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地区社区营造的政策模式与组织变迁——以花莲县3个农村型社区为例

【目的/意义】我国台湾地区的社区营造兼具官方政策和社区实践的双重属性,必须全面认识才能更好地借鉴其经验。【方法/过程】在组织社会学视角下,尽管社区营造系列政策不断更迭,但其落地方式、政策要求、内在张力等基本条件却保持了较高的相似性,为社区组织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制度环境。【结果/结论】结合多个社区的实践发现,在制度环境约束下,社区组织在社区营造过程中会发生一系列的组织变迁,包括社区发展协会的复兴、社造模式的行政化、组织结构的科层化,以及社区精英的“位置痛苦”和退出。尽管科层化转型是社区营造成功的必要条件,但其“技术优越性”却易造成社区居民的“技术壁垒”,导致社区组织的异化、社区内部的双重区隔等问题的发生。

党建引领农村社会组织参与文化振兴的机制研究——基于农业农村部公布的多案例分析

围绕当前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扎实推进乡村文化振兴的过程中,农村社会组织广泛分散且蓬勃发展,是解决农村社会治理难题的有效途径之一。通过多层制度逻辑的视角,结合案例分析发现,党建引领农村社会组织参与文化振兴,是政治逻辑、科层逻辑以及个体行为逻辑共同作用的结果,农村社会组织的社会性、公益性和服务性在三重逻辑下,具体表现为其组织机构的有机性、社会动员的有效性以及社会互动的有序性。这一机制对于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完善乡村治理体系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于促进农村文化的繁荣发展,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制度建设中的运动式治理——对运动式治理的再思考

运动式治理这一现象近年来受到社会科学界的关注。许多学者对其进行了批评,认为这种治理手段表明常规治理手段的低效或缺失,而其本身成本高昂且收效有限,因而并不可取。一套有效的治理机制应该减少或避免运动式治理。本研究从组织理论的视角出发,认为在一个制度建设的过程中,运动式治理是常规治理机制得以演进和不断完善的基础,具体体现为：在外部环境变迁导致的原有常规机制失效的背景下,运动式治理是探索和建立新的、更为有效的常规治理机制的重要的工具。针对改革开放以来土地政策演变的实证研究证实了以上观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四次运动式清理在土地管理领域的制度建设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往针对运动式治理的批评基本忽视了运动式治理的背后是制度建设的努力与成效。

制造灵活性:数字治理的组织生态及其制度环境——基于M省A市的实证分析

数字治理的既有研究共享的基本假设大多是数字治理对科层组织的单向作用关系,即数字治理如何促进科层组织的优化。然而,数字治理本身的组织生态没有得到学界的关注和聚焦。文章以M省A市数字治理创新的历史过程为线索,呈现了数字治理的组织生态及其背后的双向运作过程。研究发现:相较于依托科层组织展开的政府运作,数字治理通过“入口”和“界面”控制实现了针对公众复杂需求的抽象和简化,进而通过数据与算法促进了条、块部门围绕着社会需求进行灵活分工,以此实现政府科层组织在新的社会制度环境中的灵活性。在此条件下,数字治理与科层组织相互嵌套形成一套复合架构,这一结构兼具数字治理的灵活性和科层治理的专业性,促进了国家治理体系的优效。但两种组织逻辑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张力。在科层组织一端,部门统合可能导致数据无法根据需求流动并被切块在条块内部;在数字治理一端,权责困境使下级需寻求上级部门的帮助,而“条块”围绕着数字治理创新绩效的创建过程又强化了基层的治理负荷,上述张力使数字治理塑造的灵活性空间收缩。结论指出,围绕数字平台体系与数据资产属性的综合制度设计是突破数字治理困境的重要制度选择。

制度建构：枢纽型社会组织的行动逻辑

在政府职能转变与转移过程中,作为政府职能重要接盘手的枢纽型社会组织,是同类、同质、同域中社会组织的领军者,是社会力量集体行动的组织载体,具有整合性、联结性、引领性与培育性等正向价值。但是,在实践中还存在"严进入、宽监督"、"重管理、轻整合"、"强权力、弱权利"的问题。主要原因在于社会组织理性成长缓慢、个人理性缺失,其中,个人理性是造成集体行动困境的根本原因。这就需要对枢纽型社会组织进行进一步制度建构。要使枢纽型社会组织成长并走向成熟,关键在于适度调整个人理性、协调制度合法性与改革合理性的融合、环境指标与绩效分析的统一以及构建政府干预与内部监督的制度保障。