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吕振羽对湖湘辛亥革命人物的评述

吕振羽虽长于治中国古代史,而在其史学研究中,也曾运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先后对陈天华、黄兴、蔡锷、宋教仁等湖湘辛亥革命人物进行过评述,具有较高的学术性和开创性。但由于多种原因,其个别评述还存在一些偏差与不足,值得我们在相关的研究中注意。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眼中的第二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唯物史观创造及其特点的思考

中国革命的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形态。这个理论形态的创造包括三个维度的内容:一是研究以十月革命为中心的世界革命,确立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观,这是世界革命的维度;二是研究和吸收第二国际的唯物史观的思想成果,建构中国的革命史观,这是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时代维度;三是以唯物史观分析中国的历史与现状,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范式,这是中国史观变革的维度。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正是在这三个维度的张力中创造了中国革命的唯物史观,进而推进了中国20世纪20至30年代的史学革命,为辩证唯物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从“陈蔡之厄”解读孔子的求道精神

司马迁对孔子一生的困厄有着深刻理解,《史记·孔子世家》对孔子的“陈蔡之厄”进行了详细记载,“陈蔡之厄”成了孔子求道精神的象征性事件。“匪兕匪虎,率彼旷野”象征着孔子顽强不屈的逆境之道,“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象征着孔子坚守节操的君子之道,“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象征着孔子直面现实的自省之道。由于孔子已经超越了他生活的时代,孔门之道在当时无法被接纳,却在后来的历史长河中大放异彩,“陈蔡之厄”中孔子提出的问题由历史给出了答案。

论陈留的区域文化对蔡邕的影响

近年的蔡邕研究多集中在其辞赋和碑文上,而对地域文化对于蔡邕的影响却鲜有论及。蔡邕出仕以前一直闲居故乡陈留,所以陈留的地域文化对蔡邕的影响极大。东汉时期的陈留有着鲜明、独特的地域文化,其地域文化及对蔡邕的影响体现在:陈留的部分地区在先秦时期是宋国、陈国、郑国、卫国的故地,而宋、陈是老庄思想的发源地,此地的隐逸风气自先秦时就长盛不衰,而蔡邕三十八岁之前一直隐居乡里,当与其故乡的隐逸氛围有关;东汉晚期陈留士人擅长清谈、爱好文艺的风气对蔡邕也影响甚大,蔡邕为了在清谈中取胜还援引《论衡》为助;陈留士人好读书、尚著述的风气促使蔡邕走上了治学之路,以致蔡邕的后半生一直致力于修史工作。蔡邕的行为方式和人生道路的选择均受到陈留区域风气的影响。

陈则民与民初上海律师公会改选

上海律师公会是在江苏三个律师公会团体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陈则民是该会创始成员,他利用私人关系逐步主导公会领导层。第二次担任会长期间,陈则民在其兄陈福民特权庇护之下公然触法,激化江苏审检机关内部矛盾,进而引起司法部整顿律师业。基于律师回避条例,陈则民被改派到江宁执业,匆促推定与其关系密切的杨景斌继任会长。1917年底,陈则民回到上海后试图重新夺取公会领导权,却遭到有意蝉联的新任会长蔡倪培抵制。双方权争导致公会组织走向松散。此后几年,公会经常因“投票权方式”和“参会人数”等问题出现流会现象。面对公会的混乱,负责监督的司法行政机关也不主动调解。最后,离任的司法次长张一鹏成为各方均可接受的会长人选,公会纠纷暂时停息。但这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公会离心倾向,对公会从会长制转向委员制产生了重要影响。

陈则民与民初上海律师公会改选

上海律师公会是在江苏三个律师公会团体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陈则民是该会创始成员,他利用私人关系逐步主导公会领导层。第二次担任会长期间,陈则民在其兄陈福民特权庇护之下公然触法,激化江苏审检机关内部矛盾,进而引起司法部整顿律师业。基于律师回避条例,陈则民被改派到江宁执业,匆促推定与其关系密切的杨景斌继任会长。1917年底,陈则民回到上海后试图重新夺取公会领导权,却遭到有意蝉联的新任会长蔡倪培抵制。双方权争导致公会组织走向松散。此后几年,公会经常因“投票权方式”和“参会人数”等问题出现流会现象。面对公会的混乱,负责监督的司法行政机关也不主动调解。最后,离任的司法次长张一鹏成为各方均可接受的会长人选,公会纠纷暂时停息。但这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公会的离心倾向,对公会从会长制转向委员制产生了重要影响。

蔡元定对河图洛书的区分——兼论蔡氏父子的范数之学

蔡元定主张"河十洛九"、"河先洛后",与刘牧的"河九洛十"、"河洛同出"说相反。蔡元定强调河图与洛书的区分,与朱熹的"虚中为易、实中为范"说企图融合河图、洛书也不同。其目的是加强十数图与《周易》八卦的关联,九数图与《洪范》九畴的关联,进而将《洪范》纳入易学系统。其子蔡沈的《洪范皇极》以《周易》为象学,对应河图,以《洪范》为数学,对应洛书,正是这一目的的体现。这一区分是对刘牧河图、洛书说的发展,蔡氏父子由此构建了其范数之学。

“孔子厄于陈蔡”之后

《论语》之外,从战国到秦汉的典籍中,还记载着各种与孔子有关的故事。该文解读其中关于“孔子厄于陈、蔡之间”的故事系列,揭示儒、道、墨三家对事件的不同想像及其在孔子形象的塑造中所起的作用,指出儒家把事件描述为孔子立德的范例,是树立孔子圣人形象的一种思想策略。

蔡元培与五四时期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创建

五四时期是中国现代民族主义高扬的伟大时代,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五四时期是狂飙突进的思想启蒙时代,各种各样的新观念、新思潮、新文化竞相激荡;五四时期是思想的天空大放异彩的璀璨时代,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胡适、鲁迅、毛泽东、吴虞、钱玄同、傅斯年、张东荪、杜亚泉、王光祈等影响深远的风云人物纷纷涌现。作为五四时期的重大标志性事件,五四运动至今已过去了百年,伴随着这一事件的百年纪念历程,学术界对于五四人物及其思想的研究也持续了百年。在五四百年后的今天,人们仍然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纪念、研究和阐释"五四",这不仅表明"五四"仍然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而且意味着"五四"所倡导的民主与科学精神依然具有永恒的时代价值,值得继续继承和高扬。作为五四精神的继承者,我们有必要站在新时代的高点上,回眸反思五四人物及其思想,重新审视五四时期的各种新思潮,揭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深层意蕴,再现五四思想天空的璀璨光辉。正是基于这种历史考量,我们与《河北学刊》杂志社共同策划了这组专题讨论,约请学术界相关专家对五四时期的风云人物(如陈独秀、蔡元培等)及有代表性的思想(如科学主义)等,再次进行深入考察,发掘其时代价值,以此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

陈独秀与蔡元培教育思想之比较

陈独秀、蔡元培都是中国现代教育的先驱者和奠基者。他们的教育思想差异很大,对现当代中国教育的影响也迥然不同。本文从教育兴国、教育强国理念的提出,现代新式教育的科学构想与实践,以"科学""民主"为统领的现代教育观,以培养新国民为旨归的世界观、人生观教育思想,着眼于塑造青少年健全人格的现代美育思想等多个维度与层次,对蔡元培、陈独秀教育思想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深入比较,并对他们教育思想的不同的历史贡献与影响进行了阐述分析。蔡元培和陈独秀的教育思想虽然差异很大,但是它们应该也可以相融互补。对其进行深入诠释和深度综合,并加以吸收和借鉴,有益于我国国民教育的当前改革和未来发展。

朝阳方言单音词考释

如今的汉语方言中,多数都存在着数量不少的古语词,而这些古语词对于汉语史的研究来讲是不可多得的活语料。朝阳方言中就存在着一些非常有特色的古语词,如"菜"、"棒"、"驏"、"抻"等,这些词语在朝阳方言中使用频率非常高,对这些古语词进行横向和纵向的考察研究不仅能明其来源,而且能将不同方言有机地联系起来,从而为汉语研究提供借鉴。

乱局中的变与不变: 20世纪20年代国立北京大学教育学系的史实考论

北京大学教育学系的酝酿与设立,一方面与借鉴德国注重教育之哲学研究的经验有关,另一方面也受大学培养中等教育师资的现实驱动。20世纪20年代,北京高等教育格局随政局经历了数次变动。在乱局中,北京大学教育学系的三任教授会主任皆因时局去职,师资、课程亦随政局频繁变动。但教育学系的课程变动中有稳定因素,即一直注重哲学相关课程。以陈大齐为代表的哲学系教授,注重培养教育学系学生的学识根底。北京大学复校后,陈大齐、戴夏主持教育学系,教员聘请和课程开设具有明显的德国倾向。但有德国留学背景的教授遭到学生的抵制。随着北平高等教育及北京大学经费和人才的衰败,北京大学教育学系也尽显颓相。

历代荔枝谱述评

我国是荔枝的原产地和世界上栽培荔枝最早的国家。自宋代至清末,先后出现了十五种以上的荔枝谱著作。本文将其基本内容、著作年代、著者生平、流传情况及后人著录的得失,一一予以评述。

新文化运动中的唯物史观派

新文化运动中的唯物史观派,是由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集合而成的革命家兼学问家群体。这个群体中的主要代表人物,在学理上对唯物史观展开了不同维度的阐释:李大钊从历史学维度阐释唯物史观;陈独秀从政治哲学维度阐释唯物史观;蔡和森从人类学古史研究维度阐释唯物史观;李达以《现代社会学》建构唯物史观中国化表述体系;瞿秋白则从唯物史观走向辩证唯物主义。他们的这些工作,开启了最初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运动,以一种新形态的现代中国哲学推进了中国哲学的古今之变,代表了自新文化运动后期发展起来的新的中国学术方向。

陈范与《苏报》案

20世纪初 ,《苏报》主人陈范 ,在革命派的影响下 ,与立宪主义决裂 ,走上反清革命之路。《苏报》也高举革命之旗 ,成为革命团体的机关报。由于《苏报》主张“排满” ,放言革命 ,清廷恨之入骨 ,随同帝国主义勾结 ,制造了中国新闻史上一件巨案———《苏报》

蔡元培与陈独秀教育思想共同特征辨析

蔡元培和陈独秀是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先驱,都对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过重大的贡献,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教育思想。他们都肯定教育在救国、兴国方面的社会作用,针对中国传统的教育方法提出了"五育并举"、"三育并重"的教育方针,并提出了平民教育、个性教育等新的教育理论,对中国教育与西方教育关系方面提出了各自的看法。深入比较探讨二者教育思想的共同性特征,有助于我们全面、深刻地理解中国近代的教育思想的发展轨迹及特点。

“主义明确”:蔡和森对党内早期机会主义的认识和分析

蔡和森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的领导人和理论家、宣传家,他较早总结党内早期机会主义的历史,分析其错误、危害及形成原因,坚决与机会主义划清界限,坚定地拥护马克思主义,为党内克服和避免机会主义的错误,为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提高贡献了力量。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站在新的发展阶段,我们仍要以史为鉴,坚决克服党内"左"的或右的错误干扰,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宋大事记讲义》成书考论

认为淳祐七年刘实甫序本《大事记讲义》并非吕中所撰,其《大事记》应是渊源自蔡幼学《大事记》,而蔡幼学作《大事记》则是为继续其师陈傅良未竟的《皇朝大事记》。刘实甫序本《大事记讲义》以蔡幼学《大事记》为基础而作了“讲义”,并补充了部分《大事记》的内容。其后,吕中又在刘实甫序本《大事记讲义》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讲义”,所以诸本《类编皇朝大事记讲义》和《类编皇朝中兴大事记讲义》都题为“吕中讲义”。陈傅良、蔡幼学作宋朝《大事记》,以及其后出现的《大事记讲义》,在体例上都受到吕祖谦《大事记》的影响。

陈有才的诗歌特征与豫南民歌

受豫南民歌启蒙并逐渐热爱现代新诗的诗人陈有才,其诗歌作品与豫南民歌之间有着血肉相连的关系。陈有才诗歌在主题的浓缩、诗眼的锤炼、语言的特征、诗意的韵味四个方面与豫南民歌之间存在着借鉴、继承与融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