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修改章程强行收购股权效力辨析——基于Calabresi＆Melamed模型的解释

现行公司法授权有限公司章程可在股东表决权、股权继承权、股权转让权和利润分配权四种股东权上设置另行规定,并具有优先于公司法适用的效力。但假如上述规定经由修改章程采行,且存在异议股东,章程修改效力就不无争议。司法实践中,公司通过修改章程强行收购股权行为效力争议案件已经大量出现,不同法官与学者认识不一甚至意见相左。法律经济分析学派中的Calabresi&Melamed模型或许对定分止争有所裨益。运用模型中的六种备选方案以及经济效率和分配目标的选择标准进行解释和判断后,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为了避免公司僵局的出现、增进股东之间的互信,应当尊重章程自治的效力,认定公司有权购买异议股东的股权,对价协商不成时可由法院裁定。

消费者人格权保护的法经济学分析——Calabresi与Melamed模型的一个应用

经营者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权利不受侵犯,采取一些可能损害消费者人格权的措施,如强制存包、安装监控摄像头等。由此产生了经营者财产权利和消费者人格权利发生冲突的问题,Ca-labresi与Melamed模型在上述问题的分析解决中可资借鉴。法官在裁量该类争议时,对于人格尊严权应当谨慎判断,看它是否有侵权行为以避免权利滥用;对于人身自由权应当按照不可让渡的权利进行保护;而对于隐私权这种并非不可让渡的权利,则应当应用模型中的责任规则进行保护。

数据权属界定及“卡-梅框架”下数据保护利用规则体系构建

大数据时代,数据权益冲突不断升级,权属界定成为数据保护与数据利用的核心问题,而《民法典》《数据安全法(草案)》等现行立法均未对此作正面回应。立足数据处理过程,对数上权益进行识别和界分是数据权属界定的基础。基于不同分类数据之上所承载的权益不同,可区分为个人数据之上个人数据主体的数据人格权益,衍生数据之上数据处理者的数据财产权益以及公共数据之上社会大众的公共利益。由此,采用法经济学中的"卡—梅框架",以数据权益保护的效果为核心构建数据保护及利用规则体系,包括确立数据财产规则,形成基于数据使用过程的权益分配机制;确立数据责任规则,设置数据征用权和数据求偿权;确立数据管制规则,实现行为规范、行为限制和处罚并行。

大数据时代数据权属及其保护路径研究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保护和大数据利用之间矛盾日益凸显。当前数据产业竞争乱象已经暴露国内对数据法律定位及其保护问题研究存在明显不足。从数据权属问题出发,分析数据财产权体系下的权属分配和保护规则,指出个人数据应当坚持个人控制、企业可以通过匿名化处理获得部分数据权利,政府数据应当作为公共产品处理。采用"卡-梅框架",以财产规则作为数据保护核心,对企业收集存储的用户数据适用责任规则,对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数据适用禁易规则。应对数据流通中遇到数据垄断、信息不对称等社会风险,建议构建法律、社会规范、市场和技术的多元数据治理体系。

经济分析法学发展中的价值矛盾——简评卡拉布雷西《事故的成本》

经济分析法学为研究法律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不过强调效率最大化的经济分析法学与法的传统正义价值是否矛盾还存有疑问。《事故的成本》的作者卡拉布雷西在事故法的领域就这一问题展开了探讨,颇有启示作用。尤其是在当下中国的适用和发展,如何规避经济分析的局限,处理法学本土化等新的问题仍需关注和思考。

当代法和经济学发展的第三条进路——法学与经济学的双向校验互动

科斯所代表的“法经济学”、波斯纳所代表的“法律的经济分析”以及卡拉布雷西所代表的“法学和经济学双向校验互动的耶鲁学派”可以并称为当代法和经济学发展的三条进路。卡拉布雷西参与学科交叉研究所秉持的交互检验的双向思维、建构综合分析框架实现学科交叉融贯的研究范式,和对“法律实践所可能包含的未经分析的有效人类经验”的尊重与坚守,在克服科斯和波斯纳理论研究范式既有缺陷的基础上,为法学理论和经济学理论的改进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对“新文科”建设背景下中国当代法学研究的发展和中国法治建设实践均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卡梅框架视角下的商标共存协议

商标共存协议被商家视为划定商标权利边界、平息诉讼争端、规避侵权风险的重要工具。然而,共存协议的法律效力认定尚未形成一个稳定的模式。在卡梅框架的指引下,商标局和法院原则上应当适用财产型规则,认可共存协议的效力,将共存协议作为混淆可能性足够低的推定证据。仅在公共利益严重受损时,商标局和法院才应适用禁易型规则,否定共存协议的效力。而且,公共利益包括消费者和其他商家两个维度,单纯的消费者混淆可能性不足以启动禁易型规则。在两种情况下,对公共利益的损害才严重到足以启动禁易型规则:一是从消费者视角观之,共存协议引发的混淆将导致重大实质损害。例如,在医药和环境等领域,混淆或许会带来难以弥补的健康和生态损害。二是从其他商家的角度观之,如果商标权利细分程度过高,其他商家在商标交易中负担的信息成本将超过共存协议带来的社会收益。其中第二项否定共存协议的理由,或许能随着共存协议公示制度的推进而逐渐丧失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