而构建起的基本政治结构,它应当适应农村市场化的变革和转型,在转型期继续坚持和完善党对基层自治的领导,充分发挥新时期党对基层自治发展的促进功能和引导功能,通过党对基层自治的持续主导和积极推动,通过制度化的优势来保障基层农民的民主选举权和自治管理权。

社会治理制度效能提升的三个着力点

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其显著优势在于坚持党的领导和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统一。作为中国特色社会治理制度体系中的三个关键要素,党的领导、民主协商和科技支撑是将这种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主要着力点。应以基层党建为抓手,不断提升党在社会治理中的政治领导力、思想领导力与组织领导力;以协商机制建设为突破口,切实发挥社会治理中民主协商的整合作用;以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为原则,落实科技对社会治理的支撑作用。这些举措在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同时,也将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治理制度走向更加成熟和定型。

“党领共责”与有效农村养老服务的主体关系:基于县、村两级书记访谈的定性比较分析

围绕有效农村养老服务中的政府责任,基于全国30位县级党委书记和78位村党组织书记的访谈材料,采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csQCA)方法,探讨各主体相互关系。区别于西方福利治理的分权和水平互动,我国有效农村养老服务呈现“党领共责”特征。研究显示:在县、村两级书记案例中,党建引领和邻里互助分别是唯一的单因素必要条件,由此形成党领协同、多元共责、兜底互助3个养老服务类型;两级书记都高度认可行政兜底的作用,各主体关系呈现党建引领的放大效应以及政府责任的基础效应;各地区组态存在一定异质性,东部的社会参与、中西部的邻里互助、东北地区的子女赡养分别发挥独特作用。农村养老服务体系要进一步完善顶层协同和基层互助,从而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保障体系。

自我解压:居委会整合社区群众活动团队的组织逻辑——对上海部分街镇的调查

上海等长三角城市的社区群众活动团体发展迅速,成为社区治理不可或缺的参与者。整合社区群众活动团队以增强自己的力量是居委会的重要选择,这种整合有四种策略,即依托党组织的组织整合、寓管理于服务中的服务吸纳、规范群众活动团队的运作过程以及对人情与面子的运用。社区居委会整合群众活动团队的组织条件在于:第一,社区居委会的资源匮乏是其内在动力;第二,群众活动团队的发展及其双重特性提出了整合的必要性;第三,社区群众活动团队对居委会的资源依赖为整合提供了可能性。居委会整合群众活动团队的行动有几个方面的意涵:社区居委会作为中国压力型体制下的一种组织现象,向下进行压力转移不仅是各级地方政府的常见做法,也是面临多重压力的社区居委会的经常性选择;对群众活动团队的整合延伸了社区居委会的行动触角,有助于社区居委会缓解行政化和社会化/自治性之间的张力;社区建设和社区治理中需要更加重视老年群体的功能,老年群体是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重要主体;作为理性主体的社区居委会并不必然只追求自己的狭隘利益。

党建统领:社会治理的一个分析框架——以衢州为例

中国特色的政党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决定了党在三者关系中的主导地位,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必须坚持党建统领,这是符合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要求的。党建统领是指党对一切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党建统领社会治理包括强大的政党、总体性社会、整体性治理和科学的统领机制等四个构成要件,按照从政党的政治功能到治理功能提升的逻辑运行。浙江衢州开展"党建治理大花园"活动基本逻辑是:把基层党建融入乡村振兴的各项工作之中,充分发挥党建引领功能,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优势,把治理优势集中在大花园建设之中。实践证明,"党建治理大花园"活动与党建统领社会治理具有高度的逻辑契合性,把党的建设、社会治理与乡村振兴融合在一起,深化了对社会运行规律和治理规律的认识,提升了社会治理效能。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中国制度”解析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既是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一个世纪难题,又是中国共产党向全国人民和历史作出的一项庄严承诺。这一世纪难题和庄严承诺即将在2020年被正式破解和兑现,其根本原因在于具有显著优势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支撑和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具有无穷魅力,是因为这一制度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深刻的理论逻辑和生动的实践逻辑。而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一根本领导制度以及效能转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支撑和保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根本依据。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实现后,必须进一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提供更加完善、定型的制度保障。

全面从严治党是确保党的领导核心地位的重要法宝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所领导事业的成功和党的自身建设特别是党从严建党管党治党密不可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决贯彻落实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切实提高党内政治生活质量，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