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走出去”之翻译思考——以蔡廷干《唐诗英韵》的译介与接受为例

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古典诗歌的英译显得尤为重要。这些诗歌不仅是中华文学的瑰宝,更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浓缩,具有丰富的艺术表现力和深刻的思想内涵。该文以蔡廷干的《唐诗英韵》为研究对象,旨在探讨其古诗翻译策略及其对当代中国文化外译的启示。通过深入剖析《唐诗英韵》的翻译方法、语言特点及其在海外的影响与接受情况,发现:其成功的翻译实践不仅有效传递了诗歌的韵律美与意境,也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了宝贵经验。研究结果显示,培养读者意识、注重翻译选材、增强译者素养、加强中西译者合作、打开海外市场等策略,对于推动中国文化外译具有重要意义。

陈祚明交游及《采菽堂古诗选》编选意图考论

清初陈祚明所编《采菽堂古诗选》体现出折衷七子、竟陵两派的诗学批评特色,在明中期以来出现的各类古诗选本中颇具特色。本文主要考述陈祚明的交游情况及《采菽堂古诗选》的编选意图。认为其诗学倾向与交游有着一定的关系,编选《采菽堂古诗选》则主要出于对当时宗宋派的回应,对格调诗学以汉魏、盛唐诗为典范的视野拓展,及强调古诗编选的辩体眼光、诗史品格与鉴赏批评功能等。

南宋《胡笳十八拍》集句诗之书写及其历史意义

传为蔡琰所作之诗有五言体和骚体的《悲愤诗》及《胡笳十八拍》,《胡笳十八拍》虽然不能确定为蔡琰所作,但由其文字内容观察,作者十分贴近蔡琰的心灵声音。其后以《胡笳十八拍》为题目的续作者,唐代有刘商,宋代则有王安石、李纲和文天祥等人的集句诗。李纲和文天祥《胡笳十八拍》集句诗的历史意义可梳理为三个层次:一是延续王安石的《胡笳十八拍》集句手法,仿效蔡琰自述乱离身世的叙事模式;二是进一步确立了杜甫的文学地位,推崇杜诗为集句诗写作的取材典范;三是实践"以诗为史",扩大了"诗史"的指涉范围。

民国武汉竹枝词的平民化取向——以蔡寄鸥作品为例

以蔡寄鸥作品为代表的民国时期的武汉竹枝词是对传统竹枝词的继承与革新,在内容上既注重为新时期女性而歌唱,又着墨于对土风习尚的市井生活之描摹;在手法上文辞平易、清新自然、视角下移,体现出平民化的取向,是展开民国武汉城市新态的画卷,具有重要的城市社会文化研究价值。

《唐诗三百首》中没有宋诗吗——与李定广先生商榷

莫砺锋先生在《文学遗产》2001年第5期发表了《〈唐诗三百首〉中有宋诗吗?》,考证出《唐诗三百首》所选张旭《桃花溪》一诗,实为宋人蔡襄所作《度南涧》。2007年李定广先生撰文,分十条对莫先生提出了质疑。本文即针对李先生的质疑加以辨析,再次确认《度南涧》等三首诗歌乃蔡襄作品。

论陈祚明的诗歌美学思想

陈祚明的诗歌美学思想,散见于《采菽堂古诗选.凡例》及诗歌评点之中。强调以言情为本,推崇清雅之美,崇尚多元审美取向,是其诗歌美学思想的基本特征。虽然陈祚明并没有提出带有质变性的诗学范畴,但是他拓展了传统诗学范畴的理论内涵与外延,表现出融通的批评个性,从而对清代诗学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再论《唐诗三百首》中张旭诗争议——兼答朱光立先生

唐张旭无文集传世,其诗散逸于诸书,其中《桃花溪》等三诗与宋蔡襄集中三诗基本雷同,从而产生著作权争议。而《桃花溪》又入选《唐诗三百首》。有学者极力论证三诗应属蔡襄,但论据和论证逻辑皆存在问题。本文又提供一系列新证据,结合以前全部正反证据看,《桃花溪》等三诗的著作权当归张旭。《升庵集》所载张旭的草书石刻,可视为三诗原貌。北宋文人普遍有手书、模仿、改写甚至剽窃唐诗的风气,蔡襄对其偶像张旭的诗帖有收藏、临摹、题写等行为,遂致《桃花溪》等三诗"误入"蔡襄文集。

“采诗”“陈诗”与上古“敬授民时”礼制

汉代形成的"采诗"说,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礼记·王制》的"太师陈诗";二是《左传》等古籍中有关"遒人徇路"之说,以"遒人"为官职,是古人的误读;"遒人"本义为"聚人",上古有用木铎聚人授时颁政之制;而太师陈诗之"诗",指的是歌舞,可以演绎仪式历法;"巡守"语境中的"陈诗",其实质是明堂月令政制的授时颁政之举;陇南地区的"春官"唱春习俗是上古"太师陈诗"的文化孑遗;上古"献诗"礼制与"采诗"亦无涉。

清切哀伤、诗体古旧的蔡邕的《琴操》——谦论汉代琴曲歌辞与乐府诗、五言诗的关系

蔡邕所整理的《琴操》在很大程度上是为琴曲定性,界定它的审美特征。琴曲歌辞主要是四言和骚体,采用的是古老的诗歌形式,因此,对乐府诗与诗体演变的关系必须全面审视,不能片面强调它对五言涛生成的推动作用。琴曲歌辞重在抒情,篇幅短小,这也是它和其它乐府诗的重要区别。蔡邕是按照自己的审美理想整理琴曲歌辞,流露出对旧诗体的依恋。

论《唐诗三百首》的经典观

《唐诗三百首》是以《唐诗别裁集》初刻本为蓝本编选而成,主要表现为编选体例和选诗宗旨相近,所选篇目相合率较高。《唐诗三百首》选诗既重"诗教",又重诗歌的艺术感染力。它在沿袭《唐诗别裁集》初刻本推尊盛唐观念的同时,降低了初唐诗的比重,突出了中晚唐诗歌,并把李商隐归举为唐诗大家。《唐诗三百首》的经典观反映了清代中期诗学思潮对唐诗经典体系的重新建构。

社科院《唐诗选》与古典唐诗观念的流变

社科院《唐诗选》为全面展示唐诗艺术成就而编,体现出新时期主流意识形态对唐诗的定位。它把唐诗发展分为八个时期,有利于弥补传统"四唐分期"时代先后与价值高下不尽吻合的缺陷。在降低盛唐诗人地位的同时,它有意提升白居易、李商隐等中晚唐诗人的地位,延续了《唐诗别裁集》以来矫正明七子"独尊盛唐"的诗学思潮。《唐诗选》既强调政治标准第一,又注重风格的多样与创新,它对唐诗富有个性色彩的论断是以古典唐诗观念诸多共识作为前提的。

汉灵帝时代能否产生《古诗十九首》——以蔡邕为中心

蔡邕是汉灵帝时代文坛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对鸿都门学的批判,表明当时的创作环境仍处于经学笼罩时期,不可能产生个人体验为中心的文人诗。作为当时文学创作最高水平的代表,蔡邕自身的诗歌创作并未达到《古诗十九首》的成就。同时,假设《古诗十九首》产生于汉灵帝时代,诗歌作者不可能遗失姓名,从而得出结论,直至汉灵帝时代都不可能产生《古诗十九首》。

论蔡元培的诗学观

蔡元培一生创作了不少诗歌,写下不少诗序和诗评。在阅读蔡元培诗歌、诗评和诗序的基础上,对蔡元培的诗学观进行分析,认为“诗人之诗”是蔡元培追求的诗学理想;“诗中有学”是其诗歌创作的主要特征;而“诗中有人”不仅指出诗歌与创作主体之间的关系,并且从根本上阐释了蔡元培诗学观及其诗歌创作特征的形成原因,即蔡元培自身的个性思想、学识修养影响着其诗学观和诗歌创作特征的形成。

丰满的寂寞:不为某种潮流而写作——论蔡其矫的诗歌

蔡其矫是一位不为某种潮流而写作的独立诗人。他的诗歌自觉地遵从最初的艺术感觉,孤寂地抒写心灵的欢乐与苦痛,虔诚地担当起了诗歌的责任。温情绵延于整个生命,却尝遍守夜的滋味,是蔡其矫一生创作的真实写照。

蔡其矫与余光中乡愁诗的比较

当代著名诗人蔡其矫、余光中都是泉州籍,都在50年代开始写作乡愁诗。他们一个在大陆,一个在台湾,他们乡愁诗的情感变化都随年代的变迁而变化;创作技巧也各具特色,产生了不少经典的乡愁诗作,为我国当代乡愁诗的发展树立了经典的范例。

论蔡文姬《悲愤诗》的悲情主题

东汉才女蔡文姬的一生坎坷传奇,充满悲剧色彩,其作品《悲愤诗》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她悲情的命运。运用诗史互证的方法,结合《三国志》《后汉书》等典籍记载,对《悲愤诗》进行细致解读,发现其中蕴含身遭离乱之悲、思亲之痛与别子之悲、众亲皆殁之痛与三嫁他人之悲的悲情书写。《悲愤诗》所描绘的个体悲情主题实为东汉末年社会史实的具体呈现,具有史诗书写的价值。

蔡琰《悲愤诗》的女性主义解读

《悲愤诗》是关于蔡琰苦难经历和个人情感的抒写 ,包含着时代乱离在女性生命意识中的投影 ,揭示出诗人所处时代女性群体的悲剧命运 ,其感受、观察和叙述的角度是女性心理和女性视角 ,无论从诗歌主题还是从叙述视角来看 。

蔡文姬与后世《胡笳十八拍》

《后汉书》中没有蔡文姬所作《胡笳十八拍》,只有《悲愤诗》。宋人虽质疑《悲愤诗》的真实性,却并不怀疑《胡笳十八拍》。蔡文姬所作《胡笳十八拍》自唐以来以非同寻常的"凄楚"而得到士人垂爱。因"隶属""乐府","哀怨"常借"音""舞""笛""笳""琵琶"等乐器得以宣泄。刘商、王安石的《胡笳十八拍》及类似题目的创作同样体现了"凄楚"的主旋律。这些作品虽不再缅怀蔡文姬生活的年代,却也是异族入侵、山河破碎的真实叙述。

蔡琰对个人及社会命运的诗意性反思

蔡琰是封建时代的文化女性,她的《悲愤诗》既是其个人悲惨命运之写照,也是当时丧乱社会历史的真实记载。在这些诗中,蔡琰以其敏锐而独特的精神领悟力,将个体的生命旅程化为一种深层次的反思性诗意表达,使其具有了超越时空的号召力与震撼力。

金代词家蔡松年词刍论

蔡松年是金代著名词人,其词风开金代百年之词运。蔡氏仕金三十年,仕途风顺,官居宰府。但蔡氏身处金初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的风口浪尖之上,进退维谷,动辄得咎,"违已交病,不堪其忧",其词或吟咏山光水影,或追忆往昔盛游,或抒发归欤之志,皆与其仕金经历有关。在艺术追求上,蔡氏词以"清"为主,具体表现为清新、清疏和清旷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