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蘩》、《采蘋》、《甘棠》创作年代考论——《诗·召南》创作年代考论之一

《采蘩》为写召南贵族夫人采集白蒿以奉祭祀之作,《采蘋》为写将要出嫁的召南贵族少女采集浮萍、水藻后举行婚前教成祭祀仪式之作,二诗皆当作于周平王（前770年~前720年在位）初年;《甘棠》为召伯虎卒后故西周王畿遗民的悼亡怀念之作,当作于周平王元年至十二年（前770年~前759年）＂二王并立＂之时。

周邦彦何以写诗为蔡京祝寿并斥范纯粹为“奸臣”考

自王国维在其《清真先生遗事》中谓周邦彦在《汴都赋》中“颇颂新法”之后,当代学者即以“清流”目周邦彦,甚至有的学者认为周邦彦是“新党代表人物”,受到蔡京集团的排挤倾轧。实则周邦彦为蔡京集团成员,所谓“流落十年”乃宋代官制及邦彦为母守丧所使然,与新旧党争无任何关系。周邦彦既为蔡京祝寿,又呼范纯粹为“奸臣”,是其投向蔡京集团的政治信风。

陈范与《苏报》案

20世纪初 ,《苏报》主人陈范 ,在革命派的影响下 ,与立宪主义决裂 ,走上反清革命之路。《苏报》也高举革命之旗 ,成为革命团体的机关报。由于《苏报》主张“排满” ,放言革命 ,清廷恨之入骨 ,随同帝国主义勾结 ,制造了中国新闻史上一件巨案———《苏报》

土家族文化与民俗的新解读

清代江苏无锡戏剧家、诗人顾彩访问鄂西容美土司田舜年,记下所见所闻,写成《容美纪游》。土家族学者高润身、高敬菊为之作评注,将容美古俗与现代土家族民俗作比较研究,乃土家族文化与民俗的新解读。

《桃花扇》在容美土司的发展与嬗变

孔尚任在《桃花扇》中"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的思想与容美土司田舜年不谋而合,继而被其引进。为了迎合容美土民的审美意识和演唱习惯,戏剧家顾彩以《桃花扇》为蓝本重新撰写了一本《南桃花扇》,揉进了当地流传已久的柳子戏、南戏的部分唱腔及其他元素等,被顾彩自称为"巴曲"。改土归流后,此剧被禁演,却由此衍生出一个新的曲艺形式"长阳南曲"。孔尚任传授《桃花扇》,田舜年引进《桃花扇》,顾彩到容美移植《桃花扇》,这一切对容美戏剧整体水平的提高做出了巨大贡献,为土汉民族文化交流谱写了一曲动人的乐章。

《国史概论》作者考

《国史概论》是上海会文堂书局1914年推出的一部教科书性质的中国历史概论,由于版权页没有具体署明作者,因此该书一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文章以翔实的史料信息,充分论证此书为著名历史演义小说家蔡东藩所著,且是研究蔡东藩生平著述及历史思想的一部重要著作。

蔡元定对河图洛书的区分——兼论蔡氏父子的范数之学

蔡元定主张"河十洛九"、"河先洛后",与刘牧的"河九洛十"、"河洛同出"说相反。蔡元定强调河图与洛书的区分,与朱熹的"虚中为易、实中为范"说企图融合河图、洛书也不同。其目的是加强十数图与《周易》八卦的关联,九数图与《洪范》九畴的关联,进而将《洪范》纳入易学系统。其子蔡沈的《洪范皇极》以《周易》为象学,对应河图,以《洪范》为数学,对应洛书,正是这一目的的体现。这一区分是对刘牧河图、洛书说的发展,蔡氏父子由此构建了其范数之学。

蔡锷与樊锥

在蔡锷的一生中,樊锥是其第一位思想启蒙者。樊锥的教育、引导和示范,对于蔡锷从一个乡村"神童"成长为护国元勋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他们是师生,也是同志和战友,共同为反对封建专制、建立民主共和做出了重大贡献。

《桃花扇》成书问题辨正

关于《桃花扇》创作成书的记述和研究中存在不少错误。李详《脞语》中所说的孔尚任借寓枣园创作《桃花扇》、与李清共赏之的事,既不符合人物生平,又存在地理错误。晚清民国时多人关于孔尚任在泰州创作《桃花扇》的记述没有任何可靠的文献依据,因而不能被采信和接受。解瑶为《桃花扇》"按节终卷"的记载也值得怀疑。《梁溪诗钞》顾彩小传中所谓的顾彩乃是《桃花扇》的真正作者的说法和钱基博对此的分析、赞同也是违背客观事实的。

蔡东藩生平研究述评

蔡东藩是现代著名通俗史学家和通俗演义小说家,作为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的代表之一,对其生平思想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就此前有关蔡东藩生平研究进行了评述,以期总结以往,把研究推向深入。

论袁采《袁氏世范》的女性伦理观

家训是我国古代家庭教育特有的一种文献形式,侧重于对子弟进行修身养性、为人处世的伦理教育。袁采所著《袁氏世范》是继《颜氏家训》之后又一部影响较大的家训著作,《袁氏世范》深刻反映了作者的女性伦理观,涉及婚姻、教育、家族管理等方方面面。在《袁氏世范》中,袁采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出发,同情女性弱势群体,提出了相较于当时比较进步的女性伦理观,具有跨时代的思想意义和借鉴价值。

长阳南曲缘起《桃花扇》之考析

"缘起《桃花扇》说"是众多长阳南曲起源说中指向最具体、最明确的学说,但局限于没有发现相关文献资料、地方志和考古记录对二者的缘起关系的明确记载,使之陷入"飞来峰"的尴尬境地。笔者通过对长阳南曲所处的政治环境、历史流变、文化背景、传承地域、起源时间等因素进行纵向研究,通过对长阳南曲的构成元素、艺术特性、表演形式、传承方式等因素进行横向研究,阐述此学说的可能性,以求证长阳南曲缘起《桃花扇》是一个真实的命题。

《诗经》时代祭祀研究——兼论以《采蘩》为代表的植物祭

《采蘩》向读者展现出祭祀的场景。在封建社会中,用蘩菜祭神是夏族的习俗,体现了远古先民的思维模式。《诗经》时代祭祀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呈现出伦理化和文明化的特征。祭祀作为一种吉礼,至今还影响着人们的生活。

文人政治生态系统中的殉政者——对宋代儒医高若讷的再评议

宋代儒医高若讷是宋代整理研究伤寒论的第一家,为我国古典医籍整理和医学人才培养做出了杰出贡献,开创了后世研究伤寒的风气。他曾官居相位,医名远播,但"景祐党争"范仲淹集团和吕夷简集团的政治斗争,以及欧阳修的《与高司谏书》和蔡襄《四贤一不肖诗》让他背上了千载骂名。从"朝堂之争"到"文人干政",高若讷充当了文人政治生态系统中的"殉政"者。文学作品的传播范围和造成的影响是文人自己都无法估量的,虽然范仲淹、欧阳修们敢于正视自己,正视过去,直陈往事,但文学作品的流传使高若讷无可逆转地成为文学作品中的反面人物代表。

郑州黄岗寺北宋贾正之及其妻蔡氏墓志考

贾正之及其妻蔡氏墓志详细介绍了贾正之及其亡妻蔡氏的生平,职官及北宋后期的一些历史事件,是探讨北宋后期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姻亲、职官、书法艺术等方面的重要实物数据。

《韩非子·初见秦》篇作者考

今本《韩非子》首篇《初见秦》作者(即文中所谓'臣')的身份问题,是古今'韩非学'中的一桩重要公案。以往研究对该文的文本分析并不充分。《初见秦》文本语境大致对应于秦昭王五十年至五十六年之间,内容主旨是'臣'利用赵楚魏三国合纵抗秦局势,历数魏冉、范睢事秦'不忠',以求得到秦昭王'信''用'。取代范睢而后快的明显企图与对范睢批判的'不彻底'之间的矛盾是其显著特点。《初见秦》的历史语境与蔡泽入秦时间吻合,而该文内容及文本特点与蔡泽入秦目的及其入秦后相关史事、当时的秦国内外局势、秦国对外战略行动调整方向等均可形成对应关系。'臣'是蔡泽的可能性最大。

《左传》“著范宣子所为刑书”考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曰:'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从《传》文所载孔子评论,知'铸刑鼎'内容为'蒐于夷'后赵宣子赵盾所颁布刑法,实与范宣子士匄并无关涉。典籍中'范''笵''範'常为通假,且战国玺印'■'氏、'笵'氏皆读为'范'氏。笔者推测'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之'范',当是'範'字之误。'範'作名词可解为制作器物之模範,作动词可释为以模範制作器物。若依笔者之见,此段《传》文当书作'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範’宣子所为刑书焉',可译为:以赋晋国的一鼓铁铸造刑鼎,并将赵宣子赵盾所为刑书制为模範,记载其内容于刑鼎之上。《传》文所载蔡史墨对此事件之评论,其中最为关键文句为:'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其及赵氏,赵孟与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本文认为句中'易'字为蔓延之意,整句可释为:荀寅主张'铸刑鼎',与中行氏交好的范氏(范鞅)与之附和同声一气,使'铸刑鼎'之恶蔓延扩散,致使范氏步向亡途。此恶牵连赵氏,赵鞅(赵孟)参与此事,应是不得已而为之。赵鞅愿意参与此事的主因,笔者推测应是中行、范、赵三家借此交好结盟壮大实力,赵鞅亦欲表彰其先祖赵盾功业,乃与中行、范氏同为此事。(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