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探九一八事变后联共(布)、共产国际的对策及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

1931年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立即引起了联共(布)中央、共产国际高层的高度关注并研究作出对策。联共(布)、共产国际的对策有正确的一面,如谴责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揭露其侵略野心,号召各国党支持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抨击英、法操纵的国际联盟纵容日本侵略中国的行径,指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勾结与矛盾;揭露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等等。但是,联共(布)、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形势估计过高,忽略民族矛盾上升的情况,对中国共产党产生重要影响。中共临时中央教条主义地接受联共(布)、共产国际的指示,没有能够科学分析民族危机日趋严重产生的新形势,充分认识到反对日本侵略的斗争正成为中国各族人民普遍要求,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阶级、阶层都有可能参加到这一斗争中来的新情况,在制定政策和策略时虽然也有正确的一面,如在白区领导组织各色公开反帝群众组织和在东北建立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等,但总体上是在"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致使没有抓住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国政治形势的新机遇,给革命造成极为严重的损失。

关于1927年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的几个问题

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大革命失败后莫斯科对华政策转折和探索的结果,它的错误是探索中的失误,它的探索对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后来确立中国革命的正确策略具有导引作用;会议对当时革命形势的估计以及在暴动策略的制定上是留有余地的,并非一味地强调即时暴动和拼命暴动;会议虽然犯了不恰当地强调党的指导机关干部工人化的错误,但是在当时提出把中共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克党的决定,却是重新整合党的组织资源的必要,是保持无产阶级政党性质的必要,是统一全党思想认识、推进党内民主建设的需要。

季米特洛夫为中共中央争取联共(布)中央经费援助的历史考察

延安时期,中共中央迫于生存发展压力和坚持抗战到底的需要,向季米特洛夫(共产国际)提出过不少于15次的经费援助申请。作为信仰坚定的马列主义者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充分发扬国际主义精神,排除负面信息干扰,努力维护中共中央和联共(布)中央之间的良好关系,在经费援助者联共(布)与需求者中共之间担任了不可替代的角色。为使中共及时拿到援助经费,季米特洛夫不厌其烦地落实数额、安排渠道、关注结果,给中国革命提供了巨大帮助。

国际革命背景下的中共东北党务——以满洲省委时期为例(1927～1936)

由于东北特殊的地缘关系,中共东北党身处与关内党组织迥然相异的内外部局面。满洲省委时期的东北党务工作无论是组织机构完善还是武装力量发展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在党员数量及群体构成方面却并不如意。此外,东北党在处理与东北联共(布)组织及原朝鲜共产党成员之间的关系上更是困难。东北党曾多次努力尝试建立与联共(布)的正式沟通渠道,但均因苏联自身的实用外交政策所制而未能如愿;在接收在东北原朝共党员入党后,其原有的派系纠葛非但没有消弭,反而随之延伸到中共东北党内。这一切,都使东北党成为国际革命背景下,中共地方党组织面临国际主义与地方利益两难困境的生动范例。

共产国际与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共产国际远东局在1930年1月上旬向中共中央提议召开"全国各苏区代表大会"。米夫在1930年4、5月间提出中共应"成立一个管辖所有苏区的临时革命政权机关"。1930年6、7月间,斯大林、莫洛托夫和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正式同意在中国成立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远东局直接为"一苏大会"起草主要法律文件,审定批准中共提出的临时中央政府组成人员名单。共产国际执委会还要求各国共产党热烈支持一苏大会胜利召开。

共产国际、联共(布)中央与中国苏维埃革命道路的确立

中共成立后,虽表示"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却未明确实现这一目标的措施。共产国际、联共(布)中央在促成中共与国民党合作建立统一战线开展大革命运动过程中,不赞成在中国建立苏维埃政权。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但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仍要求中共高举"国民党左派"旗帜。面对大革命运动失败惨痛教训,中共党内和共产国际内部要求打出苏维埃红旗的呼声日益强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毅然决定放弃"国民党左派"旗帜,在土地革命运动中打出苏维埃红旗。至此,斯大林终于同意让"中国同志自己去进行把苏维埃移植到中国的工作"。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遂蓬勃兴起。至1930年,经过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艰辛努力,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理论基本确立和形成。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国际情报部述论(1943年6月—1945年12月)

共产国际解散后,苏联共产党创建了国际情报部,其主要职责是领导欧洲各国共产党从事反法西斯斗争,具体包括支援东欧各国的游击战、在各国战俘中开展工作、通过报纸和广播进行反法西斯宣传、在德占区进行情报搜集工作等等。此外,国际情报部还协助联共(布)中央领导各国共产党,在解决各国共产党重大问题中发挥信息沟通和决策咨询作用,同时会同各国共产党处理一般性事务。

中央委员会规模变化的政治逻辑——基于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和俄共(布)—苏共的历史经验

文章以1927年后中国共产党、1929年后中国国民党和1917年后俄共(布)—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规模的历史变迁为考察对象,大致以20世纪50年代为界,分析这三个政党在不同时期中央委员会规模变动及背后的政治逻辑。通过分析,发现中央委员会规模的变动与政党自身的组织结构状况(如政党权威的集中程度、党内政治精英冲突等)有密切的关系,与政党生存面临的形势及其对政党造成的冲击也有密切的联系。因此,文章认为中央委员会作为政治权力配置的重要机制,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式政党的权力结构中具有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