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CIAL ISSUE： RELIGION AND SOCIETY：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Peking University＇s role in China＇s Anti-Christian Movement in 1922-1927

本文阐述了北京大学知识分子在中国20世纪初的非基督教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尤为重视北京大学学者中的“非主流”观点。虽然北京大学大部分知识分子的观点和反基督教的主流舆论相吻合，但是也有许多学者表现出了高度的理智和宽容，警醒“用宗教式的狂热来进行反宗教运动”属于过激行为。这种众口一声中的少数派声音的存在，反映了一个文化的成熟、城府和健康。在今天中华民族力图重振文化大国形象的努力中，仍然有借鉴意义。

江绍原与蔡元培交往考述——以民俗学的追求为视点

作为“五四后”知识分子的江绍原,经历了从北京大学旁听生到民俗学者的身份转变,他以自己的路径选择彰显出北大新一代学人的成长。通过梳理江绍原在求学和治学历程中与蔡元培的交往史料,探寻他在世易时移中如何开展对民俗学者的身份寻求与自我形塑。在20世纪上半期中国从传统到现代的社会转型中,以对民俗学在中国的倡导与追求为切入点,透视江绍原与蔡元培的交往,可以发现两人间的交游体现出了北京大学两代学人在身份认同与治学理念上的共通之处。

变革型领导理论视域下蔡元培北大改革的内在逻辑和实践路径

在蔡元培入主北京大学之前,北京大学校政腐败、制度混乱、学生求官心切、学术氛围淡薄、封建文化泛滥。蔡元培下定决心到北京大学任职,并进行了全面改革。变革型领导理论视域下蔡元培的北京大学改革实践包括:凸显领导魅力,塑造北京大学的美好愿景;倡导智能启发,改变教员的心智模式;组建学生社团,促进学生个性化发展;重视激发鼓舞,赋予教授民主治校的权利等。通过蔡元培积极稳步的改革,北京大学从“升官发财之阶梯”成功转变为“研究学问之场所”,并对当今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有一定借鉴价值。

蔡元培与中国现代大学的创建

建立中国国家大学的想法,始于戊戌变法之年。其后,国家大学的建设步履艰难。民国元年,蔡元培出任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制定了《大学令》,史称壬子学制。从1917年1月到1923年1月,蔡元培掌北京大学六年。六年间,蔡元培围绕《大学令》的基本框架,从课程、师资、运行、制度诸方面改革北京大学,使北京大学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大学。蔡元培提升北京大学现代品质的依据,一是熟谙多灾多难的国家民族急需,二是善于借鉴欧美大学的经验。把国家需要和欧美经验结合,走出一条中国大学的成长之路。蔡元培引导国家大学从“书院旧法”的张百熙时代、“中学渐为饰品,西学止于贩卖”的严复时代,走到了共同研究学问、循思想自由原则、行兼容并收主义的北京大学时代。北京大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成为新思想新文化新学术的发源地。蔡元培努力将北大的成功与欧美大学的经验带入全国教育的布局,其国立与省立并举兴学强国的思想,在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中,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而重审百余年前的这段历史,对当下中国教育现代化发展新的实践也具有参考意义。

蒋梦麟的大学学科建设思想与实践研究

蒋梦麟作为一校之长在北京大学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北京大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大学学科建设思想与实践是其高等教育思想与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深深影响着北京大学学科的发展。蒋梦麟担任北大校长以后,秉持“精纯”的学科发展观,倡导大学学科“均衡发展”的指导原则以及注重发展自然科学。同时,立足这一大学学科建设思想,蒋梦麟通过推行学院制、扩充研究所为研究院等方式开展学科建设,从而为北京大学学科的内涵式发展提供了组织层面的保障。从蒋梦麟的大学学科建设思想与实践中,可以得出三点启示:一是明确学科发展目标,二是强调学科内涵式发展,三是适时进行学科组织建设与创新。

蔡元培与北京大学的德育困局

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期间在德育方面作了积极的探索,同时也面临诸多困难。其一是德育的地位发生动摇。蔡元培对德国古典大学观作了本土转化,在强调学术研究的同时亦重视道德教育,但在实际办学中,德育的地位受到学术的冲击。其二是私德的培育遭遇困境。蔡元培试图通过进德会培养学生的私德,然而未能取得预期的成效。其三是公德的培养面临挑战。蔡元培认为,公德主要体现为对团体与社会利益的关心,在办学中尝试引导学生将“爱国”落实为“爱民”,并注重培养学生爱校的自觉。受内外部因素的影响,相关举措成效并不显著。蔡元培与北京大学的德育困局既体现出移植国外大学制度时的调适与冲突,也反映了一位教育家与黑暗政治现实和旧习惯性抗争的勇气与无奈。

蔡元培的男女同校观探究

旧时代的中国女子接受教育相当不易,男女地位更是不平等。蔡元培积极提倡男女平等,提倡女子接受教育,且主张男女同校。从蔡元培的言论以及实践来讨论其对于男女同校的观点,可以得知,蔡元培1901年便有“初、二两级”男女学生可以同校,再到1912年在教育法令中提出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校,到中学阶段的孔德学校里实现男女同校,最后到五四运动后的1920年北京大学开放女禁,实现了大学男女同校。蔡元培不仅是在言论上发表男女同校的观点,且积极的实践,他走在推动中国男女同校的时代前列。

蔡元培时期北京大学的选科制改革

现有的研究基本上将“本科八十单位,半为必习科,半为选科”误认为是北大选科制最终的实施方案,其实这只是一个建议方案。1917年10月,北大文科在教育部召开的修改《大学规程》的会议上提出要以选科制取代年级制,这是北大最早提出“选科制”概念。1918年9月,北大文科率先试行临时选科制方案,这是北大最早实施选科制的时间,也使当时的北大成为最早实行选科制的国立大学。1919年9月,北大文理科新生开始实行新制选科制方案。北大的选科制改革有多重动因:教育部变革学制、修改《大学规程》是其体制动因;蔡元培执掌北大和胡适来到北大任教是其人事动因;人的自由发展和教育发展的历史趋势是其时代动因。北大选科制改革的意义不仅在于北大本身,还必须看到的是,北大的选科制改革从大方面体现出的是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起步之时,有关各方对建设中国高等教育的探索与尝试。

蔡元培:中国现代教育的奠基人

蔡元培主张教育独立与学术自由,在担任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时,倡导和践行美育,为民国确立了新的教育宗旨;作为校长,革新北大,建立了现代大学制度;坚持学术独立的原则,为国家建立了第一个学术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并担任院长。蔡元培为中国教育现代化与科学研究的建制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是中国现代教育的奠基人。

蔡元培与北京大学文科

蔡元培入主北京大学之后,偏重文理两科,尤其重视文科。蔡元培重点建设文科,是国家的思想革新所需,北大的办学条件所限,自己的兴趣所在和能力所及。其贯彻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广罗人才,力倡研究,积极办刊,促进了北大文科的快速发展。其实践经验说明:学科建设必须突出重点;选择重点学科适宜在外部需要、内部条件和领导偏好之间寻找结合点;建设重点学科应该紧靠学术。

从蔡元培北大改革看大学学术权力的制度构建——基于组织新制度主义的视角

蔡元培先生在北大推行的改革,从制度层面正式确立了以教授治校为具体形式的大学学术权力制度,进而开启了中国大学的现代化进程。从此次北大改革实践来看,大学学术权力的制度构建有必要在积极营造良性制度环境的条件下,从确立学者主导、民主管理的规则与规范体系,培植"学术为本"的大学文化—认知,建立独立、权威的学术权力机构,到建构学术主导型的资源配置机制和组织行动逻辑等方面协同行动,需要通过专家型大学校长和学者群体等关键制度性能动者的共同努力来实现学术权力从观念形态向制度实践的升华。

蔡元培与北京大学综合改革

深化综合改革是当前我国高校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围绕着"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的核心理念和目标,对北京大学的学科布局、科研组织、行政管理、学生自治等方面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改革。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综合改革具有理念清晰、定位明确,系统设计、整体推进,重心下移、激活基层,持续探索、不断调适等鲜明特点,对今天我国大学深化综合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蔡元培1923年辞职原因新探

1923年蔡元培的辞职是他与北大之间关系的转折点。这一事件不仅由此掀起了一股教育界"驱彭挽蔡"的风潮,也开启了此后数年他与北大教师学生就校长问题的"较量"。以往研究者更多关注于这一事件本身所蕴含的蔡元培敢于反抗军阀政府的政治意义及其不畏强权的高尚品德。现在看来,在此次辞职事件中,罗文干案只是一重要的导火索,而并非引发他辞职的全部原因。蔡元培选择了不合作的方式以辞职作为抗争,是五四后更趋激进的社会风向、北大突发的讲义费风潮、蔡元培内心难以调和的矛盾共同作用的结果。

蔡元培出长北京大学的前前后后

本文从蔡元培出长北京大学的内、外两个方面的原因 ,说明蔡出长北大并非孙中山“支持”和“指派” ,而是民国初年北洋政府及北京大学特定的时间、环境、条件及蔡本人“教育救国”

蔡元培北大改革理念新诠释及其现代价值

荣任中国第一所国立现代化大学——北京大学首任校长的蔡元培先生,采"教授治校"之大学改革理念,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之大学精神,改革传统北大,使其脱胎换骨为现代北大,进而引领中国其他大学步入现代大学轨道。这无论是对于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抑或对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都可谓功莫大焉。因此,研究蔡元培北大改革理念与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之间的关系,对于北大乃至其他中国著名大学通过系统改革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或学科将有着重大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蔡元培与五四运动

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后,通过一系列脱胎换骨的改革为北大成为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奠定了基础。在五四运动从爆发到获胜的全过程中,蔡元培自始至终与运动如影随行,起到了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由于他的影响,运动定格在了5月4日;又由于他的辞职和复职,运动得以持续并掀起高潮以至最终获得全胜。蔡元培堪称是五四运动的引发者、护航者、助推者,一定意义上也是运动的终结者,还是运动成果在北大的延续者。

乱局中的变与不变: 20世纪20年代国立北京大学教育学系的史实考论

北京大学教育学系的酝酿与设立,一方面与借鉴德国注重教育之哲学研究的经验有关,另一方面也受大学培养中等教育师资的现实驱动。20世纪20年代,北京高等教育格局随政局经历了数次变动。在乱局中,北京大学教育学系的三任教授会主任皆因时局去职,师资、课程亦随政局频繁变动。但教育学系的课程变动中有稳定因素,即一直注重哲学相关课程。以陈大齐为代表的哲学系教授,注重培养教育学系学生的学识根底。北京大学复校后,陈大齐、戴夏主持教育学系,教员聘请和课程开设具有明显的德国倾向。但有德国留学背景的教授遭到学生的抵制。随着北平高等教育及北京大学经费和人才的衰败,北京大学教育学系也尽显颓相。

蔡元培整顿与改革北京大学的历史经验

著名教育家蔡元培是整顿与改革北京大学获得非凡功绩的卓越先驱。他确立北大办学宗旨为研究高深学问而非升官发财的阶梯;遵循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不拘一格延聘教员;屏除京师大学堂封建官僚体制的衙门作风,建立起教授治校的民主管理体制;改革教学体制,实行选科制,使文理科相互沟通;重视学术研究,倡导组织社团,开展学术活动;改革招生制度,开创女生入大学之先河等等。学习和借鉴蔡元培整顿与改革北京大学的历史经验,既有历史意义,又对我们办好现在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价值。

蔡元培大学理念的当代价值

蔡元培是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和民主革命家。他对北大的改革气势恢宏,影响深远。特别是他改革北大的办学理念至今引领着中国当代大学的发展。从蔡元培大学理念的角度出发,结合我国当代大学理念之现状及大学理念建设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大学理念建设的一些设想。蔡元培大学理念启示当代高校要确立教授治校、大学自治的办学理念,以学生为中心,细化人才培养模式。

蔡元培1926年辞职事件再解读

1926年初自欧归国的蔡元培,被北大师生赋予厚望,能重掌北大,但他非但未能临危受命,反而采取断绝关系的辞职方式。在北大师生频繁急促的慰留函电背后,外间猜忌和怀疑也渐渐浮现出来。慰留者援引自北大已有成绩,坚持只有蔡元培回校,北大才能再续繁荣;怀疑者则认为蔡元培态度消极,已经不宜重回北大。蔡元培本人虽对北大感情深厚,却也深知难以凭一己之力挽救颓局。最终,他选择辞去校长,留在南方,其间也有种种难言之隐。蔡元培"毁誉听之"的态度,为人们自主诠释蔡元培提供了自由想象的空间。时人记忆中的蔡元培,也正是在此过程中悄然发生着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